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不懂得理想的崇高，又怎能闡釋得出犧牲的真諦呢？
6月9日，總部機關突圍了，但仍然有許多人被困在了包圍圈裏。
快速縱隊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盡的被圍困者，從中甄別出縣委書記、組織部長、區長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產黨幹部，並隨即就把他們移交給了保安團（7月2日，國民黨費縣縣長楊均亞將其中的210名黨員幹部活埋殺害了）。
傘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裏的戰俘，是因為他們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六月，正是夏麥成熟的季節，國軍對魯南的清剿雖然全麵告捷，但由於沒有建立起組織機構，一時半會的還無法進行征糧。而這時候，全國各地的“反飢餓”運動正整得政府焦頭爛額，因此，南京方麵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蘇北和蘇中，指望著用“恢復區”的麥子給城市救急。
蘇北和蘇中是新四軍的老根據地，這時雖然被國軍占領了，但共產黨的政權仍然在堅持活動，從解放區失陷之日起，淮海區黨委就發動群眾進行“反徵兵、反納稅、反交糧”鬥爭，進入麥收季節後，又組織民兵武裝開展“保麥運動”，使得國民黨的征糧計劃無法落實[奇+書+網]。因此，當魯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總部就立即調遣快速縱隊趕赴蘇北各地“武裝護糧”，為地方保安團撐腰打氣。
特務隊和二大隊被分派到了蘇北的東海縣。
東海縣毗鄰連雲港，在隴海鐵路的邊上，這裏的國民黨保安團隊有兩股勢力，一部分屬於“還鄉團”，他們缺乏訓練，隻會打人不會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軍獨立旅三團的舊部，雖然有一定的戰鬥力，但軍心渙散、與國軍部隊貌合神離。
“獨三團”的團長劉慶餘（劉福龍）原先是青幫出身的土匪，歷史上有血債，後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參加了新四軍。1946年，劉部到潼山根據地休整期間，潼山的幾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狀、揭發劉慶餘曾經殺害過無辜百姓，縣委一調查，情況屬實，當即就召開公審大會、把劉團長和幾個部下都槍斃了。這個舉措當然是為受害群眾報仇雪恨、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同時也讓許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於是他們就拖槍叛變、投奔了保安團。這批當過新四軍的國民黨保丁與其他國軍有隔閡、與“還鄉團”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來總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
六月初，東海縣保安團組織了十一支征糧隊、還設置了七個“麥場”，但他們一下鄉就被民兵遊擊隊打了個落花流水，結果損失了一百多號人馬隻收來四鬥麥子，把第八行政區的夏鼎文專員氣得不行。夏專員是東海縣人，還是位國大代表，家鄉的征麥情況關係到他的政績聲譽，看到保安團不頂用，他就請整編第28師（李良榮部）的國軍幫忙“護糧”。整28師派來一個團（52旅155團），到東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個營長，立刻就嚇得縮在縣城不敢出門了，夏專員沒有辦法，隻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這才把傘兵部隊調到了東海縣。
快速縱隊是國軍精銳，蔡智誠他們剛剛在魯南打了大勝仗，趾高氣揚，根本沒把“土八路”遊擊隊放在眼裏。一到駐地，軍官們就催著問“什麽地方需要護糧？”，保安團說，東北方向的遊擊隊比較活躍，如果先把那邊的麥子收回來，更能夠打擊共產黨的士氣——那好吧，部隊就往東海縣的東部開去。
幾十輛卡車載著六個傘兵隊，車隊後麵還跟著保安團、復仇團以及國民黨的區長鄉長們，馬車、騾子車排了一長串，踏得馬路上塵飛土起，真是浩浩蕩蕩、威風十足。
行進途中，蔡智誠發現路邊的麥子已經被收割了一半，就問那是什麽人幹的，保安團回答說： “還有誰？土八路唄，他們出來轉一圈，大片的麥子就不見了”。
第二天，隊伍來到蘇魯交界處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莊稼地裏空蕩蕩的，一顆麥穗也見不到。復仇團的一幫鄉紳地主絕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麥子吔，我的果園吔，我的房子吔……”
