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的信條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為了讓他安心留在上海養病，醫生勸告過他，黨支部勸告過他，妻子勸告過他，同事勸告過他。然而，彭加木以“麵對困難，我能挺直身子，倔強地抬起頭來往前看”的豪邁氣概，堅持自己的請求。
他一再要求重返邊疆，他在給黨支部王芷涯的信中寫道：
分配我什麽工作都可以，人家不8幹的給我幹。最好是對其他同誌來說帶有危險性的工作給我來做。或者是短期的，或流動性的，或緊急需要完成的，讓我來做。
經過組織上與醫生反覆磋商，考慮到彭加木的多次請求，在1958年2月底，終於通知彭加木：同意“放虎歸山”！
第六章 鋪路
◆33歲時寫的“遺言”
1958年3月，一個險些被癌症奪去生命的人，奇蹟般踏上了漫長的征途。
彭加木取道北京前往烏魯木齊。彭加木的“胃口”可真不小，剛到北京，又記掛起昆明的工作來了。3月17日，彭加木在京給雲南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長蔡希陶教授寫了這樣的信：
……如有可能則在年底再到昆明。
……我決心隻要還有一點力量就要為邊疆多做一份事情。
彭加木恨不得來個“分身法”——一半在新疆工作，一半在昆明工作。
烏魯木齊畢竟遙遠，大病初癒畢竟力不從心，彭加木從甘肅天水井長途汽車赴疆時，病倒了。他感冒了，發著高燒，咬著牙坐在顛簸不已的汽車上。他自己鼓勵自己：“大江大海都闖過來了，還能被小河溝難倒？”
一到烏魯木齊，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了幾天，燒才退了。從此他反而從中得出了“經驗”：“病倒了，睡它幾天就能恢復。我摸到了規律，不怕它！”
當時，烏魯木齊寒氣襲人，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又正處於創建時期，條件很差。朋友們讓彭加木住到賓館去，那裏有暖氣，夥食也好一點。彭加木說什麽也不肯，寧願住在新疆分院一間堆放雜物的平房裏。那裏連爐子也沒有。一隻大木箱，算是寫字檯。此外，一張木板床，一把椅子，便是他們全部家具了。彭加木以艱苦為樂，他說：“如果要享福，就用不著到新疆來了。我到這裏，就是準備要吃苦的！”
為了發展新疆的科學事業，彭加木甘當一顆鋪路石子。他在那裏整天忙於籌建實驗大樓，購置儀器，安裝儀器，培養人才；還進行野外考察，科學研究，甚至在化學樓建築工地上抬土，運磚。當儀器從內地運來時，他和大家一起打開了幾百隻箱子！……當地的朋友讚譽彭加木為建立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馬功勞”。
為了發展新疆的科學事業，彭加木親手架設新疆與內地之間的科學橋樑。他在上海做了許多動員工作，鼓勵上海的科學家們調到新疆來工作，或者來新疆作短期的講學、考察。
彭加木在這次出發之前，便找了他的老同事陳善明談心，向他介紹新疆的風貌，蹺起大拇指說新疆“亞克西”（維語，“好”的意思）。
在1959年，彭加木還動員了上海的老科學家王應睞、殷宏章、蘇元復、曹天欽、周光宇、焦瑞身等六位先生到新疆講學、考察。
後來，經彭加木親自動員來新疆工作的上海科學家，就有生理學家胡學初和徐科，化學家柳大綱（研究鹽湖）和生物化學家戚正武……
另外，通過彭加木架設的這座橋樑，新疆的許多年輕科學工作者不斷到內地實習、培訓，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業務水平。新疆的朋友們稱讚彭加木是架設新疆與內地之間科學橋樑的“工程師”。彭加木，是一個出色的科學研究工作的組織者！
為了發展新疆的科學事業，彭加木甚至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在1958年7月19日寫給黨支部書記王芷涯的信中，寫下了獻身邊疆的誓言：
……我極盼陳善明能到新疆來。因為除了我一人力量不足外，我的身體情況
是不夠有十分把握的。雖然我在離滬時已下了最大的決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來，並準備讓我的骨頭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點有機質（關於這一點請不必告知夏叔芳）。但是，假如在我體力不能支持的時候，沒有人管這兒的工作，就將會引起重大的損失。陳善明來到以後，我就可以放心了……
信中的這些類似於“臨終遺言”的話，彭加木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寫下來的。因為在當時，盡管別人每天看到他忙碌於工作，而在深夜裏他深深受到病痛的折磨。他已經預感著不祥，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他寫這些話的時候，隻有三十三歲！他抓緊分分秒秒，秒秒分分。他沒有節日，沒有假日，不看電影，也不看戲。他有一種極為強烈的時間緊迫感。他說：
“既然生命的期限已如此短促，那時間對我來說就更寶貴了，我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費嗬！我自己早知道可能活不長了，正因為這樣，更應當乘我能做些事的時候，盡最大努力替黨做些工作，特別是艱難困苦的工作。”
