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當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誌為這種惡劣的封建陋習而互相忌恨甚至仇殺。他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度，邊界上客籍同誌之間，出現了少有的空前團結。
然而，這種土客籍之間的“蜜月”並未維持很久。
1929年1月，毛澤東與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山，出擊贛南閩西，前委隨之而去。以土籍人為主要領導的湘贛邊界特委成了井岡山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一些矛盾也慢慢隨之加劇，土客籍之間的矛盾更是迅速成為了多種矛盾的焦點。
紅四軍下山，井岡山失守之後，特委亦被衝散，但很快便得到恢復。
然而，曾擔任邊界特委委員的袁文才和王佐無緣再進入特委。
在1929年5月重新選舉的特委裏，鄧幹元、朱昌偕先後擔任書記。劉天幹任副書記，鄧幹元、劉天幹、劉真、陳正人、譚思聰為常委，執行委員中還有宛希先、朱亦嶽、龍超清、王佐農、周裏、蘇瑞蘭。袁、王二人再次無緣。
曾為客籍所受的欺淩而打抱不平的袁文才和王佐，已被槍口悄悄瞄準。
而在這個時候，有些有身份的人，還在推波助瀾。
曾任湘贛特委書記的楊開明還向中央告了一狀：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
“他們二人根本無改變之可能，因為一則不接受批評，二則不看黨的書報（王不識字），隻相信自己才能，槍桿子萬能而已，對我們的政策，常常麵是而心非。
“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
以上是楊開明在1929年2月25日所說的話。
1929年8月，即將離任的特委書記鄧幹元，則是說得更為離奇，把問題看得更加嚴重：
“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
鄧幹元還向中共中央建議了解決袁王的詳細辦法：
“對此問題，邊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調開，此為上策；二是敷衍以圖安，此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會的指示解決之，此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亦行之，而土匪不再上當，下策則須依現時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則請問是否執行下策或想辦法？”
他們採用了下策。
袁文才走了不該走的一步
平心而論，美玉尚有暇疵，袁文才、王佐，凡人耳，豈能是十全十美之人？他們也有缺點。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山前夕，為了調整守山的力量，毛澤東主張留下三十二團協助紅五軍，同時，為了加強紅五軍的力量，又從紅四軍抽調一部分幹部充實到了紅五軍，而袁文才則擔任紅四軍副參謀長，跟隨紅四軍大部隊行動。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部隊走到東固，袁文才竟一人私自跑回了井岡山。
袁文才欣欣然下山，為什麽半途折返？據一些當年曾是袁文才與王佐部下的老人講，袁文才在進東團的路上，意外地得知了六大文件《蘇維埃政府問題決議案》的內容，心中驚慌，此致不告而別；再加上他地方觀念太強，害怕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得來，於是幹脆三十六計走為上。
不過，袁文才終究是一位黨員，在王佐的幫助下，他們找到了時任寧岡縣委書記的何長工，勇敢地承認了錯誤。寧岡縣委給了他一個黨內警告的處分，並讓他繼續擔任寧岡縣委常委。
事情平息了，但袁文才走了這不該走的一步，實為下策。
同時，袁文才這次不光彩的逃兵經歷，也為他日後的殺身之禍埋下了禍根。
毋庸諱言，早年的綠林生涯也導致了袁文才和王佐一些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唯我獨尊，目中無人。綠林時期，袁、王二人在井岡山上下相互呼應，控製著這一帶的生殺大權。
曾有老人回憶說，工農革命軍來井岡山之前，五大哨口之內，大小五井一帶，任何可疑之人均逃不過王佐的眼睛。某個外地人在井岡山買了一隻雞蛋，王佐都能詳細弄清來人的身份和來龍去脈，正是這樣，以致後來積重難返。
但是後來，及至毛澤東來到井岡山，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
毛澤東初來乍到時，袁文才和王佐對毛澤東心懷戒意，但看到毛澤東毫無敵意反而給他送槍，幫助訓練部隊，猜疑之心漸去，轉而信任。再後來，被毛澤東的誠懇所感動，被他卓越的才華所折服，他們對毛澤東簡直到了推崇備至，近乎膜拜。
個人崇拜是中國幾千年來的痼疾，而作為綠林出身的袁、王，似乎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相信的是某個人。
久而久之，在井岡山除了毛澤東和朱德，袁王漸漸不大瞧得起別人，他們眼裏也隻有朱毛。
也正因如此，朱毛下山後，袁王開始不大相信特委的領導人，而特委的領導人因與袁王在上客籍問題上積怨已深，看到袁王不聽特委的話更是忿忿不平。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佩服”特委一些人的政治“能力”和理論“水平”。隨著與袁王矛盾的加劇，他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共六大文件，這是他們的尚方寶劍。歷史朝著我們極不情願看到的方向然而卻是沿著預定軌跡向前緩緩推進。
