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軍隊的兵員素質、士氣及戰鬥力都隻有每下愈況。宋太祖曾以“樣兵”作標準，責成各鎮供給中央的禁軍，後來代以木棍。至1035年發餉還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級。以後就缺乏這樣的選擇性，以難民為兵，以囚徒為兵，在兵士的麵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發生。其人員的素質既如是，器械也是濫竽充數。1073年神宗設軍器監，原望提高並標準化兵器質量。其所製“神臂弓”，實為強弩，以兩種木材併合製成，絮弦也用絲麻兼用，據說對付騎兵有實效。但是各方請樣件，軍器監就說運輸不便隻以樣圖交付算數。
我們不能說宋朝的軍威不振全是官僚主義作祟，如宋都汴京，對山西的山地沒有有效的控製，北方的防禦失去地利之效。遼以兩元統製，金以猛安及謀克戶（女真人之地方首長）與漢人雜居，兼有遊牧民族及農業生產之長，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無。《遼史》“食貨誌”稱“馬羊不許入宋”，雖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即畫出汴京的大車以水牛駢拉。顯然的宋軍馬匹之供用，已受限製。並且趙宋強迫作戰區域的人民南遷，放棄的地帶則為“禁地”，南方的稅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臘宋江的反叛。然則綜合各種因素，我們仍認為政府組織與作風最妨礙軍事機構發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況混亂，各處盜賊與獨立自主的軍隊不可區分，倒出現了能戰的將領如嶽飛及韓世忠。他們不受官僚主義的羈絆，以戰養戰，才徹底發生力量。也因為如此他們終為秦檜所不能容。
這種官僚主義為一種歷史的產生，簡單說來，也是一種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政治組織，缺乏適應性去掌握一種多元的而經常成長改變的城市經濟。不僅趙宋如是，以後契丹與女真也蹈此覆轍。陳述研究前者，盛稱遼之“封建因素成長”。陶晉生研究後者，則稱金南進之後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與北宋相似。其實再會得之間最顯明的趨勢則是一種極單簡的中央極權體製無法支配一個逐漸帶近代型的經濟。怪不得《遼史》食貨誌說及“及至末年經費浩穰，鼓鑄如舊，國用不及”。而金的紀錄更低一籌。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貨膨脹達6000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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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賈似道買公田
《宋史》“奸臣傳”一共四章，列舉奸臣15人，又包括他們的子弟等7人，一共22人。內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確、章淳，也有慫恿徽宗揮霍的蔡京，和李綱為難的黃潛善和汪伯彥，置嶽飛於死地的秦檜，一意北伐的韓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兼都督的賈似道殿後。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跡，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確如作史者之所論列。但是以上15人為當時人及作史者認為是輿論之所不容，則是事實。而且將他們擺在一朝國史之後，顯然的已認為朝代之覆亡，應由這些奸臣負道義上的責任。
賈似道，“少落魄，為遊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傳統壞人的典型。並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於理宗趙昀，又是靠裙帶關係升官。後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了一代權臣。他個人愛聲色，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尚起樓閣亭榭與諸妾鬥蟋蟀為戲。他在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於1259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分到漢陽指揮軍事。他密遣使向敵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後來稱憲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國爭皇位，才倉皇許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派人向南宋征歲幣，來使反被賈似道拘禁。茲後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賈似道也真有粉飾太平的本領，於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趙基嗣位，這已經是一個3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師。1275年的春天，元軍（1271年蒙古才稱元朝）已取得長江中遊，伯顏的大軍已向下遊進逼，賈似道自己的女婿範文虎也在安慶降元（此人後來率宋軍參加忽必烈之徵日本），他還整備船艦蕪湖進出，可是他向伯顏求和既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於是隻好遁居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後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傳統政治裏的貶官逐放，常埋伏首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本來寫賈似道傳記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結束。隻因為賈似道是一個如此的奸臣，倒要寫出來私自將他處死的乃是誌願械送他的縣尉鄭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為千古讀史者所傳誦。
替奸臣說公道話，不是本書的目的，即暴露傳統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們重新檢討歷史之主題的所在。我們提出賈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國財政史和經濟史裏一段重要的環節，不能為賈個人的行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從各種跡象看來，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於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築舟車橋樑較之20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並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後馬可波羅在南宋覆亡之後32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可波羅則譯為quinsai）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贊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於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裏市廛櫛經，而且鄉間裏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
