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沂河向北行進，特務隊和第七隊依然擔任前衛，雖然一路上不斷發生零星槍戰，但此時的對手已經沒有什麽抵抗能力了。中午，部隊接近馬灣（當時叫“麻灣”），前哨發現一股共軍，幾個傘兵分隊立刻圍了上去，蔡智誠看見十多個解放軍戰士趴在地上死戰不退，掩護著一個領導模樣的人朝河裏跑。暴雨過後的水流很急，那位領導稍微猶豫了一下、就被狙擊槍手打死在河邊了。從這人的身上搜出了張光中的一個筆記本，蔡智誠還記得上麵寫著“應該高度重視民兵建設，不能簡單地派犯過錯誤的幹部去民兵隊伍裏工作……”之類的話，傘兵們於是就認為自己打死了共產黨的魯南軍區司令員，南京的報紙也很快登出了“擊斃魯南匪首張光中”的消息，特務隊長遊樂智還因此受了獎。
犧牲在河邊的當然不是張光中，因為張光中和傅秋濤已經於頭一天夜裏渡過沂河了。這位烈士也許是軍區或者某分區的幹部、也許是行署或者某地委的領導，在當天的包圍圈裏，這樣的人是很多的。
9號中午，快速縱隊與八十三師在馬灣“會師”，接著又轉向西麵進行掃蕩。
從核桃園、湧泉、耿莊、一直到磨山鎮，隨處可見丟棄的行李包裹、一路上盡是遇難者的屍體。大部分死者的身上並沒有彈痕，很多人都是因為在暴雨和泥濘中長途奔跑，筋疲力盡、氣竭而亡的。有些人倒在泥潭裏，鼻孔和嘴巴上全是黏土，似乎連抹去臉上的淤泥的力氣都沒有，就這麽給憋死了。在曠野裏，蔡智誠發現了一百多具擔架，擔架上的人全都泡在泥漿裏死去了，可醫護人員卻仍然靜靜地坐在旁邊、陪伴著他們。遊樂智隊長下令不許傷害那幾個衛生兵——大家都是扛槍打仗的，誰都希望自己能夠遇到如此盡責的護士。
在這一百多平方公裏的地段上究竟有多少人遇難，不知道。蔡智誠的印象是“至少上萬”，可馬甲我並沒有查到具體的數據——這也許是無法查清的，因為當時的逃難群眾並沒有統一的編製。死掉的人，國民黨埋了一些、當地民眾埋了一些、共產黨回來以後又埋了一些，所以沒辦法進行準確的統計——但有個數字可以參考：6月8日，僅魯南軍區機關就有二百三十多名幹部在突圍途中“累死”（不是陣亡）；十九團九連是突圍成功的隊伍（九連長曹會蘭曾任空一軍後勤部長），但這樣的主力連隊也有十三名戰士“累死”在泥濘裏。組織嚴密的軍區機關尚且如此、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尚且如此，那些分區的、地委的、縣區鄉的幹部，那些民兵、傷病員和軍隊家屬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無論如何，總部機關衝出去了，大部分領導幹部和黨政軍骨幹也渡過沂河、完成了突圍。
現在回過頭來想這件事，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固然是老天幫忙，但十九團七連的艱苦阻擊卻更為至關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爭取到了寶貴的三個小時，快速縱隊6月7日下午就可以進抵湧泉村，那將會使得逃難軍民無法靠近沂河，第二天的冒雨突圍也就根本不可能實現。
寫到這裏，說句題外話。
前些天看《集結號》的時候，馬甲就在想：在人民解放軍的征戰史上，究竟有多少個“九連”一樣的隊伍呢？
如果僅僅從“掩護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生命的價值，陣亡者的結局無疑是委屈的，但如果從“捍衛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們的行為，一切都將變得十分坦然——“九連”或者七連、薑茂財董存瑞或者譚嗣同秋瑾，當他們麵臨犧牲的時候，其實隻有一個信念能夠真正支撐起他們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們相信，在他們身後，活下來的人將會繼續戰鬥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實現——這個高於生命的覺悟，是泛泛的“人性關懷”所無法解釋的。
能夠安慰死者的不是勳章、不是墓碑，而是他們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衛、是他們的理想是否成為了現實——史匹柏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讓大兵瑞恩站在戰友的陵墓前說：“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個好人”；而《集結號》的導演卻似乎沒有明白其中的意義，所以，我們隻在銀幕上看見了血肉橫飛和哥們義氣、隻在逼真的音效裏聽見了悽厲的軍號和狂野的吼叫，卻沒有領悟出犧牲的目的。
導演其實並不明白“九連”為什麽犧牲，所以他讓焦大棚提出了一個請求：“撤吧，給九連留點種子”。這話聽著有點耳熟，因為分明也有人曾經喊過：“撤吧，給西北軍留點種子”……但是，什麽是“種子”？對軍閥而言，“種子”是兵、是槍、是番號，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對於獻身理想的戰士而言，“種子”是精神、是覺悟、是高於生命的信仰，在最艱難的時刻，隻有堅持戰鬥、付出犧牲，種子才有可能發芽開花。
並不是所有的陣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稱號的。是否為信仰而戰，這是烈士與炮灰的區別。
