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似道買田的方案行於1263年，去高宗退位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軍入臨安也還有13年。買田的地區限於平江（蘇州）到嘉興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間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所買的田地為每戶二百畝之外的1／3（即800畝須賣官200畝，1400畝須賣400畝）。付價根據一個複雜的公式以紙幣以金銀僧道度牒（可免稅也可轉賣）及告身（榮譽頭銜的文憑）。買田的目的則是免除以後之造楮（即紙幣）與和糴，預計所收租已能解決當日的財政問題。賈似道以他自己家產一萬畝先倡。其執行的成果，經過無數的抨議。今日隻有周密所著的《齊東野語》內載的一段，使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計劃以一段極短的時間施行（半年之後即已買進350萬畝）。技術上最大的困難，尚不隻於買田，而是買得這些田土之後，官僚機構無確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賈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還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議就將官田賞與佃農而向他們徵兵。
但是這些官田始終沒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賞賜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100年後，朱明王朝也沒有對之作合理的處理，仍成為日後蘇鬆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見於顧炎武之《日知錄》，也見於今人周良霄所作論文。
有了北宋與南宋兩重經驗，我們就知道當一個農業國家的行政係統發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發揮其所轄的經濟方麵最前進部門之功效的時候，隻有改用商業管製的辦法，才有出路。此時政府的功能漸趨繁複，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經費也必須擴充。因其超過舊式農業的範疇，也不能以現有稅收對付，又隻好發行公債，因之則引起代議政治司法獨立和其他跟隨著一串的組織與運動。
征之先進國家的成例，這各發展必待市民經濟成熟，其組織結構能產生領導力量，成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歐洲的事例言之，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抬頭。所以法國歷史家fernandbraudel曾說：“資本主義之成功在它與國家穿通一氣，它本身即成為國家。”中國在20世紀尚未達到這階段，遑論13世紀之南宋。至於舊式官僚機構，又與所掌握的農村缺乏經濟上嚴密的聯繫（有如封建或feudal）則很難確切的掌握其資源。最近英國歷史家之研究，則發現都鐸王朝及斯國亞特王朝時封建業已崩潰，資本主義尚未登場，皇室以一種官僚機構管理地產，發生無數的技術問題，也不是貪汙無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賈似道身死家毀，已不置論，將他認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則又是以道德的名義簡化歷史。
今日我們重新檢討這段歷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國人揚眉吐氣，但是也應當令人感到頹喪。我們要記著蒙古人於1279年滅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順帝在徐達兵臨城下時，集三宮妃嬪奔漠北，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跡之所無。隻是有了這些經驗，明太祖朱元璋才拚命復古。他的財政稅收政策，都以經濟上最落後的部門為基礎，和趙宋立新的精神大相逕庭。這和我在“開場白”所說的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青”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不過這些環節都能夠前後連貫。如果我們以這種眼光讀史，則更能體會中國大歷史的特點。賈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環節之一，非窮究則難能了解歷史中的縱深和曲折，因之也難看透中國歷史長期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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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道學家
1279年元軍與南宋的殘餘艦隊海戰於廣東新會南之崖山。最後元軍合圍，宋左丞相陸秀夫負著他所立的帝丙－－一個7歲的孩子－－赴海死，宋亡。這不僅是一個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這劃時代的1279年也給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傷心的一頁。一般講來中國都市物質文化在宋朝時達到突飛猛進的最高潮，茲後就再沒有表現這種傑出的姿態。在科技方麵講，中國的拱橋、建築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艙、航海之用指南針、踏水輪之船艦、火藥、三弓床弩、占儀、水鍾和深度鑽地的技術，而極可能的煉鋼爐及水力紡織機都已出現於宋代（後二者之圖片，見於1313年之《農書》去宋亡隻34年）。撫今追昔，我覺得胡適所譯拜侖之《哀希臘歌》兩句，很相近的表達了我們對趙宋王朝的一種類似的情緒。此即是：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為什麽這一般好形勢，不能繼續？我們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到少數民族身上去。遼、金、元戰時對中國的破壞，程度不深。戰爭一停止，也們也致力建設。如果說他們沒有打開局麵，則在他們後麵明清兩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來的高度進展。
