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捕的消息，像電流似的激起了各學校學生的公憤。使大規模恢復露天講演的決議，
執行得更為熱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學生分隊出動，布滿北京城內外；講演團的旗幟到處飄
揚。“犧牲自由和身體來救國的時間到了”的聲音在人群中傳播著。六月四日，講演人數更
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軍警在這兩天內大捕講演者，結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學生。因監獄不
敷收容，又臨時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閉學生的拘留所。這種壓迫學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
驚慌和不滿，一部分商店並關閉店門，停止營業，以表示對學生的同情。各女學校的女學生
也都跑到街頭遊行講演起來了，城外兵營裏一部分士兵也有響應學生的風聲。軍警當局不得
不關閉城門，防止更大混亂。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講演學生之舉，震動了全國。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學生、商
人、工人首先響應，紛紛罷課、罷市、罷工。其他各地也隨著有同樣的表示。輿情鼎沸，舉
國騷然。
顢頇的當局到此時才認識到事態的嚴重；不得不於六月五日下令釋放學生，並接納學生
要求，於六月十日明令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樣三人免職。北京政府被逼讓步的事實，更
鼓勵了同學們不願輕易幹休的心情。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號召舉國繼續奮鬥，非做到拒絕派
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止。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也同樣熱烈，強力阻止中國代表陸微
祥等出席和會。中國代表動在民眾的壓力之下，終於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會表示拒絕簽
字。至此，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是勝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們更廣泛的理解到中國多年受屈辱的經歷和當時的處境，那末我們將更能認識五
四運動的重要性。五四運動為歐戰和日本侵略所誘發，直接受著新文化運動的滋潤；在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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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國的意誌，使舉世開始認識中國的民意不可輕侮。
這一青年運動能夠擺脫過去中國政治惡習的束縛，以嶄新的姿態、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
語言文字、有效的組織方法，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中國覺醒的標誌。
1 蔡元培於五月九日留書北大教職員學生，其文日：“我倦矣！‘殺君馬者路旁兒’，‘民亦勞止，汔可
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
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十一日北大學生又接其自途中函雲：“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
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
仆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職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
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
更待何時？至一麵提出辭呈，一麵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
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留去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
見諒，以為仆之去職為有不滿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
2 “救國十人團”的組織是北大事務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時所首先提倡的。他與蔡元培、李石曾、
李大釗等友善，有革命實行家之稱。他獨自出資刊印十人團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號召人民按十為單
位組織起來，由十而百而千而萬，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愛國要求，並致力平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方
案為學生會所接受實行。
第八章 為維護北大而奮鬥
北京政府雖然為勢所迫接納了學生的愛國要求，但仍未放棄壓製學生的企圖，所以五四
運動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們壓迫的對象。這使學生不能安心學習，不得不繼續作反抗的
活動。
六月初，京、津、寧、杭各地學生會代表齊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學生後，
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規模廣大的罷市、罷工、罷課風潮的時候.，各代表會同上海學生聯合會，
發起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進行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
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生運動的一次盛舉。
北京學生聯合會曾先後派出幾批代表，分向各地進行組織全國學聯的活動。北京學生代
表許德珩、黃日葵等人最先到達上海。段錫朋等也在全國學聯成立之前趕到。我和其他幾位
代表則在大會開幕之後才趕到。我到達上海時，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已借靜安寺路南洋商業專
執行得更為熱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學生分隊出動，布滿北京城內外；講演團的旗幟到處飄
揚。“犧牲自由和身體來救國的時間到了”的聲音在人群中傳播著。六月四日，講演人數更
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軍警在這兩天內大捕講演者，結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學生。因監獄不
敷收容，又臨時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閉學生的拘留所。這種壓迫學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
驚慌和不滿，一部分商店並關閉店門，停止營業，以表示對學生的同情。各女學校的女學生
也都跑到街頭遊行講演起來了，城外兵營裏一部分士兵也有響應學生的風聲。軍警當局不得
不關閉城門，防止更大混亂。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講演學生之舉，震動了全國。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學生、商
人、工人首先響應，紛紛罷課、罷市、罷工。其他各地也隨著有同樣的表示。輿情鼎沸，舉
國騷然。
顢頇的當局到此時才認識到事態的嚴重；不得不於六月五日下令釋放學生，並接納學生
要求，於六月十日明令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樣三人免職。北京政府被逼讓步的事實，更
鼓勵了同學們不願輕易幹休的心情。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號召舉國繼續奮鬥，非做到拒絕派
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止。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也同樣熱烈，強力阻止中國代表陸微
祥等出席和會。中國代表動在民眾的壓力之下，終於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會表示拒絕簽
字。至此，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是勝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們更廣泛的理解到中國多年受屈辱的經歷和當時的處境，那末我們將更能認識五
四運動的重要性。五四運動為歐戰和日本侵略所誘發，直接受著新文化運動的滋潤；在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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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國的意誌，使舉世開始認識中國的民意不可輕侮。
這一青年運動能夠擺脫過去中國政治惡習的束縛，以嶄新的姿態、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
語言文字、有效的組織方法，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中國覺醒的標誌。
1 蔡元培於五月九日留書北大教職員學生，其文日：“我倦矣！‘殺君馬者路旁兒’，‘民亦勞止，汔可
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
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十一日北大學生又接其自途中函雲：“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
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
仆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職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
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
更待何時？至一麵提出辭呈，一麵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
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留去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
見諒，以為仆之去職為有不滿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
2 “救國十人團”的組織是北大事務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時所首先提倡的。他與蔡元培、李石曾、
李大釗等友善，有革命實行家之稱。他獨自出資刊印十人團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號召人民按十為單
位組織起來，由十而百而千而萬，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愛國要求，並致力平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方
案為學生會所接受實行。
第八章 為維護北大而奮鬥
北京政府雖然為勢所迫接納了學生的愛國要求，但仍未放棄壓製學生的企圖，所以五四
運動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們壓迫的對象。這使學生不能安心學習，不得不繼續作反抗的
活動。
六月初，京、津、寧、杭各地學生會代表齊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學生後，
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規模廣大的罷市、罷工、罷課風潮的時候.，各代表會同上海學生聯合會，
發起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進行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
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生運動的一次盛舉。
北京學生聯合會曾先後派出幾批代表，分向各地進行組織全國學聯的活動。北京學生代
表許德珩、黃日葵等人最先到達上海。段錫朋等也在全國學聯成立之前趕到。我和其他幾位
代表則在大會開幕之後才趕到。我到達上海時，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已借靜安寺路南洋商業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