因此，當烈士逝去之後，墓碑上的名字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來的人們應該捫心自問，先烈的理想的“種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靈魂裏了——這才是犧牲的價值、這才是精神的力量、這才是最偉大的人性的光輝。
犧牲在河邊的當然不是張光中，因為張光中和傅秋濤已經於頭一天夜裏渡過沂河了。這位烈士也許是軍區或者某分區的幹部、也許是行署或者某地委的領導，在當天的包圍圈裏，這樣的人是很多的。
9號中午，快速縱隊與八十三師在馬灣“會師”，接著又轉向西麵進行掃蕩。
從核桃園、湧泉、耿莊、一直到磨山鎮，隨處可見丟棄的行李包裹、一路上盡是遇難者的屍體。大部分死者的身上並沒有彈痕，很多人都是因為在暴雨和泥濘中長途奔跑，筋疲力盡、氣竭而亡的。有些人倒在泥潭裏，鼻孔和嘴巴上全是黏土，似乎連抹去臉上的淤泥的力氣都沒有，就這麽給憋死了。在曠野裏，蔡智誠發現了一百多具擔架，擔架上的人全都泡在泥漿裏死去了，可醫護人員卻仍然靜靜地坐在旁邊、陪伴著他們。遊樂智隊長下令不許傷害那幾個衛生兵——大家都是扛槍打仗的，誰都希望自己能夠遇到如此盡責的護士。
在這一百多平方公裏的地段上究竟有多少人遇難，不知道。蔡智誠的印象是“至少上萬”，可馬甲我並沒有查到具體的數據——這也許是無法查清的，因為當時的逃難群眾並沒有統一的編製。死掉的人，國民黨埋了一些、當地民眾埋了一些、共產黨回來以後又埋了一些，所以沒辦法進行準確的統計——但有個數字可以參考：6月8日，僅魯南軍區機關就有二百三十多名幹部在突圍途中“累死”（不是陣亡）；十九團九連是突圍成功的隊伍（九連長曹會蘭曾任空一軍後勤部長），但這樣的主力連隊也有十三名戰士“累死”在泥濘裏。組織嚴密的軍區機關尚且如此、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尚且如此，那些分區的、地委的、縣區鄉的幹部，那些民兵、傷病員和軍隊家屬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無論如何，總部機關衝出去了，大部分領導幹部和黨政軍骨幹也渡過沂河、完成了突圍。
現在回過頭來想這件事，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固然是老天幫忙，但十九團七連的艱苦阻擊卻更為至關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爭取到了寶貴的三個小時，快速縱隊6月7日下午就可以進抵湧泉村，那將會使得逃難軍民無法靠近沂河，第二天的冒雨突圍也就根本不可能實現。
寫到這裏，說句題外話。
前些天看《集結號》的時候，馬甲就在想：在人民解放軍的征戰史上，究竟有多少個“九連”一樣的隊伍呢？
如果僅僅從“掩護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生命的價值，陣亡者的結局無疑是委屈的，但如果從“捍衛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們的行為，一切都將變得十分坦然——“九連”或者七連、薑茂財董存瑞或者譚嗣同秋瑾，當他們麵臨犧牲的時候，其實隻有一個信念能夠真正支撐起他們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們相信，在他們身後，活下來的人將會繼續戰鬥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實現——這個高於生命的覺悟，是泛泛的“人性關懷”所無法解釋的。
能夠安慰死者的不是勳章、不是墓碑，而是他們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衛、是他們的理想是否成為了現實——史匹柏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讓大兵瑞恩站在戰友的陵墓前說：“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個好人”；而《集結號》的導演卻似乎沒有明白其中的意義，所以，我們隻在銀幕上看見了血肉橫飛和哥們義氣、隻在逼真的音效裏聽見了悽厲的軍號和狂野的吼叫，卻沒有領悟出犧牲的目的。
導演其實並不明白“九連”為什麽犧牲，所以他讓焦大棚提出了一個請求：“撤吧，給九連留點種子”。這話聽著有點耳熟，因為分明也有人曾經喊過：“撤吧，給西北軍留點種子”……但是，什麽是“種子”？對軍閥而言，“種子”是兵、是槍、是番號，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對於獻身理想的戰士而言，“種子”是精神、是覺悟、是高於生命的信仰，在最艱難的時刻，隻有堅持戰鬥、付出犧牲，種子才有可能發芽開花。
並不是所有的陣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稱號的。是否為信仰而戰，這是烈士與炮灰的區別。
因此，當烈士逝去之後，墓碑上的名字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來的人們應該捫心自問，先烈的理想的“種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靈魂裏了——這才是犧牲的價值、這才是精神的力量、這才是最偉大的人性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