門學校經常舉行會議，各地學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這所學校裏。大會費了好幾天的時間討論
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討不休。北京學生代表共有二十餘人，其中隻有
四個是出席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我在大會是沒表決權的，被選擔任總務方麵的工
作。
我對全國學生聯合會總務處的工作並不感興趣，事實上也未正式就職。我所注意的是考
察各地學生運動的實況。我發覺上海及各地學生會講演方麵的工作，趕不上我們在北京所做
的。“到民間去”的風氣很不普遍。為了要給各地同學一個榜樣，我親身在上海從事街頭活
動。我製了一些賣報的布袋子，發動同學們一齊去推銷愛國書刊，進行像北京學生聯合會演
講團一樣的工作。我背了一個裝滿《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愛國書刊的袋子，到街上去
一麵叫賣，一麵向市民宣傳，晚間歸來，有些代表們以驚奇的眼光笑著向我：“你這位社會
運動大家的生意好媽？”我充滿了自信向他們說：“成績還不錯。我們都要有這種到民間去
的精神才好！”我這樣做了幾天，終於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門口，受到一個外國巡捕的粗暴幹
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後用力的一推，幾乎使我跌倒。當我依然停在那裏表示不服的時候，
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態。我為了不願引起糾紛，以免防礙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進行，當
時沒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將這件不愉快的事宣揚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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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次嚐到外國租界勢力給予我的侮辱，使我確認反日之處，還要反對租界。
七月初，陳獨秀先生和北京學生聯合會十一位重要負責人魯士毅、江紹源等先後被捕。
我們旋即從北京收到關於這件事的詳細報告。在上海的北京學生代表團認為這是北京政府有
計劃摧殘北大的行動，並想到北京學生聯合會一時將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決定要我立即趕
回北京，號召同學們堅決反抗，決不使這個學生運動的中樞受到損傷。我遵命立即起程趕回
去貫徹這一個新任務。
當時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關於對北京政府的態度問題有些爭執。上海和南方各地有
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支持廣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數北方地區的
代表雖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對北京政府在各地壓迫學生，但仍不願將這種態度公開表示
出來。他們顧慮這樣作會捲入現實政治漩渦，予北京政府進一步摧殘教育的口實。可是，當
聽到陳獨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後，代表中就有人強調的指出：我們應當與上海等地的代表
采同一的態度，公開反對北京政府。果然，在我離開上海幾天之後，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便請
孫中山先生在會發表演說。這是全國學生傾向孫先生的第一個公開表示。
我趕回北京後，得悉魯士毅等十一位同學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將公開審訊。
陳獨秀先生則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裏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學曾表示出一種悲
觀的論調，認為以前要求拒絕和約簽字，懲辦賣國賊，是聲勢浩大的愛國行動，政府不得不
低頭；可是現在情勢有些改變了，暑假期中多數同學已經離開學校，捉去的隻是北大一所學
校的師生，是否能為了這件事發動一個轟轟烈烈的反抗運動，大有疑問。在一次北大學生幹
事會會議上，我鼓勵同學們：“我們應當堅決奮鬥下去，一定會得到全國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舉為出席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並由學生聯合會的評議會推舉我為學生聯會的主席，於
是我就首當其衝的展開了與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奮鬥。
在暑期中，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北大同學會的情景顯得不如“五四”到“六三”這一期間
的那樣熱烈。各校同學離京渡假的約占全體同學的三分之二，學生會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職員被捕了，還有一些從前較活動的同學，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麵
或暫不返京。因此學生聯合會經常工作的人員大為減少，並且換了一些生手，這樣我的職責
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去，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
會，吃飯也在辦公室裏，日以繼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會議、指導內
部工作、對外聯絡通訊、營救被捕同學、溝通各校同學意見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積極，學生
會的陣容因此又堅強起來了。這對我個人言，也可說是實習了一課領導工作。
為了抵抗當局的壓迫，各校校長，教職員和學生聯合採取同一步驟。國立八個專科以上
的學校校長組織了一個校長會議，以醫專校長湯爾和為代表。各專科學校教職員也組織了各
