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部的旗手羅和生看見尹道一，便縱身撲了過去，大叫：“尹道一在這裏！”說畢，緊緊地箍住了尹道一。
緊隨其後的王佐部班長李珍珠聞聲，也撲了過去，拿起一把兩麵刀直向尹道一的胸口捅去。尹道一當場斃命。
消息傳到茨坪，王佐猶不相信多年的夙願一朝成真，直至看到尹道一的首級，他才不禁仰天長笑，接著朝著尹道一的首級狠狠抽了兩記耳光。第二天，王佐命部下抬著尹道一的首級在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帶遊鄉示眾。
梟首尹道一，給王佐最大的震動是，革命軍中能人多。他鄭重地向何長工提出請毛委員給他派一些幹部來幫他訓練部隊。
這正是何長工所要達到的目的。就在王佐提出要求的第二天，革命軍中的一批精英人物，康健、李源流、段輝唐、何理文、朱子和、肖萬俠等二十多人走進了王佐神秘的綠林山寨中，幫助王佐降服那一群沒有套上籠頭的“野馬”。
經過嚴格的政治、軍事訓練，王佐部下的一幫人竟然被調教得像模像樣。一幫懶散的無組織、紀律性可言的烏合之眾開始向工農革命軍看齊，王佐為此高興得合不攏嘴。
1928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隊完成了他們向正規革命軍轉變的關鍵性一步。在寧岡大隴的朱家祠前寬大的草坪上，毛澤東親自主持大會，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黨代表。
相當於“國防部長”的人
毫無疑問，毛澤東及工農革命軍能夠在井岡山站穩腳跟，有塊能夠讓他們稍稍喘息一下的根據地，離不開袁文才和王佐最初的幫助；中國的革命能夠從井岡山開始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路，也與袁文才、王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而撇開這些客觀的東西，毛澤東發現王佐是個很有特點的人。首先，他是條血性的漢子，性格耿直。其次，他一旦認準了誰是他的朋友，那他就會對他忠心耿耿。
王佐認定毛澤東是一位真正可信賴的朋友，因此，王佐對毛澤東是既忠心又佩服，曾經一度，王佐在井岡山隻服毛澤東，除了毛澤東，別人的話他很少能聽得進去。
但是，王佐對毛澤東的敬佩走了極端，在他眼裏，隻有毛澤東，而少有組織，對其他的同誌便不大瞧得起，別的意見也不大聽得進，這一點，也釀成了他日後的悲劇。
毛澤東還發現，王佐勇敢善戰，對井岡山又有著極深厚的感情，而根據地有人出去打仗就得有人守家，王佐是守衛井岡山的極佳人選。毛澤東毫不猶豫，把堅守根據地的重擔全盤壓到了王佐的肩上，而王佐也欣然接受，樂此不疲。
1928年7月以後，由於鬥爭形勢的發展，根據地的黨、政、軍各種首腦機關，逐漸遷到茨坪。為了進行根據地的對外防務，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下設防務委員會，由王佐擔任防務委員會主任，負責整個根據地的防務。
如果把井岡山根據地比作為在四周白色恐怖中的一個小小的紅色國度的話，那麽，王佐該是這個紅色國度的國防部長了。
不過，王佐這個防務委員會主任不但負責根據地的防務，整個根據地軍民的吃喝拉撒睡他都得管。有什麽辦法，誰叫他是井岡山的“山大王”呢。
這樣，王佐還要負責在上井的造幣廠，在茨坪的軍械處、被服廠，分布在茨坪和各個鄉的公賣處，地方武裝赤衛隊、暴動隊也聽他的，最後，沒有鹽吃了，也都向他伸手。
莫斯科來的秘密文件
袁文才和王佐的能幹、苦幹，不僅得到毛澤東的賞識，而且，也得到了根據地軍民廣泛的認同和讚許。他們所起的作用對於根據地的重要性也日益顯現出來。
隨著井岡山的鬥爭向縱深發展，袁文才和王佐兩人的兼職也越來越多。紅四軍成立後，袁、王所部編為三十二團。袁文才、王佐分別擔任了正副團長，接著兩人同時當選為紅四軍軍委委員，進入了軍隊的最高領導層。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於1928年5月下旬在寧岡茅坪的蒼邊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寧岡縣委書記。在5月和10月分別召開的兩次中共湘贛邊界黨的代表大會上，袁、王又兩次雙雙被推舉為特委委員。可以說，這時期，是袁、王一生的巔峰時期，他們的事業如日中天。
也許正應了那句古話，“福兮禍兮”，正當袁、王在為井岡山的事業彈精竭慮之時，一朵他們看不見的烏雲，正從遙遠的北方向他們慢慢罩來。
1928年的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在這個會上，同時打出了反右和反左的旗幟，但令人痛心的是，其實這個會還在向“左”轉。大會認為革命的動力，隻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把所有非無產階級和非農民都推向了反革命的陣營，一些本來可以團結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同誌也在這個指導思想下被當成了敵人，由此引發了一幕幕的悲劇。
1929年1月，中共六大的決議案，經過輾轉，在歷經七個月的長途旅行之後，到達了井岡山這個山旮旯裏，而這個時候，井岡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雖然決議案已遲到了半年多，但毛澤東對此仍很重視，首先，他仔細地閱讀了決議案的全文，裏麵的一些內容讓他想不通。待看到中央對於土匪的處置問題，他心中一跳，馬上想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看來這個問題還得區別對待，他想。
