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知道，應該在根據地的高層領導中，統一一下這個問題的認識。由於怕產生誤會，開一個小型會議避開了袁文才和王佐，隻叫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陳正人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人參加。學習黨的六大精神，毛澤東著重宣讀了《蘇維埃政府問題決議案》。
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直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如一聲輕雷滾過，會場中議論鵲起。
本來，作為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的袁文才和王佐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有的與會者有些犯嘀咕，現在聽了這個決議案，才知道二人沒有參加的原因。
問題已經很明顯了，袁文才和王佐正是中央所說的“這類首領。”
念完，毛澤東先未發表任何意見，他燃起一支煙，眼光掃過會場。
王懷和龍超清最先站起來表態：“既然中央有這樣的指示，我們應當執行，對於井岡山的土匪，我們也應堅決殲除。”不言而喻，矛頭直指袁文才和王佐。
最富戲劇性的是，袁文才和王佐1927年率部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反動派關押在永新城內的王懷等永新縣黨組織的負責人。
龍超清曾是袁文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而最後將袁文才和王佐送上斷頭台，不能不說龍超清和王懷也有著推脫不盡的責任，其中原因種種不一而足，後文會有交代。
關於他們思恩怨怨的最後一幕在1932年定格：1931年底，龍超清在贛南的廣昌縣被錯殺；1932年5月，王懷被錯殺……
這時，聽見龍、王二人有此言論，曾因上級一紙所謂“指示”而在湘南大吃苦頭的朱德和陳毅等人立即反對：“看來具體問題還是要多具體分析。依我看來，袁文才和王佐不能算是土匪的首領，他們在綠林時支援過革命，也曾改編成農民自衛軍，現在二人又都是軍委委員、特委委員，不但是黨員，而且是黨在根據地的領導人員，紅軍中出色的指揮員。難道我們忍心拿起屠刀，殺害我們自己的同誌？”
一語既出，陳正人、譚震林等人紛紛贊同。
雙方有些爭執不下。
作為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前委書記毛澤東將自己置於濃厚的煙霧包圍之中，似乎對眼前的爭論置若罔聞。
爭論市盡，大家的眼睛都望向毛澤東。
最後，毛澤東將手中的菸蒂一扔，一錘定音：
“對於袁文才和王佐兩位同誌，我們不能把他們當作土匪看待。經過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戰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為黨的事業，為根據地的鞏固，為紅軍的壯大，兢兢業業，立下了許多功勞。他們是功臣味，這樣的同誌如果被殺，我們將無立錐之地，革命事業將遭到重大損失……”
事情似乎有了結論，開完會後，毛澤東輕鬆地認為，這隻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但是，毛澤東沒有料到，這件事遠遠沒有結束。這道由中國那些脫離實際的共產黨人在遠離祖國的莫斯科所製定的“聖旨”，如一個幽靈，久久地在井岡山，在中國的上空徘徊，許多正直的人因此而含冤死去，隻不過袁文才和王佐應該是蒙冤較早又影響較大而又深遠的兩位。
大幕已經徐徐拉開，一場悲劇，即將上演。
而作為本劇的兩位主人公的袁文才和王佐，還懵然無知。
土客籍矛盾讓毛澤東傷透了腦筋
“金、木、水、火、土”，中國人以土為本，土籍即本籍，土籍人也就是本地人，而客籍人顯而易見是後到者。
客籍人正名應該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國悠悠幾千年文明之中孕育的漢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漢人，由於戰亂、饑荒和政治等原因背井離鄉輾轉南遷，然後擴展到江酉、福建、廣東、廣西、四川、湖南以及台灣等省。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從福建、廣東等地遷到江西、湖南等地的邊界地區。毛澤東所作的調查是：“他們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達幾百萬之眾。”
但是，客之所以為客，表明了他們一無所有的境地。客家人堅毅、勤勞、開拓的優秀品格使他們能夠在艱苦的條件下建築自己的家園。在田地全為土籍人所占有的情況下，他們沿山而居，而對土籍人來說，這群遠道而來的“客人”無時無處不對他們產生著潛在的威脅。這樣，雙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到20世紀20年代，隨著袁文才、王佐勢力膨脹，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當地客家人利益的代表。
作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對這種現象看得真切，因而也就倍感痛心。翻開《井岡山的鬥爭》，在《黨的組織問題》一節中，毛澤東用了不少的筆墨來向當時的黨中央解釋土客籍的問題。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引用毛澤東的原話，以使這個問題更顯清楚：
