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的敘述，有煽動性，一般讀者懷疑他的浮誇。可是最近法國學者jacquesge將他的回憶和同時的中國文獻如《都城紀勝》、《夢粱錄》和《武林舊事》比較，又發覺其中很多細節，可以彼此印證。他整理後，所綴成的13世紀杭州，確是生動活躍，富麗繁華。迄今我們還能查悉當日通衢街道橋樑的名稱，和巷弄裏發售最優等紙扇的店鋪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12世紀初年不到二十萬逐漸增加，突破百萬大關。而當日歐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數萬，已經不得了。所以ge發問：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進的國家，即算南宋隻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6000萬，占地有今日法國麵積之4倍，文化已到達最光輝的階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會在歷史上表現一種劇烈的挫折？
而其實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200年。他作書時也去馬可波羅讚羨中國時約500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國雖然在500年前出人頭地，茲後就無從繼續其優勢。smith並沒有講出當中的原因，隻是他已經指出中國的法製，必有阻礙人民繼續增加財富的癥結之所在。
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癥結由於傳統中國的官僚製度，著重於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上述兩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漸提及。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於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裏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是單獨的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買公田”，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宋史》“奸臣傳”說到最後與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鑰向臨朝稱製的謝太後責他應死，稱：“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這事態之背景，我們又要從康王趙構南渡做皇帝說起。
趙構之成為日後的高宗，初時並沒有法製或公意的支持。他原應到金軍裏去為人質，隻因父兄被擄，才自立為帝。除了哲宗遺孀所謂元祜皇後孟氏的承認外，他的帝業並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在南方也沒有權臣擁戴。他手下人既主戰主和不定，他自己也無錢無兵，這也可以認為是宋朝過度中央集權的後果。所以他剛從揚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擔任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逼他退位，而立他一歲多的小兒子為帝。等到韓世忠勤王，他才能復辟。並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覓海舟逃命，直到公元1135年在臨安建太廟，才算替南宋立都。當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劇盜的手裏，高宗的軍隊大都由這些部隊改編，當時戡亂及求和擾攘約十餘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宋史》“食貨誌”內中抽出的“經製錢”、“總製錢”、“月樁錢”和“板帳錢”為歷史教科書前後提及。其實這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後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麵徵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並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每月樁發”。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內重點之所在。至李心傳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時候，已是13世紀，也是南宋的末葉。他還提及北宋初年，東南隻向汴京每年供應200萬緡。到他的時候，四川不計，東南的經製錢和總製錢已共達1440萬。可是他沒有指出的則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賣公地，以後則靠印行紙幣，及向民間強買物資（和糴）維持，迄至最後，1000萬緡隻能買米一萬多石，而政府也無從以稅收及專利於鹽酒礬茶平衡其開支。
南宋的紙幣已經全漢升詳細研究。即以會子（尚有川引、湖會和淮交分別行使於其他地區）而言，大概從高宗後一百年（公元1163－1263年）流通量增加32.5倍。但是會子原應3年一“界”，屆期以舊幣換新幣，其中有以二換一和以五換一的情事，所以其貶值也應當積累的計算。可是有時政府也出賣金銀使法幣回籠，有時又新舊兩界同時使用，所以其法定價值亦無法計算。從全氏提供的資料看來，則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緡為常情，100年之後有提到340緡，700緡及1000緡一石的文字，其貨幣貶值已超過300倍。我們今日經過貨幣惡性膨脹的經驗之人士或者不會對這情況認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紀市場狹小，交通壅塞的條件下，則已是一個極端的威脅。米一石要值錢一百萬，就足夠駭人聽聞。況且貨幣貶值，等於變相加稅，其負擔常轉嫁於貧民。政府既捉襟見肘，對應支付的項目也隻有剋扣。全漢升就指出一個例子：1235年有一個朝官辭督視軍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貨幣貶值，軍費短絀，因之督視與不督視，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誌”裏提到募兵，又有這樣的一段：“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言賈舟，候負販者群至轍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女冶容誘於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這段文字作於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還說“官降錢甚優厚”，讀者可以根據前後情形推斷通貨膨脹的一般後果。
而其實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200年。他作書時也去馬可波羅讚羨中國時約500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國雖然在500年前出人頭地，茲後就無從繼續其優勢。smith並沒有講出當中的原因，隻是他已經指出中國的法製，必有阻礙人民繼續增加財富的癥結之所在。
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癥結由於傳統中國的官僚製度，著重於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上述兩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漸提及。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於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裏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是單獨的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買公田”，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宋史》“奸臣傳”說到最後與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鑰向臨朝稱製的謝太後責他應死，稱：“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這事態之背景，我們又要從康王趙構南渡做皇帝說起。
趙構之成為日後的高宗，初時並沒有法製或公意的支持。他原應到金軍裏去為人質，隻因父兄被擄，才自立為帝。除了哲宗遺孀所謂元祜皇後孟氏的承認外，他的帝業並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在南方也沒有權臣擁戴。他手下人既主戰主和不定，他自己也無錢無兵，這也可以認為是宋朝過度中央集權的後果。所以他剛從揚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擔任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逼他退位，而立他一歲多的小兒子為帝。等到韓世忠勤王，他才能復辟。並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覓海舟逃命，直到公元1135年在臨安建太廟，才算替南宋立都。當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劇盜的手裏，高宗的軍隊大都由這些部隊改編，當時戡亂及求和擾攘約十餘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宋史》“食貨誌”內中抽出的“經製錢”、“總製錢”、“月樁錢”和“板帳錢”為歷史教科書前後提及。其實這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後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麵徵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並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每月樁發”。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內重點之所在。至李心傳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時候，已是13世紀，也是南宋的末葉。他還提及北宋初年，東南隻向汴京每年供應200萬緡。到他的時候，四川不計，東南的經製錢和總製錢已共達1440萬。可是他沒有指出的則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賣公地，以後則靠印行紙幣，及向民間強買物資（和糴）維持，迄至最後，1000萬緡隻能買米一萬多石，而政府也無從以稅收及專利於鹽酒礬茶平衡其開支。
南宋的紙幣已經全漢升詳細研究。即以會子（尚有川引、湖會和淮交分別行使於其他地區）而言，大概從高宗後一百年（公元1163－1263年）流通量增加32.5倍。但是會子原應3年一“界”，屆期以舊幣換新幣，其中有以二換一和以五換一的情事，所以其貶值也應當積累的計算。可是有時政府也出賣金銀使法幣回籠，有時又新舊兩界同時使用，所以其法定價值亦無法計算。從全氏提供的資料看來，則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緡為常情，100年之後有提到340緡，700緡及1000緡一石的文字，其貨幣貶值已超過300倍。我們今日經過貨幣惡性膨脹的經驗之人士或者不會對這情況認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紀市場狹小，交通壅塞的條件下，則已是一個極端的威脅。米一石要值錢一百萬，就足夠駭人聽聞。況且貨幣貶值，等於變相加稅，其負擔常轉嫁於貧民。政府既捉襟見肘，對應支付的項目也隻有剋扣。全漢升就指出一個例子：1235年有一個朝官辭督視軍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貨幣貶值，軍費短絀，因之督視與不督視，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誌”裏提到募兵，又有這樣的一段：“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言賈舟，候負販者群至轍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女冶容誘於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這段文字作於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還說“官降錢甚優厚”，讀者可以根據前後情形推斷通貨膨脹的一般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