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王芷涯以為，這下子彭加木會打消去邊疆的念頭，會說：“好吧，那我就留在上海。”
誰知彭加木真的是十頭牛拉也拉不回來的人。他看了公函，很坦然地說：“我情況過去我也知道一點，對我去新疆不會有什麽影響。”
聽了彭加木的話，王芷涯深為感動。她想，有的人沒病裝病，有的人小病大養，有的人想方設法要留在上海，有人甚至說彭加木如果不到邊疆去就不會得癌症！而彭加木呢，醫院明確認為他“不得離開上海”，他卻再三請求要到邊疆工作！這兩種人的思想境界，真是天壤之別！彭加木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不達目的不罷手”的人。他人在上海，心兒早就飛到邊疆。他接二連三地向組織上請求“放虎歸山”。
請讀一讀彭加木當時所寫的報告。原文照錄，一字未易。字裏行間，滲透著一股多麽感人的力量！
1957年9月9日，彭加木給組織寫了這樣的報告：
近期間總是想著如何能早日到烏魯木齊去，因為現在病已基本上好了。治療已暫告結束，體力上已可擔任一些工作。新疆方麵的工作，由於在1956年已訂了計劃，各方麵已做好準備，如果我不去，而一時又找不到代替的人，那麽那些準備工作就要落空，整個工作也將受到影響。此外，也會影響到動員更多的人去新疆工作。
問題關鍵在於身體健康狀況是否允許到烏魯木齊工作？我的看法是，在烏魯木齊工作與在北京、上海工作，對體力上的要求來說，沒有什麽差別……我的病與所在地區無關，留在上海，未必就不會發病；去到烏魯木齊，未必就會發病，即使發病，可以先行在烏魯木齊治療，必要時可以回上海治療，這樣做對病情無大影響。
在上海，各方麵的條件當然都是很優越的，但是一個共產黨員，難道可以畏難退縮？在建設社會主義、建設邊疆的道路上摔過一跤（作者註：彭加木把患癌症稱為“摔跤”），可是爬起來了，拍拍灰塵，又要繼續前進。隻是應當吸取教訓，眼睛更敏銳些，腳步更小心些，爭取不再摔跤。因此，已經向綜考會簡焯坡（作者註：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的一位負責人）提出，希望在取得醫生同意後，在九月中旬後回北京，並盡可能早日到烏魯木齊……
也就在這一天，彭加木又同時給簡焯坡寫了一封信，請求赴新疆工作：
我正以最大的努力來和疾病作鬥爭，以期早日取得完全的勝利。8日拍攝了胸部正麵及側麵的x光照片，結果很好。
……
新疆的工作，沒有疑問是急切等著人去做。我認為實際可行的辦法是，我盡可能早些去烏魯木齊，做一些體力所能勝任的準備工作。我對那兒的情況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爭取沿海一帶的有經驗的人去協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裏聯繫、準備。……如果我能夠在上海做一些輕微的工作，沒有理由就不能到烏魯木齊做一些輕微的工作。一年多來，我深深體會到爭取人去邊區工作的困難。人們對邊疆有過多的、認為是十分荒涼艱苦的誤解，我更不願意由於我生了一場病而加深人們的誤解。這種情況事實上已開始產生了。
醫生們曾經認為我的病情十分險惡，這是我知道的，最近王芷涯同誌曾經代表組織告訴我真實的情況。其實，在醫院時從各方麵的觀察，我也已知道一些，隻是沒有那麽係統罷了。不過，我是十分樂觀的，無論任何嚴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樣的困難，都不能摧毀我對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獲得勝利。我甘願忍受一切痛苦，為了社會主義事業，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幹一天。我還準備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來應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這一點，因為這是客觀上的需要。關於這點，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與地區無關，發病的可能性到處一樣。與其消極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積極的打算，如加以適當注意，在外也不一定會發病。
（二）在上海對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對人對己的影響均不好，一個人如久受消極因素的侵蝕，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實上已增加了動員人去邊區參加工作的困難。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醫療條件，在烏魯木齊是能夠滿足的。
……
由於有人過去一階段患病的經驗，我對於如何能適當的控製，已覺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醫生的同意之後，我就立即去烏魯木齊，如果工作上確實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麽就在這期間內先去昆明，一方麵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麵可作為體力上的一個試驗階段。
彭加木在寄這兩份報告之後，急切地期待著組織上的批準。他一邊治病，一邊開始在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做實驗，以盡快恢復自己的體力。
然而，領導上並沒有馬上批準彭加木的請求。彭加木焦急萬分，一次又一次地向黨支部書記王芷涯請戰。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寫信給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再一次提出懇切的請求：
經長時間的調理休養後，現已恢復健康。這是由於生活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裏……嚴重的病才能迅速痊癒。
現在我抱著像一個士兵等待著“重返前線”的焦急心情，懇切地請求你準許我立即回到邊疆去參加進攻科學堡壘的戰鬥！