客籍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上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
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直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如一聲輕雷滾過，會場中議論鵲起。
本來，作為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的袁文才和王佐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有的與會者有些犯嘀咕，現在聽了這個決議案，才知道二人沒有參加的原因。
問題已經很明顯了，袁文才和王佐正是中央所說的“這類首領。”
念完，毛澤東先未發表任何意見，他燃起一支煙，眼光掃過會場。
王懷和龍超清最先站起來表態：“既然中央有這樣的指示，我們應當執行，對於井岡山的土匪，我們也應堅決殲除。”不言而喻，矛頭直指袁文才和王佐。
最富戲劇性的是，袁文才和王佐1927年率部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反動派關押在永新城內的王懷等永新縣黨組織的負責人。
龍超清曾是袁文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而最後將袁文才和王佐送上斷頭台，不能不說龍超清和王懷也有著推脫不盡的責任，其中原因種種不一而足，後文會有交代。
關於他們思恩怨怨的最後一幕在1932年定格：1931年底，龍超清在贛南的廣昌縣被錯殺；1932年5月，王懷被錯殺……
這時，聽見龍、王二人有此言論，曾因上級一紙所謂“指示”而在湘南大吃苦頭的朱德和陳毅等人立即反對：“看來具體問題還是要多具體分析。依我看來，袁文才和王佐不能算是土匪的首領，他們在綠林時支援過革命，也曾改編成農民自衛軍，現在二人又都是軍委委員、特委委員，不但是黨員，而且是黨在根據地的領導人員，紅軍中出色的指揮員。難道我們忍心拿起屠刀，殺害我們自己的同誌？”
一語既出，陳正人、譚震林等人紛紛贊同。
雙方有些爭執不下。
作為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前委書記毛澤東將自己置於濃厚的煙霧包圍之中，似乎對眼前的爭論置若罔聞。
爭論市盡，大家的眼睛都望向毛澤東。
最後，毛澤東將手中的菸蒂一扔，一錘定音：
“對於袁文才和王佐兩位同誌，我們不能把他們當作土匪看待。經過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戰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為黨的事業，為根據地的鞏固，為紅軍的壯大，兢兢業業，立下了許多功勞。他們是功臣味，這樣的同誌如果被殺，我們將無立錐之地，革命事業將遭到重大損失……”
事情似乎有了結論，開完會後，毛澤東輕鬆地認為，這隻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但是，毛澤東沒有料到，這件事遠遠沒有結束。這道由中國那些脫離實際的共產黨人在遠離祖國的莫斯科所製定的“聖旨”，如一個幽靈，久久地在井岡山，在中國的上空徘徊，許多正直的人因此而含冤死去，隻不過袁文才和王佐應該是蒙冤較早又影響較大而又深遠的兩位。
大幕已經徐徐拉開，一場悲劇，即將上演。
而作為本劇的兩位主人公的袁文才和王佐，還懵然無知。
土客籍矛盾讓毛澤東傷透了腦筋
“金、木、水、火、土”，中國人以土為本，土籍即本籍，土籍人也就是本地人，而客籍人顯而易見是後到者。
客籍人正名應該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國悠悠幾千年文明之中孕育的漢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漢人，由於戰亂、饑荒和政治等原因背井離鄉輾轉南遷，然後擴展到江酉、福建、廣東、廣西、四川、湖南以及台灣等省。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從福建、廣東等地遷到江西、湖南等地的邊界地區。毛澤東所作的調查是：“他們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達幾百萬之眾。”
但是，客之所以為客，表明了他們一無所有的境地。客家人堅毅、勤勞、開拓的優秀品格使他們能夠在艱苦的條件下建築自己的家園。在田地全為土籍人所占有的情況下，他們沿山而居，而對土籍人來說，這群遠道而來的“客人”無時無處不對他們產生著潛在的威脅。這樣，雙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到20世紀20年代，隨著袁文才、王佐勢力膨脹，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當地客家人利益的代表。
作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對這種現象看得真切，因而也就倍感痛心。翻開《井岡山的鬥爭》，在《黨的組織問題》一節中，毛澤東用了不少的筆墨來向當時的黨中央解釋土客籍的問題。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引用毛澤東的原話，以使這個問題更顯清楚：
客籍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上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