彭加木愛詩。此時此刻，他最愛讀的，是著名詩人臧克家在1949年為紀念魯迅逝世十三周年所寫的詩——《有的人》。他，不知多少遍吟誦過這首詩：
他一再要求重返邊疆，他在給黨支部王芷涯的信中寫道：
分配我什麽工作都可以，人家不8幹的給我幹。最好是對其他同誌來說帶有危險性的工作給我來做。或者是短期的，或流動性的，或緊急需要完成的，讓我來做。
經過組織上與醫生反覆磋商，考慮到彭加木的多次請求，在1958年2月底，終於通知彭加木：同意“放虎歸山”！
第六章 鋪路
◆33歲時寫的“遺言”
1958年3月，一個險些被癌症奪去生命的人，奇蹟般踏上了漫長的征途。
彭加木取道北京前往烏魯木齊。彭加木的“胃口”可真不小，剛到北京，又記掛起昆明的工作來了。3月17日，彭加木在京給雲南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長蔡希陶教授寫了這樣的信：
……如有可能則在年底再到昆明。
……我決心隻要還有一點力量就要為邊疆多做一份事情。
彭加木恨不得來個“分身法”——一半在新疆工作，一半在昆明工作。
烏魯木齊畢竟遙遠，大病初癒畢竟力不從心，彭加木從甘肅天水井長途汽車赴疆時，病倒了。他感冒了，發著高燒，咬著牙坐在顛簸不已的汽車上。他自己鼓勵自己：“大江大海都闖過來了，還能被小河溝難倒？”
一到烏魯木齊，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了幾天，燒才退了。從此他反而從中得出了“經驗”：“病倒了，睡它幾天就能恢復。我摸到了規律，不怕它！”
當時，烏魯木齊寒氣襲人，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又正處於創建時期，條件很差。朋友們讓彭加木住到賓館去，那裏有暖氣，夥食也好一點。彭加木說什麽也不肯，寧願住在新疆分院一間堆放雜物的平房裏。那裏連爐子也沒有。一隻大木箱，算是寫字檯。此外，一張木板床，一把椅子，便是他們全部家具了。彭加木以艱苦為樂，他說：“如果要享福，就用不著到新疆來了。我到這裏，就是準備要吃苦的！”
為了發展新疆的科學事業，彭加木甘當一顆鋪路石子。他在那裏整天忙於籌建實驗大樓，購置儀器，安裝儀器，培養人才；還進行野外考察，科學研究，甚至在化學樓建築工地上抬土，運磚。當儀器從內地運來時，他和大家一起打開了幾百隻箱子！……當地的朋友讚譽彭加木為建立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馬功勞”。
為了發展新疆的科學事業，彭加木親手架設新疆與內地之間的科學橋樑。他在上海做了許多動員工作，鼓勵上海的科學家們調到新疆來工作，或者來新疆作短期的講學、考察。
彭加木在這次出發之前，便找了他的老同事陳善明談心，向他介紹新疆的風貌，蹺起大拇指說新疆“亞克西”（維語，“好”的意思）。
在1959年，彭加木還動員了上海的老科學家王應睞、殷宏章、蘇元復、曹天欽、周光宇、焦瑞身等六位先生到新疆講學、考察。
後來，經彭加木親自動員來新疆工作的上海科學家，就有生理學家胡學初和徐科，化學家柳大綱（研究鹽湖）和生物化學家戚正武……
另外，通過彭加木架設的這座橋樑，新疆的許多年輕科學工作者不斷到內地實習、培訓，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業務水平。新疆的朋友們稱讚彭加木是架設新疆與內地之間科學橋樑的“工程師”。彭加木，是一個出色的科學研究工作的組織者！
為了發展新疆的科學事業，彭加木甚至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在1958年7月19日寫給黨支部書記王芷涯的信中，寫下了獻身邊疆的誓言：
……我極盼陳善明能到新疆來。因為除了我一人力量不足外，我的身體情況
是不夠有十分把握的。雖然我在離滬時已下了最大的決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來，並準備讓我的骨頭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點有機質（關於這一點請不必告知夏叔芳）。但是，假如在我體力不能支持的時候，沒有人管這兒的工作，就將會引起重大的損失。陳善明來到以後，我就可以放心了……
信中的這些類似於“臨終遺言”的話，彭加木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寫下來的。因為在當時，盡管別人每天看到他忙碌於工作，而在深夜裏他深深受到病痛的折磨。他已經預感著不祥，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他寫這些話的時候，隻有三十三歲！他抓緊分分秒秒，秒秒分分。他沒有節日，沒有假日，不看電影，也不看戲。他有一種極為強烈的時間緊迫感。他說：
“既然生命的期限已如此短促，那時間對我來說就更寶貴了，我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費嗬！我自己早知道可能活不長了，正因為這樣，更應當乘我能做些事的時候，盡最大努力替黨做些工作，特別是艱難困苦的工作。”
彭加木愛詩。此時此刻，他最愛讀的，是著名詩人臧克家在1949年為紀念魯迅逝世十三周年所寫的詩——《有的人》。他，不知多少遍吟誦過這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