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背叛這劑毒藥
背信棄義絕非像我們希望的那樣隻是偶爾發生的事。日常生活中，親朋好友常令我們失望。工作單位裏，親密的同事因為利害衝突或反目為仇，或暗射冷箭。這是生活中醜惡然而卻是可以預料的一麵。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背叛祖國是一種公民所不齒的行為，無論他們對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製度持何種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過交道。他們背叛祖國的動機從崇高到卑鄙，前麵講述過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們或出於意識形態、經濟或政治動機，或純粹出於個人目的向外國出賣機密情報。
有一類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齒冷，特別值得研究。這就是身為一國諜報人員而向外國諜報機構出賣秘密的叛徒。有些人以為，幹諜報這一行的人平時對同事就沒有什麽信義可言。一朝自己內部出了叛徒，也不會大驚小怪。其實不然。背叛對任何一國諜報機構來說都是一劑毒藥。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卻十分有限。
一個諜報機構的心理文化與一個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員為了某個宏大目標或出於一種認同感凝聚成一個整體，不管這種認同感是意識形態上的還是其他方麵的。一旦他們中間出現縫隙，猜疑的毒水就會滲透進來。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即使自己的工作與叛逃者毫無關係，下次走近秘密投遞點（秘密投遞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膠捲的地點）時，或是通過收音機收聽總部發來的密碼指示時，也會心有餘悸，戰戰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發生後，徵募新成員也變得極為困難。
背叛事件對於諜報機構的頭頭來說後果同樣嚴重。一旦出了事，諜報機構馬上成了本國政治家注意的目標。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後引發的地震幾乎使中央情報局完全陷入癱瘓。諜報機構的一員叛逃時，背叛的不僅僅是他認識的男男女女，而是這一諜報機構的所有成員。當然，有各種辦法可以盡量縮小這種風險。比如，可以在單位內創造一種濃厚的戰友般的氣氛，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協作精神。要麽是利用童年時結下的友誼，無論是源於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還是小時侯在一起長大的經歷。任何想叛逃的諜報人員會覺得這樣做無異於背叛自己。中央情報局由大量來自美國東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國諜報機構內的牛津和劍橋小圈子也好，蘇聯諜報機構內子承父業的現象也好，均是防範背叛的手段。
由於叛逃後果極其嚴重，稍有可疑跡象就要認真對待，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從來沒幻想過，我手下的人個個都不食人間煙火。不過我跟東歐國家的諜報機構打交道時認識到，諜報首腦極不情願承認他們內部可能埋有定時炸彈。
社會主義各國的諜報機構中，彼此關係最難處的當屬東德和波蘭。不管波蘭共產黨人對莫斯科和它的盟國多麽忠心耿耿，歐洲歷史上波蘭人對德國以及俄國強權的憎惡註定了兩國關係不可能沒有傷痕。我們與波蘭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嫻熟的諜報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從隱藏在西德諜報機構裏的一名鼴鼠那兒獲悉，波蘭內政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向波恩駐華沙大使館解碼處的一位官員表示願意為西德當間諜。我決定微服私訪，親自向波蘭同事通報這一消息。波蘭國家安全部副部長什拉赫齊茨早就請我去波蘭國家安全部專用的上西裏西亞動物保護區共度周末，一起狩獵。我於是藉此機會前往。我倆在夜幕的掩護下，躲在樹叢中等待公野豬出現時，我告訴了他這個消息。我們一致認為，最佳辦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諜報機構的首腦一起設一個圈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誘他到某地接頭，然後把他當場抓獲。
見到波蘭反諜報首腦時，我才發現，什拉赫齊茨為了向我顯示他多麽重視這件事，還邀請了一些高級官員與會，協助我們製定具體方案。不消說，廚師多了反倒毀了一鍋湯。我們設了一個圈套，然後在預先定好的接頭地點--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麵。下一次約會他又沒有上鉤。顯然，波蘭國家安全部內有人走漏了風聲。後來聽說這個懷有二心的波蘭叛徒改投英國人。我無意從頭到尾再走一遭，把這案子交給波蘭人自己去處理了。
我從來沒覺得，我們情報局固若金湯。通過早期的叛變事件我已經領悟到，我手下的人並不比其他諜報機構裏的人聖潔。但我認為，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極大的凝聚力。戰後兩個德國的諜報機構都麵臨一項艱巨任務：在其成員中樹立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集體榮譽感，從而最大限度地縮小內部變節的風險。這方麵我們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諜報機構看做是文職政府部門的一部分，不像我們那樣，培養諜報人員彼此以戰友相待。考慮到諜報工作的危險，引入戰友意識十分恰當。
每一次叛變都有前因後果，給人的教訓也各不相同。對我打擊最大的一次叛變發生在1979年。當時正值冷戰時期，歐洲緊張局勢達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報局內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處之---科技部下麵b處的一名軍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爾·馬克思城與當地的諜報首腦開會。會議剛開始，就有電話找我。打電話的是我的一位副手。電話裏明顯可以聽出他聲音的緊張。“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廢話都沒有。我聽後一怔，隨口罵出一串兒髒話。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國的諜報首腦遇到這種事八成也會作出同樣的反應。“頭兒，還有更糟的呢，”電話另一端的人接著說。“保險櫃打開了。有些文件已不見。而且邊界特別通行證也他媽的沒了。”他指的是每個處的工作人員需要去柏林主要邊防站--弗裏德裏克大街邊防站--辦事時用的通行證。每個處隻有一個。東德邊防軍允許持這一證件的人到該邊防站西德那一邊。
