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起碼，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一日三餐不吃飯的人。
可是，在井岡山上僅有的大小五井等十幾個貧窮落後且又十分分散的自然村裏，一下子聚集了那麽多的隊伍，那麽多人的飯，該到哪裏去找呀？！
然而，自古道：天無絕人之路，車到山前必有路。此話不假。
聰明的毛澤東，他一路調查了解，早已有了主意。上山伊始，他便利用井岡山上的山大王、綠林首領王佐講義氣、重感情、愛槍如命的性格，一到大井，便立即送七十條好槍給王佐作見麵禮。
常言道，有來無往非禮也。王佐得到這七十條好槍，比他六十枝破槍的老本還多，怎不高興！他真是喜出望外，打心眼裏得意。當他曉得工農革命軍上山來碰到吃飯這個難題後，立即命他的弟兄，從藏在山洞的糧食中挑來了五百擔穀子送給了毛澤東。王佐這一慷慨的解囊相助，及時地幫助毛澤東，幫助工農革命軍暫時度過了上山來的第一道難關。
當時身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輜重隊隊長、肩負著這上千人吃飯重任的範樹德老人，1985年5月，在廣西桂林這樣深有感觸地向人們回憶說：
“幾個月來，我們這支部隊幾經轉戰，是相當疲勞的。部隊除需要休整，還要解決吃飯問題。當時，我們連人帶馬一千多一下子來到井岡山，吃飯就成了很大的問題。雖然那時正好是秋收季節以後，每個地方也有些稻米，可是我們手裏沒有這麽多錢，不能去買。就井岡山本地而言，五大哨口之內，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到萬擔，要常年供應部隊的糧食，是負擔不了的。毛主席當時把這個問題向袁文才、王佐提出來了。……王佐在山上的存糧對外人是保密的，他怕地主武裝知道了會來搞破壞。王佐在接受了我們送的七十杖槍後，對我們說：‘我這裏還有些存糧，共有五百擔稻穀，你們在沒有籌到糧以前，就放心在這裏吃吧！’由於王佐給了我們稻穀，我們笑著對他說：‘王團長，那麽我們就不客氣地住在這裏，吃你的，用你的羅！’王佐也心甘情願地表示：‘在短時期內，你們的糧食仍沒有著落的話，就在這找我好了。’我們就用這五百擔稻穀對付了一段時期。那時我們每個人一天吃老秤（老秤一斤是十六兩）二十四兩米，合一斤半。這樣一個人每月就需要四十五斤米。當時我們這支上千人的隊伍每月銷糧四萬五千斤左右，一擔稻穀按七十斤來計算，王佐的五百擔穀解決了我們一個月的給養，幫了我們的大忙。”
得到王佐這次重要幫助後，毛澤東和他的工農革命軍，終於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開始了如火如茶的鬥爭。
時至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的隊伍和湘南農軍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井岡山上的革命武裝驟然由原來的千把人猛增到一萬八千人了！
兩軍勝利會師，使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紅色區域一天天擴大，紅色政權一天天推廣，引起了兩省敵軍的極大恐慌。自朱毛兩軍會師以後，湘贛兩省敵軍向井岡山先後發動多次反革命軍事“進剿”和聯合“會剿”。
在井岡山軍民的英勇抗擊下，實踐證明，敵人的軍事進攻是消滅不了紅軍也摧毀不了根據地的。於是，狡猾的敵人想出了一條更加毒辣的計策：對井岡山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來個裏三層、外三層的重重包圍，嚴禁一切物資運上井岡山。
本來就已經十分貧困落後的山區，本來現有的物資條件就難以支撐的這支萬人以上的隊伍，麵對敵人的經濟封鎖，真是雪上加霜，簡直要把他們推向絕路了。
紅軍官兵，單衣禦寒、日食紅米南瓜，兩月沒有一文零用錢。
紅軍中的薪餉早就廢除了，隻有飯吃，有錢的時候發一兩塊的零用錢，最近幾個月來，不光零用錢不發，草鞋費也沒有發，夥食費也減少了。最近兩個月來，每天每人隻發夥食費三分，四分油、四分鹽、米一斤四兩。三分錢一天的小菜錢，隻買得一斤南瓜，洗衣。剃頭、穿草鞋、吃煙的零用錢沒有法發了。
作為在井岡山總攬全局、身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不得不向上級申報，僅1928年5月，他就在一個月內連續兩次向湖南、江西兩省省委和黨中央驚呼：我們在井岡山上“吃飯太難”，“山上糧食萬難！款子萬難！傷兵醫療萬難！”
甚至，為了盡快解救井岡山上這些傷兵們那種難以入目的痛苦，毛澤東向上級已到了乞求的程度，他說：“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可是，在四麵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地下交通極度困難，毛澤東和他的紅軍將士們，盡管迫切盼望得到上級的支持和援助，他們實際上得到的答覆隻是毛澤東自己的兩句話：
“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
“吉安縣委一點幫助都不給。”
黨中央在遙遙數千裏之外的上海，對毛澤東的祈求、呼籲，也隻能是望山興嘆、愛莫能助了。
也許，這時候，是毛澤東最痛苦的時候，他不得不發自內心地呼喊：“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除了“寂寞”之外，井岡山的將士們，從軍長到夥伕，他們為著生存、為著發展，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各種艱難困苦：