我們不能說宋朝的軍威不振全是官僚主義作祟，如宋都汴京，對山西的山地沒有有效的控製，北方的防禦失去地利之效。遼以兩元統製，金以猛安及謀克戶（女真人之地方首長）與漢人雜居，兼有遊牧民族及農業生產之長，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無。《遼史》“食貨誌”稱“馬羊不許入宋”，雖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即畫出汴京的大車以水牛駢拉。顯然的宋軍馬匹之供用，已受限製。並且趙宋強迫作戰區域的人民南遷，放棄的地帶則為“禁地”，南方的稅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臘宋江的反叛。然則綜合各種因素，我們仍認為政府組織與作風最妨礙軍事機構發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況混亂，各處盜賊與獨立自主的軍隊不可區分，倒出現了能戰的將領如嶽飛及韓世忠。他們不受官僚主義的羈絆，以戰養戰，才徹底發生力量。也因為如此他們終為秦檜所不能容。
這種官僚主義為一種歷史的產生，簡單說來，也是一種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政治組織，缺乏適應性去掌握一種多元的而經常成長改變的城市經濟。不僅趙宋如是，以後契丹與女真也蹈此覆轍。陳述研究前者，盛稱遼之“封建因素成長”。陶晉生研究後者，則稱金南進之後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與北宋相似。其實再會得之間最顯明的趨勢則是一種極單簡的中央極權體製無法支配一個逐漸帶近代型的經濟。怪不得《遼史》食貨誌說及“及至末年經費浩穰，鼓鑄如舊，國用不及”。而金的紀錄更低一籌。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貨膨脹達6000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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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賈似道買公田
《宋史》“奸臣傳”一共四章，列舉奸臣15人，又包括他們的子弟等7人，一共22人。內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確、章淳，也有慫恿徽宗揮霍的蔡京，和李綱為難的黃潛善和汪伯彥，置嶽飛於死地的秦檜，一意北伐的韓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兼都督的賈似道殿後。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跡，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確如作史者之所論列。但是以上15人為當時人及作史者認為是輿論之所不容，則是事實。而且將他們擺在一朝國史之後，顯然的已認為朝代之覆亡，應由這些奸臣負道義上的責任。
賈似道，“少落魄，為遊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傳統壞人的典型。並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於理宗趙昀，又是靠裙帶關係升官。後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了一代權臣。他個人愛聲色，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尚起樓閣亭榭與諸妾鬥蟋蟀為戲。他在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於1259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分到漢陽指揮軍事。他密遣使向敵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後來稱憲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國爭皇位，才倉皇許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派人向南宋征歲幣，來使反被賈似道拘禁。茲後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賈似道也真有粉飾太平的本領，於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趙基嗣位，這已經是一個3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師。1275年的春天，元軍（1271年蒙古才稱元朝）已取得長江中遊，伯顏的大軍已向下遊進逼，賈似道自己的女婿範文虎也在安慶降元（此人後來率宋軍參加忽必烈之徵日本），他還整備船艦蕪湖進出，可是他向伯顏求和既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於是隻好遁居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後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傳統政治裏的貶官逐放，常埋伏首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本來寫賈似道傳記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結束。隻因為賈似道是一個如此的奸臣，倒要寫出來私自將他處死的乃是誌願械送他的縣尉鄭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為千古讀史者所傳誦。
替奸臣說公道話，不是本書的目的，即暴露傳統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們重新檢討歷史之主題的所在。我們提出賈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國財政史和經濟史裏一段重要的環節，不能為賈個人的行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從各種跡象看來，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於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築舟車橋樑較之20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並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後馬可波羅在南宋覆亡之後32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可波羅則譯為quinsai）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贊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於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裏市廛櫛經，而且鄉間裏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