背信棄義絕非像我們希望的那樣隻是偶爾發生的事。日常生活中，親朋好友常令我們失望。工作單位裏，親密的同事因為利害衝突或反目為仇，或暗射冷箭。這是生活中醜惡然而卻是可以預料的一麵。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背叛祖國是一種公民所不齒的行為，無論他們對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製度持何種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過交道。他們背叛祖國的動機從崇高到卑鄙，前麵講述過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們或出於意識形態、經濟或政治動機，或純粹出於個人目的向外國出賣機密情報。
有一類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齒冷，特別值得研究。這就是身為一國諜報人員而向外國諜報機構出賣秘密的叛徒。有些人以為，幹諜報這一行的人平時對同事就沒有什麽信義可言。一朝自己內部出了叛徒，也不會大驚小怪。其實不然。背叛對任何一國諜報機構來說都是一劑毒藥。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卻十分有限。
一個諜報機構的心理文化與一個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員為了某個宏大目標或出於一種認同感凝聚成一個整體，不管這種認同感是意識形態上的還是其他方麵的。一旦他們中間出現縫隙，猜疑的毒水就會滲透進來。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即使自己的工作與叛逃者毫無關係，下次走近秘密投遞點（秘密投遞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膠捲的地點）時，或是通過收音機收聽總部發來的密碼指示時，也會心有餘悸，戰戰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發生後，徵募新成員也變得極為困難。
背叛事件對於諜報機構的頭頭來說後果同樣嚴重。一旦出了事，諜報機構馬上成了本國政治家注意的目標。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後引發的地震幾乎使中央情報局完全陷入癱瘓。諜報機構的一員叛逃時，背叛的不僅僅是他認識的男男女女，而是這一諜報機構的所有成員。當然，有各種辦法可以盡量縮小這種風險。比如，可以在單位內創造一種濃厚的戰友般的氣氛，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協作精神。要麽是利用童年時結下的友誼，無論是源於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還是小時侯在一起長大的經歷。任何想叛逃的諜報人員會覺得這樣做無異於背叛自己。中央情報局由大量來自美國東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國諜報機構內的牛津和劍橋小圈子也好，蘇聯諜報機構內子承父業的現象也好，均是防範背叛的手段。
由於叛逃後果極其嚴重，稍有可疑跡象就要認真對待，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從來沒幻想過，我手下的人個個都不食人間煙火。不過我跟東歐國家的諜報機構打交道時認識到，諜報首腦極不情願承認他們內部可能埋有定時炸彈。
社會主義各國的諜報機構中，彼此關係最難處的當屬東德和波蘭。不管波蘭共產黨人對莫斯科和它的盟國多麽忠心耿耿，歐洲歷史上波蘭人對德國以及俄國強權的憎惡註定了兩國關係不可能沒有傷痕。我們與波蘭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嫻熟的諜報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從隱藏在西德諜報機構裏的一名鼴鼠那兒獲悉，波蘭內政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向波恩駐華沙大使館解碼處的一位官員表示願意為西德當間諜。我決定微服私訪，親自向波蘭同事通報這一消息。波蘭國家安全部副部長什拉赫齊茨早就請我去波蘭國家安全部專用的上西裏西亞動物保護區共度周末，一起狩獵。我於是藉此機會前往。我倆在夜幕的掩護下，躲在樹叢中等待公野豬出現時，我告訴了他這個消息。我們一致認為，最佳辦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諜報機構的首腦一起設一個圈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誘他到某地接頭，然後把他當場抓獲。
見到波蘭反諜報首腦時，我才發現，什拉赫齊茨為了向我顯示他多麽重視這件事，還邀請了一些高級官員與會，協助我們製定具體方案。不消說，廚師多了反倒毀了一鍋湯。我們設了一個圈套，然後在預先定好的接頭地點--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麵。下一次約會他又沒有上鉤。顯然，波蘭國家安全部內有人走漏了風聲。後來聽說這個懷有二心的波蘭叛徒改投英國人。我無意從頭到尾再走一遭，把這案子交給波蘭人自己去處理了。
我從來沒覺得，我們情報局固若金湯。通過早期的叛變事件我已經領悟到，我手下的人並不比其他諜報機構裏的人聖潔。但我認為，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極大的凝聚力。戰後兩個德國的諜報機構都麵臨一項艱巨任務：在其成員中樹立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集體榮譽感，從而最大限度地縮小內部變節的風險。這方麵我們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諜報機構看做是文職政府部門的一部分，不像我們那樣，培養諜報人員彼此以戰友相待。考慮到諜報工作的危險，引入戰友意識十分恰當。
每一次叛變都有前因後果，給人的教訓也各不相同。對我打擊最大的一次叛變發生在1979年。當時正值冷戰時期，歐洲緊張局勢達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報局內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處之---科技部下麵b處的一名軍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爾·馬克思城與當地的諜報首腦開會。會議剛開始，就有電話找我。打電話的是我的一位副手。電話裏明顯可以聽出他聲音的緊張。“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廢話都沒有。我聽後一怔，隨口罵出一串兒髒話。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國的諜報首腦遇到這種事八成也會作出同樣的反應。“頭兒，還有更糟的呢，”電話另一端的人接著說。“保險櫃打開了。有些文件已不見。而且邊界特別通行證也他媽的沒了。”他指的是每個處的工作人員需要去柏林主要邊防站--弗裏德裏克大街邊防站--辦事時用的通行證。每個處隻有一個。東德邊防軍允許持這一證件的人到該邊防站西德那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