緊隨其後的王佐部班長李珍珠聞聲，也撲了過去，拿起一把兩麵刀直向尹道一的胸口捅去。尹道一當場斃命。
消息傳到茨坪，王佐猶不相信多年的夙願一朝成真，直至看到尹道一的首級，他才不禁仰天長笑，接著朝著尹道一的首級狠狠抽了兩記耳光。第二天，王佐命部下抬著尹道一的首級在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帶遊鄉示眾。
梟首尹道一，給王佐最大的震動是，革命軍中能人多。他鄭重地向何長工提出請毛委員給他派一些幹部來幫他訓練部隊。
這正是何長工所要達到的目的。就在王佐提出要求的第二天，革命軍中的一批精英人物，康健、李源流、段輝唐、何理文、朱子和、肖萬俠等二十多人走進了王佐神秘的綠林山寨中，幫助王佐降服那一群沒有套上籠頭的“野馬”。
經過嚴格的政治、軍事訓練，王佐部下的一幫人竟然被調教得像模像樣。一幫懶散的無組織、紀律性可言的烏合之眾開始向工農革命軍看齊，王佐為此高興得合不攏嘴。
1928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隊完成了他們向正規革命軍轉變的關鍵性一步。在寧岡大隴的朱家祠前寬大的草坪上，毛澤東親自主持大會，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黨代表。
相當於“國防部長”的人
毫無疑問，毛澤東及工農革命軍能夠在井岡山站穩腳跟，有塊能夠讓他們稍稍喘息一下的根據地，離不開袁文才和王佐最初的幫助；中國的革命能夠從井岡山開始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路，也與袁文才、王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而撇開這些客觀的東西，毛澤東發現王佐是個很有特點的人。首先，他是條血性的漢子，性格耿直。其次，他一旦認準了誰是他的朋友，那他就會對他忠心耿耿。
王佐認定毛澤東是一位真正可信賴的朋友，因此，王佐對毛澤東是既忠心又佩服，曾經一度，王佐在井岡山隻服毛澤東，除了毛澤東，別人的話他很少能聽得進去。
但是，王佐對毛澤東的敬佩走了極端，在他眼裏，隻有毛澤東，而少有組織，對其他的同誌便不大瞧得起，別的意見也不大聽得進，這一點，也釀成了他日後的悲劇。
毛澤東還發現，王佐勇敢善戰，對井岡山又有著極深厚的感情，而根據地有人出去打仗就得有人守家，王佐是守衛井岡山的極佳人選。毛澤東毫不猶豫，把堅守根據地的重擔全盤壓到了王佐的肩上，而王佐也欣然接受，樂此不疲。
1928年7月以後，由於鬥爭形勢的發展，根據地的黨、政、軍各種首腦機關，逐漸遷到茨坪。為了進行根據地的對外防務，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下設防務委員會，由王佐擔任防務委員會主任，負責整個根據地的防務。
如果把井岡山根據地比作為在四周白色恐怖中的一個小小的紅色國度的話，那麽，王佐該是這個紅色國度的國防部長了。
不過，王佐這個防務委員會主任不但負責根據地的防務，整個根據地軍民的吃喝拉撒睡他都得管。有什麽辦法，誰叫他是井岡山的“山大王”呢。
這樣，王佐還要負責在上井的造幣廠，在茨坪的軍械處、被服廠，分布在茨坪和各個鄉的公賣處，地方武裝赤衛隊、暴動隊也聽他的，最後，沒有鹽吃了，也都向他伸手。
莫斯科來的秘密文件
袁文才和王佐的能幹、苦幹，不僅得到毛澤東的賞識，而且，也得到了根據地軍民廣泛的認同和讚許。他們所起的作用對於根據地的重要性也日益顯現出來。
隨著井岡山的鬥爭向縱深發展，袁文才和王佐兩人的兼職也越來越多。紅四軍成立後，袁、王所部編為三十二團。袁文才、王佐分別擔任了正副團長，接著兩人同時當選為紅四軍軍委委員，進入了軍隊的最高領導層。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於1928年5月下旬在寧岡茅坪的蒼邊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寧岡縣委書記。在5月和10月分別召開的兩次中共湘贛邊界黨的代表大會上，袁、王又兩次雙雙被推舉為特委委員。可以說，這時期，是袁、王一生的巔峰時期，他們的事業如日中天。
也許正應了那句古話，“福兮禍兮”，正當袁、王在為井岡山的事業彈精竭慮之時，一朵他們看不見的烏雲，正從遙遠的北方向他們慢慢罩來。
1928年的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在這個會上，同時打出了反右和反左的旗幟，但令人痛心的是，其實這個會還在向“左”轉。大會認為革命的動力，隻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把所有非無產階級和非農民都推向了反革命的陣營，一些本來可以團結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同誌也在這個指導思想下被當成了敵人，由此引發了一幕幕的悲劇。
1929年1月，中共六大的決議案，經過輾轉，在歷經七個月的長途旅行之後，到達了井岡山這個山旮旯裏，而這個時候，井岡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雖然決議案已遲到了半年多，但毛澤東對此仍很重視，首先，他仔細地閱讀了決議案的全文，裏麵的一些內容讓他想不通。待看到中央對於土匪的處置問題，他心中一跳，馬上想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看來這個問題還得區別對待，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