誰知彭加木真的是十頭牛拉也拉不回來的人。他看了公函，很坦然地說：“我情況過去我也知道一點，對我去新疆不會有什麽影響。”
聽了彭加木的話，王芷涯深為感動。她想，有的人沒病裝病，有的人小病大養，有的人想方設法要留在上海，有人甚至說彭加木如果不到邊疆去就不會得癌症！而彭加木呢，醫院明確認為他“不得離開上海”，他卻再三請求要到邊疆工作！這兩種人的思想境界，真是天壤之別！彭加木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不達目的不罷手”的人。他人在上海，心兒早就飛到邊疆。他接二連三地向組織上請求“放虎歸山”。
請讀一讀彭加木當時所寫的報告。原文照錄，一字未易。字裏行間，滲透著一股多麽感人的力量！
1957年9月9日，彭加木給組織寫了這樣的報告：
近期間總是想著如何能早日到烏魯木齊去，因為現在病已基本上好了。治療已暫告結束，體力上已可擔任一些工作。新疆方麵的工作，由於在1956年已訂了計劃，各方麵已做好準備，如果我不去，而一時又找不到代替的人，那麽那些準備工作就要落空，整個工作也將受到影響。此外，也會影響到動員更多的人去新疆工作。
問題關鍵在於身體健康狀況是否允許到烏魯木齊工作？我的看法是，在烏魯木齊工作與在北京、上海工作，對體力上的要求來說，沒有什麽差別……我的病與所在地區無關，留在上海，未必就不會發病；去到烏魯木齊，未必就會發病，即使發病，可以先行在烏魯木齊治療，必要時可以回上海治療，這樣做對病情無大影響。
在上海，各方麵的條件當然都是很優越的，但是一個共產黨員，難道可以畏難退縮？在建設社會主義、建設邊疆的道路上摔過一跤（作者註：彭加木把患癌症稱為“摔跤”），可是爬起來了，拍拍灰塵，又要繼續前進。隻是應當吸取教訓，眼睛更敏銳些，腳步更小心些，爭取不再摔跤。因此，已經向綜考會簡焯坡（作者註：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的一位負責人）提出，希望在取得醫生同意後，在九月中旬後回北京，並盡可能早日到烏魯木齊……
也就在這一天，彭加木又同時給簡焯坡寫了一封信，請求赴新疆工作：
我正以最大的努力來和疾病作鬥爭，以期早日取得完全的勝利。8日拍攝了胸部正麵及側麵的x光照片，結果很好。
……
新疆的工作，沒有疑問是急切等著人去做。我認為實際可行的辦法是，我盡可能早些去烏魯木齊，做一些體力所能勝任的準備工作。我對那兒的情況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爭取沿海一帶的有經驗的人去協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裏聯繫、準備。……如果我能夠在上海做一些輕微的工作，沒有理由就不能到烏魯木齊做一些輕微的工作。一年多來，我深深體會到爭取人去邊區工作的困難。人們對邊疆有過多的、認為是十分荒涼艱苦的誤解，我更不願意由於我生了一場病而加深人們的誤解。這種情況事實上已開始產生了。
醫生們曾經認為我的病情十分險惡，這是我知道的，最近王芷涯同誌曾經代表組織告訴我真實的情況。其實，在醫院時從各方麵的觀察，我也已知道一些，隻是沒有那麽係統罷了。不過，我是十分樂觀的，無論任何嚴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樣的困難，都不能摧毀我對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獲得勝利。我甘願忍受一切痛苦，為了社會主義事業，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幹一天。我還準備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來應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這一點，因為這是客觀上的需要。關於這點，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與地區無關，發病的可能性到處一樣。與其消極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積極的打算，如加以適當注意，在外也不一定會發病。
（二）在上海對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對人對己的影響均不好，一個人如久受消極因素的侵蝕，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實上已增加了動員人去邊區參加工作的困難。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醫療條件，在烏魯木齊是能夠滿足的。
……
由於有人過去一階段患病的經驗，我對於如何能適當的控製，已覺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醫生的同意之後，我就立即去烏魯木齊，如果工作上確實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麽就在這期間內先去昆明，一方麵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麵可作為體力上的一個試驗階段。
彭加木在寄這兩份報告之後，急切地期待著組織上的批準。他一邊治病，一邊開始在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做實驗，以盡快恢復自己的體力。
然而，領導上並沒有馬上批準彭加木的請求。彭加木焦急萬分，一次又一次地向黨支部書記王芷涯請戰。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寫信給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再一次提出懇切的請求：
經長時間的調理休養後，現已恢復健康。這是由於生活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裏……嚴重的病才能迅速痊癒。
現在我抱著像一個士兵等待著“重返前線”的焦急心情，懇切地請求你準許我立即回到邊疆去參加進攻科學堡壘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