可是，在井岡山上僅有的大小五井等十幾個貧窮落後且又十分分散的自然村裏，一下子聚集了那麽多的隊伍，那麽多人的飯，該到哪裏去找呀？！
然而，自古道：天無絕人之路，車到山前必有路。此話不假。
聰明的毛澤東，他一路調查了解，早已有了主意。上山伊始，他便利用井岡山上的山大王、綠林首領王佐講義氣、重感情、愛槍如命的性格，一到大井，便立即送七十條好槍給王佐作見麵禮。
常言道，有來無往非禮也。王佐得到這七十條好槍，比他六十枝破槍的老本還多，怎不高興！他真是喜出望外，打心眼裏得意。當他曉得工農革命軍上山來碰到吃飯這個難題後，立即命他的弟兄，從藏在山洞的糧食中挑來了五百擔穀子送給了毛澤東。王佐這一慷慨的解囊相助，及時地幫助毛澤東，幫助工農革命軍暫時度過了上山來的第一道難關。
當時身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輜重隊隊長、肩負著這上千人吃飯重任的範樹德老人，1985年5月，在廣西桂林這樣深有感觸地向人們回憶說：
“幾個月來，我們這支部隊幾經轉戰，是相當疲勞的。部隊除需要休整，還要解決吃飯問題。當時，我們連人帶馬一千多一下子來到井岡山，吃飯就成了很大的問題。雖然那時正好是秋收季節以後，每個地方也有些稻米，可是我們手裏沒有這麽多錢，不能去買。就井岡山本地而言，五大哨口之內，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到萬擔，要常年供應部隊的糧食，是負擔不了的。毛主席當時把這個問題向袁文才、王佐提出來了。……王佐在山上的存糧對外人是保密的，他怕地主武裝知道了會來搞破壞。王佐在接受了我們送的七十杖槍後，對我們說：‘我這裏還有些存糧，共有五百擔稻穀，你們在沒有籌到糧以前，就放心在這裏吃吧！’由於王佐給了我們稻穀，我們笑著對他說：‘王團長，那麽我們就不客氣地住在這裏，吃你的，用你的羅！’王佐也心甘情願地表示：‘在短時期內，你們的糧食仍沒有著落的話，就在這找我好了。’我們就用這五百擔稻穀對付了一段時期。那時我們每個人一天吃老秤（老秤一斤是十六兩）二十四兩米，合一斤半。這樣一個人每月就需要四十五斤米。當時我們這支上千人的隊伍每月銷糧四萬五千斤左右，一擔稻穀按七十斤來計算，王佐的五百擔穀解決了我們一個月的給養，幫了我們的大忙。”
得到王佐這次重要幫助後，毛澤東和他的工農革命軍，終於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開始了如火如茶的鬥爭。
時至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的隊伍和湘南農軍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井岡山上的革命武裝驟然由原來的千把人猛增到一萬八千人了！
兩軍勝利會師，使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紅色區域一天天擴大，紅色政權一天天推廣，引起了兩省敵軍的極大恐慌。自朱毛兩軍會師以後，湘贛兩省敵軍向井岡山先後發動多次反革命軍事“進剿”和聯合“會剿”。
在井岡山軍民的英勇抗擊下，實踐證明，敵人的軍事進攻是消滅不了紅軍也摧毀不了根據地的。於是，狡猾的敵人想出了一條更加毒辣的計策：對井岡山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來個裏三層、外三層的重重包圍，嚴禁一切物資運上井岡山。
本來就已經十分貧困落後的山區，本來現有的物資條件就難以支撐的這支萬人以上的隊伍，麵對敵人的經濟封鎖，真是雪上加霜，簡直要把他們推向絕路了。
紅軍官兵，單衣禦寒、日食紅米南瓜，兩月沒有一文零用錢。
紅軍中的薪餉早就廢除了，隻有飯吃，有錢的時候發一兩塊的零用錢，最近幾個月來，不光零用錢不發，草鞋費也沒有發，夥食費也減少了。最近兩個月來，每天每人隻發夥食費三分，四分油、四分鹽、米一斤四兩。三分錢一天的小菜錢，隻買得一斤南瓜，洗衣。剃頭、穿草鞋、吃煙的零用錢沒有法發了。
作為在井岡山總攬全局、身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不得不向上級申報，僅1928年5月，他就在一個月內連續兩次向湖南、江西兩省省委和黨中央驚呼：我們在井岡山上“吃飯太難”，“山上糧食萬難！款子萬難！傷兵醫療萬難！”
甚至，為了盡快解救井岡山上這些傷兵們那種難以入目的痛苦，毛澤東向上級已到了乞求的程度，他說：“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可是，在四麵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地下交通極度困難，毛澤東和他的紅軍將士們，盡管迫切盼望得到上級的支持和援助，他們實際上得到的答覆隻是毛澤東自己的兩句話：
“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
“吉安縣委一點幫助都不給。”
黨中央在遙遙數千裏之外的上海，對毛澤東的祈求、呼籲，也隻能是望山興嘆、愛莫能助了。
也許，這時候，是毛澤東最痛苦的時候，他不得不發自內心地呼喊：“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除了“寂寞”之外，井岡山的將士們，從軍長到夥伕，他們為著生存、為著發展，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各種艱難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