然而，這種土客籍之間的“蜜月”並未維持很久。
1929年1月，毛澤東與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山，出擊贛南閩西，前委隨之而去。以土籍人為主要領導的湘贛邊界特委成了井岡山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一些矛盾也慢慢隨之加劇，土客籍之間的矛盾更是迅速成為了多種矛盾的焦點。
紅四軍下山，井岡山失守之後，特委亦被衝散，但很快便得到恢復。
然而，曾擔任邊界特委委員的袁文才和王佐無緣再進入特委。
在1929年5月重新選舉的特委裏，鄧幹元、朱昌偕先後擔任書記。劉天幹任副書記，鄧幹元、劉天幹、劉真、陳正人、譚思聰為常委，執行委員中還有宛希先、朱亦嶽、龍超清、王佐農、周裏、蘇瑞蘭。袁、王二人再次無緣。
曾為客籍所受的欺淩而打抱不平的袁文才和王佐，已被槍口悄悄瞄準。
而在這個時候，有些有身份的人，還在推波助瀾。
曾任湘贛特委書記的楊開明還向中央告了一狀：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
“他們二人根本無改變之可能，因為一則不接受批評，二則不看黨的書報（王不識字），隻相信自己才能，槍桿子萬能而已，對我們的政策，常常麵是而心非。
“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
以上是楊開明在1929年2月25日所說的話。
1929年8月，即將離任的特委書記鄧幹元，則是說得更為離奇，把問題看得更加嚴重：
“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
鄧幹元還向中共中央建議了解決袁王的詳細辦法：
“對此問題，邊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調開，此為上策；二是敷衍以圖安，此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會的指示解決之，此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亦行之，而土匪不再上當，下策則須依現時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則請問是否執行下策或想辦法？”
他們採用了下策。
袁文才走了不該走的一步
平心而論，美玉尚有暇疵，袁文才、王佐，凡人耳，豈能是十全十美之人？他們也有缺點。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山前夕，為了調整守山的力量，毛澤東主張留下三十二團協助紅五軍，同時，為了加強紅五軍的力量，又從紅四軍抽調一部分幹部充實到了紅五軍，而袁文才則擔任紅四軍副參謀長，跟隨紅四軍大部隊行動。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部隊走到東固，袁文才竟一人私自跑回了井岡山。
袁文才欣欣然下山，為什麽半途折返？據一些當年曾是袁文才與王佐部下的老人講，袁文才在進東團的路上，意外地得知了六大文件《蘇維埃政府問題決議案》的內容，心中驚慌，此致不告而別；再加上他地方觀念太強，害怕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得來，於是幹脆三十六計走為上。
不過，袁文才終究是一位黨員，在王佐的幫助下，他們找到了時任寧岡縣委書記的何長工，勇敢地承認了錯誤。寧岡縣委給了他一個黨內警告的處分，並讓他繼續擔任寧岡縣委常委。
事情平息了，但袁文才走了這不該走的一步，實為下策。
同時，袁文才這次不光彩的逃兵經歷，也為他日後的殺身之禍埋下了禍根。
毋庸諱言，早年的綠林生涯也導致了袁文才和王佐一些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唯我獨尊，目中無人。綠林時期，袁、王二人在井岡山上下相互呼應，控製著這一帶的生殺大權。
曾有老人回憶說，工農革命軍來井岡山之前，五大哨口之內，大小五井一帶，任何可疑之人均逃不過王佐的眼睛。某個外地人在井岡山買了一隻雞蛋，王佐都能詳細弄清來人的身份和來龍去脈，正是這樣，以致後來積重難返。
但是後來，及至毛澤東來到井岡山，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
毛澤東初來乍到時，袁文才和王佐對毛澤東心懷戒意，但看到毛澤東毫無敵意反而給他送槍，幫助訓練部隊，猜疑之心漸去，轉而信任。再後來，被毛澤東的誠懇所感動，被他卓越的才華所折服，他們對毛澤東簡直到了推崇備至，近乎膜拜。
個人崇拜是中國幾千年來的痼疾，而作為綠林出身的袁、王，似乎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相信的是某個人。
久而久之，在井岡山除了毛澤東和朱德，袁王漸漸不大瞧得起別人，他們眼裏也隻有朱毛。
也正因如此，朱毛下山後，袁王開始不大相信特委的領導人，而特委的領導人因與袁王在上客籍問題上積怨已深，看到袁王不聽特委的話更是忿忿不平。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佩服”特委一些人的政治“能力”和理論“水平”。隨著與袁王矛盾的加劇，他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共六大文件，這是他們的尚方寶劍。歷史朝著我們極不情願看到的方向然而卻是沿著預定軌跡向前緩緩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