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兩天前，我還按老習慣在新年之初給我們局的負責官員講了一次話。“同誌們，我們要時刻牢記，敵人鑽入我們的心髒才是最最致命的。”當時我這樣講不過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為震驚。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發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認為，如果我們在科技領域落在西德後麵，諜報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時對該部的工作特別關心。
詢問邊防軍後才知道，使用這張通行證的時間是頭一天晚上9點30分。等到有人覺察時，叛逃者早走了12個小時了。叛逃的時機是深思熟慮過的，一個冬天的假日周末。位於諾曼大街上的戒備森嚴的情報局總部裏，工作人員忙成一團，急著查看b處人員的休假安排，然後一一給他們家裏打電話，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個人是叛徒。
他們擬了一個可疑者名單。3小時後，我返回東柏林時，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負責核物理、化學和細菌學的第1分處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該處最精明強幹的官員之一，為人隨和，富於自信，叛逃前剛剛被任命為該處的黨委第一書記。通常隻有特別可靠的人才能擔任這一職位。毫無疑問，施蒂勒的叛逃是過去幾十年裏最嚴重的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從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那裏刺探情報的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導致我們10餘名間諜被捕。1961年，負責滲透西德境內的美國組織的官員沃爾特·格拉斯叛逃。我們的一些諜報活動為此夭折。兩人均定居西德，不時應西德諜報機構的請求為他們出謀劃策。）
情況十萬火急。我們立即採取了一切應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內的間諜和耳目發出警報，指示他們果在家裏，銷毀一切對他們不利的文件。與此同時，我們局的分析員仔細核對檔案，查明施蒂勒帶走了哪些文件。這是一場比速度的競賽。西德諜報機構動手捕人之前，我們必須盡快通知處境危險的人。
我們很快查明，施蒂勒帶走了載有告密者名單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個科技部參考的關係名單、一些間諜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報摘要以及他們的化名。單憑這些，還不足以知道這些間諜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點。然而西德的反諜報機構可以通過這批材料更好地判斷一些懷疑對象是否是我們的人。坦率地說，施蒂勒這傢夥確實膽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準備。帶走這批告密者的檔案材料無疑是為了逃到西柏林後可以給對方獻上一份見麵禮。顯然，他是鐵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後處死的風險。這說明他要麽早已被敵人收買，要麽打算叛變投敵。
就在我覺得昏天黑地之時，專線電話機響了。另一端的米爾克驚慌失措地告訴我，保險櫃裏裝有他講話稿和指示的幾個紙箱也不見了。他平時講話喋喋不休，不得要領。丟失這批材料無非是讓人有點難堪，根本算不上什麽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長大人不這麽認為。他在熱線上喋喋不休說個沒完，不肯放下電話。“那些壞蛋都拿到關於我的什麽材料了？”他翻來覆去地咆哮著。“真他媽的亂到家了！以後幹脆邀請敵人出席我們的會議算了！你們這幫人真讓我倒胃口！”
我真想對他吼上幾句，可還是緊咬嘴唇，壓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氣耍慣了，我聽任他把火發泄完。隨後從另一處檔案部門複印了一套他的講話稿，派人送去。裏麵夾了一張便條：“隨函附上落入敵手的您簽署過的文件。”這使他有機會在我們的對手西德諜報機構興高采烈地通過新聞界將這批材料公之於眾之前有個思想準備。
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對我們的打擊有多麽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當時科技情報工作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占的分量。科技部成立於50年代，最初建製很小，主要負責追蹤西德在核武器技術方麵的最新進展情況。幾位西德高級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出於對西德重整軍備的憂慮轉告我們說，西德境內正在建造的核電站中，燃燒劑和分離同位素的加工廠可以很快轉於軍事用途。
東德與西德之間已經在核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攻汗戰。重整軍備有可能延伸到生產核武器的任何苗頭都令公眾惶恐不安。跟蹤西德暗中發展核技術的活動已經讓我們忙個不停。它提取鈽的技術突飛猛進。同時，戰後西德新一代企業家加快了與一些暗中想成為核大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亞、巴基斯坦和南非。
核技術在東德同樣屬於敏感問題。我國並沒有在蘇聯的核能計劃之外另起爐灶。戰後，蘇聯嚴密控製了東德鈾礦的生產，一直到1990年東德垮台，德國統一後才結束了這種控製。總部位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南部的ag公司名義上是一家德蘇合資企業，其實是蘇軍控製下的一個獨立王國。德方的經理、工程師和科學家均為蘇軍工作。所有其他的德蘇聯合企業均交還給了東德，惟獨這家企業蘇聯一直不肯撒手。加上蘇聯人出於自己的軍事需要掠奪東德的寶貴資源，開採鈾礦因而在東德成為政治上最敏感的課題。
我國能源供應本來就很緊張，加之政府財政上又十分拮據，因此不時有人呼籲製定我們自己的核能發展計劃。這一要求得到了諸如核科學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福克斯因把西方製造原子彈的秘密透露給莫斯科而被英國人判刑坐牢。出獄後來到德勒斯登定居。福克斯認為，蘇聯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耍滑頭，用低價購買東德的鈾。我感覺實際情況很可能正像他所說的那樣。我們情報局於是夾在了中間，左右為難。一方麵，我們將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報轉給了蘇聯人。另一方麵，東德的科學家又提出，隻有我們自己大力發展科技，才有可能與西德競爭。東德領導人對不同類型的反應堆的評估越來越感興趣。我們局的科技部為此亟待搞到這方麵的情報。與此同時，又不能走露半點風聲，讓蘇聯人知道我們有這種想法。