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討不休。北京學生代表共有二十餘人，其中隻有
四個是出席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我在大會是沒表決權的，被選擔任總務方麵的工
作。
我對全國學生聯合會總務處的工作並不感興趣，事實上也未正式就職。我所注意的是考
察各地學生運動的實況。我發覺上海及各地學生會講演方麵的工作，趕不上我們在北京所做
的。“到民間去”的風氣很不普遍。為了要給各地同學一個榜樣，我親身在上海從事街頭活
動。我製了一些賣報的布袋子，發動同學們一齊去推銷愛國書刊，進行像北京學生聯合會演
講團一樣的工作。我背了一個裝滿《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愛國書刊的袋子，到街上去
一麵叫賣，一麵向市民宣傳，晚間歸來，有些代表們以驚奇的眼光笑著向我：“你這位社會
運動大家的生意好媽？”我充滿了自信向他們說：“成績還不錯。我們都要有這種到民間去
的精神才好！”我這樣做了幾天，終於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門口，受到一個外國巡捕的粗暴幹
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後用力的一推，幾乎使我跌倒。當我依然停在那裏表示不服的時候，
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態。我為了不願引起糾紛，以免防礙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進行，當
時沒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將這件不愉快的事宣揚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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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次嚐到外國租界勢力給予我的侮辱，使我確認反日之處，還要反對租界。
七月初，陳獨秀先生和北京學生聯合會十一位重要負責人魯士毅、江紹源等先後被捕。
我們旋即從北京收到關於這件事的詳細報告。在上海的北京學生代表團認為這是北京政府有
計劃摧殘北大的行動，並想到北京學生聯合會一時將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決定要我立即趕
回北京，號召同學們堅決反抗，決不使這個學生運動的中樞受到損傷。我遵命立即起程趕回
去貫徹這一個新任務。
當時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關於對北京政府的態度問題有些爭執。上海和南方各地有
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支持廣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數北方地區的
代表雖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對北京政府在各地壓迫學生，但仍不願將這種態度公開表示
出來。他們顧慮這樣作會捲入現實政治漩渦，予北京政府進一步摧殘教育的口實。可是，當
聽到陳獨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後，代表中就有人強調的指出：我們應當與上海等地的代表
采同一的態度，公開反對北京政府。果然，在我離開上海幾天之後，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便請
孫中山先生在會發表演說。這是全國學生傾向孫先生的第一個公開表示。
我趕回北京後，得悉魯士毅等十一位同學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將公開審訊。
陳獨秀先生則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裏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學曾表示出一種悲
觀的論調，認為以前要求拒絕和約簽字，懲辦賣國賊，是聲勢浩大的愛國行動，政府不得不
低頭；可是現在情勢有些改變了，暑假期中多數同學已經離開學校，捉去的隻是北大一所學
校的師生，是否能為了這件事發動一個轟轟烈烈的反抗運動，大有疑問。在一次北大學生幹
事會會議上，我鼓勵同學們：“我們應當堅決奮鬥下去，一定會得到全國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舉為出席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並由學生聯合會的評議會推舉我為學生聯會的主席，於
是我就首當其衝的展開了與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奮鬥。
在暑期中，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北大同學會的情景顯得不如“五四”到“六三”這一期間
的那樣熱烈。各校同學離京渡假的約占全體同學的三分之二，學生會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職員被捕了，還有一些從前較活動的同學，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麵
或暫不返京。因此學生聯合會經常工作的人員大為減少，並且換了一些生手，這樣我的職責
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去，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
會，吃飯也在辦公室裏，日以繼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會議、指導內
部工作、對外聯絡通訊、營救被捕同學、溝通各校同學意見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積極，學生
會的陣容因此又堅強起來了。這對我個人言，也可說是實習了一課領導工作。
為了抵抗當局的壓迫，各校校長，教職員和學生聯合採取同一步驟。國立八個專科以上
的學校校長組織了一個校長會議，以醫專校長湯爾和為代表。各專科學校教職員也組織了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