這樣一個龐大的問題，本身已抽象，當然各有諸子百家的解釋。譬如英國的漢學家markelvin就認為傳統中國農業生產，在技術上原有很多可以增進的地方，但是到了某各程度之後，勞動力投入多，而增進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後來勞力增加，收穫隻供食用，同時中國的經濟過於龐大，也不容易作質量上的改進。這樣的解釋，不能說他不對，可是很難令人相信這已經全部解答了這一個龐大的問題。
我的解釋也隻能跟隨著本書縱談大歷史的立場，提出和前後文含接的兩大因素。一則中國的財政無法商業化，因之傳統社會，不能進入以商業法製管理的階段。另一則是思想上的內向，以理學或稱道學為南針，先造成一種收斂性的社會風氣，這兩者互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開始顯示登場。
但是這些官田始終沒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賞賜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100年後，朱明王朝也沒有對之作合理的處理，仍成為日後蘇鬆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見於顧炎武之《日知錄》，也見於今人周良霄所作論文。
有了北宋與南宋兩重經驗，我們就知道當一個農業國家的行政係統發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發揮其所轄的經濟方麵最前進部門之功效的時候，隻有改用商業管製的辦法，才有出路。此時政府的功能漸趨繁複，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經費也必須擴充。因其超過舊式農業的範疇，也不能以現有稅收對付，又隻好發行公債，因之則引起代議政治司法獨立和其他跟隨著一串的組織與運動。
征之先進國家的成例，這各發展必待市民經濟成熟，其組織結構能產生領導力量，成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歐洲的事例言之，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抬頭。所以法國歷史家fernandbraudel曾說：“資本主義之成功在它與國家穿通一氣，它本身即成為國家。”中國在20世紀尚未達到這階段，遑論13世紀之南宋。至於舊式官僚機構，又與所掌握的農村缺乏經濟上嚴密的聯繫（有如封建或feudal）則很難確切的掌握其資源。最近英國歷史家之研究，則發現都鐸王朝及斯國亞特王朝時封建業已崩潰，資本主義尚未登場，皇室以一種官僚機構管理地產，發生無數的技術問題，也不是貪汙無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賈似道身死家毀，已不置論，將他認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則又是以道德的名義簡化歷史。
今日我們重新檢討這段歷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國人揚眉吐氣，但是也應當令人感到頹喪。我們要記著蒙古人於1279年滅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順帝在徐達兵臨城下時，集三宮妃嬪奔漠北，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跡之所無。隻是有了這些經驗，明太祖朱元璋才拚命復古。他的財政稅收政策，都以經濟上最落後的部門為基礎，和趙宋立新的精神大相逕庭。這和我在“開場白”所說的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青”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不過這些環節都能夠前後連貫。如果我們以這種眼光讀史，則更能體會中國大歷史的特點。賈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環節之一，非窮究則難能了解歷史中的縱深和曲折，因之也難看透中國歷史長期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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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道學家
1279年元軍與南宋的殘餘艦隊海戰於廣東新會南之崖山。最後元軍合圍，宋左丞相陸秀夫負著他所立的帝丙－－一個7歲的孩子－－赴海死，宋亡。這不僅是一個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這劃時代的1279年也給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傷心的一頁。一般講來中國都市物質文化在宋朝時達到突飛猛進的最高潮，茲後就再沒有表現這種傑出的姿態。在科技方麵講，中國的拱橋、建築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艙、航海之用指南針、踏水輪之船艦、火藥、三弓床弩、占儀、水鍾和深度鑽地的技術，而極可能的煉鋼爐及水力紡織機都已出現於宋代（後二者之圖片，見於1313年之《農書》去宋亡隻34年）。撫今追昔，我覺得胡適所譯拜侖之《哀希臘歌》兩句，很相近的表達了我們對趙宋王朝的一種類似的情緒。此即是：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為什麽這一般好形勢，不能繼續？我們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到少數民族身上去。遼、金、元戰時對中國的破壞，程度不深。戰爭一停止，也們也致力建設。如果說他們沒有打開局麵，則在他們後麵明清兩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來的高度進展。
這樣一個龐大的問題，本身已抽象，當然各有諸子百家的解釋。譬如英國的漢學家markelvin就認為傳統中國農業生產，在技術上原有很多可以增進的地方，但是到了某各程度之後，勞動力投入多，而增進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後來勞力增加，收穫隻供食用，同時中國的經濟過於龐大，也不容易作質量上的改進。這樣的解釋，不能說他不對，可是很難令人相信這已經全部解答了這一個龐大的問題。
我的解釋也隻能跟隨著本書縱談大歷史的立場，提出和前後文含接的兩大因素。一則中國的財政無法商業化，因之傳統社會，不能進入以商業法製管理的階段。另一則是思想上的內向，以理學或稱道學為南針，先造成一種收斂性的社會風氣，這兩者互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開始顯示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