詢問邊防軍後才知道，使用這張通行證的時間是頭一天晚上9點30分。等到有人覺察時，叛逃者早走了12個小時了。叛逃的時機是深思熟慮過的，一個冬天的假日周末。位於諾曼大街上的戒備森嚴的情報局總部裏，工作人員忙成一團，急著查看b處人員的休假安排，然後一一給他們家裏打電話，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個人是叛徒。
他們擬了一個可疑者名單。3小時後，我返回東柏林時，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負責核物理、化學和細菌學的第1分處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該處最精明強幹的官員之一，為人隨和，富於自信，叛逃前剛剛被任命為該處的黨委第一書記。通常隻有特別可靠的人才能擔任這一職位。毫無疑問，施蒂勒的叛逃是過去幾十年裏最嚴重的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從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那裏刺探情報的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導致我們10餘名間諜被捕。1961年，負責滲透西德境內的美國組織的官員沃爾特·格拉斯叛逃。我們的一些諜報活動為此夭折。兩人均定居西德，不時應西德諜報機構的請求為他們出謀劃策。）
情況十萬火急。我們立即採取了一切應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內的間諜和耳目發出警報，指示他們果在家裏，銷毀一切對他們不利的文件。與此同時，我們局的分析員仔細核對檔案，查明施蒂勒帶走了哪些文件。這是一場比速度的競賽。西德諜報機構動手捕人之前，我們必須盡快通知處境危險的人。
我們很快查明，施蒂勒帶走了載有告密者名單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個科技部參考的關係名單、一些間諜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報摘要以及他們的化名。單憑這些，還不足以知道這些間諜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點。然而西德的反諜報機構可以通過這批材料更好地判斷一些懷疑對象是否是我們的人。坦率地說，施蒂勒這傢夥確實膽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準備。帶走這批告密者的檔案材料無疑是為了逃到西柏林後可以給對方獻上一份見麵禮。顯然，他是鐵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後處死的風險。這說明他要麽早已被敵人收買，要麽打算叛變投敵。
就在我覺得昏天黑地之時，專線電話機響了。另一端的米爾克驚慌失措地告訴我，保險櫃裏裝有他講話稿和指示的幾個紙箱也不見了。他平時講話喋喋不休，不得要領。丟失這批材料無非是讓人有點難堪，根本算不上什麽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長大人不這麽認為。他在熱線上喋喋不休說個沒完，不肯放下電話。“那些壞蛋都拿到關於我的什麽材料了？”他翻來覆去地咆哮著。“真他媽的亂到家了！以後幹脆邀請敵人出席我們的會議算了！你們這幫人真讓我倒胃口！”
我真想對他吼上幾句，可還是緊咬嘴唇，壓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氣耍慣了，我聽任他把火發泄完。隨後從另一處檔案部門複印了一套他的講話稿，派人送去。裏麵夾了一張便條：“隨函附上落入敵手的您簽署過的文件。”這使他有機會在我們的對手西德諜報機構興高采烈地通過新聞界將這批材料公之於眾之前有個思想準備。
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對我們的打擊有多麽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當時科技情報工作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占的分量。科技部成立於50年代，最初建製很小，主要負責追蹤西德在核武器技術方麵的最新進展情況。幾位西德高級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出於對西德重整軍備的憂慮轉告我們說，西德境內正在建造的核電站中，燃燒劑和分離同位素的加工廠可以很快轉於軍事用途。
東德與西德之間已經在核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攻汗戰。重整軍備有可能延伸到生產核武器的任何苗頭都令公眾惶恐不安。跟蹤西德暗中發展核技術的活動已經讓我們忙個不停。它提取鈽的技術突飛猛進。同時，戰後西德新一代企業家加快了與一些暗中想成為核大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亞、巴基斯坦和南非。
核技術在東德同樣屬於敏感問題。我國並沒有在蘇聯的核能計劃之外另起爐灶。戰後，蘇聯嚴密控製了東德鈾礦的生產，一直到1990年東德垮台，德國統一後才結束了這種控製。總部位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南部的ag公司名義上是一家德蘇合資企業，其實是蘇軍控製下的一個獨立王國。德方的經理、工程師和科學家均為蘇軍工作。所有其他的德蘇聯合企業均交還給了東德，惟獨這家企業蘇聯一直不肯撒手。加上蘇聯人出於自己的軍事需要掠奪東德的寶貴資源，開採鈾礦因而在東德成為政治上最敏感的課題。
我國能源供應本來就很緊張，加之政府財政上又十分拮據，因此不時有人呼籲製定我們自己的核能發展計劃。這一要求得到了諸如核科學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福克斯因把西方製造原子彈的秘密透露給莫斯科而被英國人判刑坐牢。出獄後來到德勒斯登定居。福克斯認為，蘇聯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耍滑頭，用低價購買東德的鈾。我感覺實際情況很可能正像他所說的那樣。我們情報局於是夾在了中間，左右為難。一方麵，我們將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報轉給了蘇聯人。另一方麵，東德的科學家又提出，隻有我們自己大力發展科技，才有可能與西德競爭。東德領導人對不同類型的反應堆的評估越來越感興趣。我們局的科技部為此亟待搞到這方麵的情報。與此同時，又不能走露半點風聲，讓蘇聯人知道我們有這種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