於是，保安團就衝進各個村莊，翻箱倒櫃、掘地刨坑，抓人、搜糧食。
實際上，當時的國民政府為了對抗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已經頒布了《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明確規定“經非法分配的農地，一律由縣政府徵收，然後再放領給佃農”，並要求“地主不得對土地使用者採取報復行為，不得籍口收回土地”，這個《辦法》的目的是維持解放區的土改結果、不影響農民在中共統治下的既得利益，並以此與共產黨爭奪民心——但事實上，這個政策根本就行不通。
共產黨是通過“直接發動群眾”解決土地問題的，而國民黨則恰恰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必須通過中間層、也就是通過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實施土地改革，這就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因為，依靠“既得利益群體”對權利集團自身實施改革，無論規劃多麽完善、口號多麽動聽，都不會有本質性的效果。
一旦國民黨政府恢復了對綏靖區的統治，隨之而來的必然是“還鄉團”和“復仇團”的兇殘暴行。地主武裝肆意追討財產、瘋狂殺戮民眾，官員則聽之任之、軍隊則助紂為虐，國民黨政府的《土地辦法》最終也就成了一紙空文，除了加深民眾的仇恨，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6月9日，總部機關突圍了，但仍然有許多人被困在了包圍圈裏。
快速縱隊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盡的被圍困者，從中甄別出縣委書記、組織部長、區長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產黨幹部，並隨即就把他們移交給了保安團（7月2日，國民黨費縣縣長楊均亞將其中的210名黨員幹部活埋殺害了）。
傘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裏的戰俘，是因為他們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六月，正是夏麥成熟的季節，國軍對魯南的清剿雖然全麵告捷，但由於沒有建立起組織機構，一時半會的還無法進行征糧。而這時候，全國各地的“反飢餓”運動正整得政府焦頭爛額，因此，南京方麵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蘇北和蘇中，指望著用“恢復區”的麥子給城市救急。
蘇北和蘇中是新四軍的老根據地，這時雖然被國軍占領了，但共產黨的政權仍然在堅持活動，從解放區失陷之日起，淮海區黨委就發動群眾進行“反徵兵、反納稅、反交糧”鬥爭，進入麥收季節後，又組織民兵武裝開展“保麥運動”，使得國民黨的征糧計劃無法落實[奇+書+網]。因此，當魯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總部就立即調遣快速縱隊趕赴蘇北各地“武裝護糧”，為地方保安團撐腰打氣。
特務隊和二大隊被分派到了蘇北的東海縣。
東海縣毗鄰連雲港，在隴海鐵路的邊上，這裏的國民黨保安團隊有兩股勢力，一部分屬於“還鄉團”，他們缺乏訓練，隻會打人不會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軍獨立旅三團的舊部，雖然有一定的戰鬥力，但軍心渙散、與國軍部隊貌合神離。
“獨三團”的團長劉慶餘（劉福龍）原先是青幫出身的土匪，歷史上有血債，後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參加了新四軍。1946年，劉部到潼山根據地休整期間，潼山的幾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狀、揭發劉慶餘曾經殺害過無辜百姓，縣委一調查，情況屬實，當即就召開公審大會、把劉團長和幾個部下都槍斃了。這個舉措當然是為受害群眾報仇雪恨、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同時也讓許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於是他們就拖槍叛變、投奔了保安團。這批當過新四軍的國民黨保丁與其他國軍有隔閡、與“還鄉團”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來總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
六月初，東海縣保安團組織了十一支征糧隊、還設置了七個“麥場”，但他們一下鄉就被民兵遊擊隊打了個落花流水，結果損失了一百多號人馬隻收來四鬥麥子，把第八行政區的夏鼎文專員氣得不行。夏專員是東海縣人，還是位國大代表，家鄉的征麥情況關係到他的政績聲譽，看到保安團不頂用，他就請整編第28師（李良榮部）的國軍幫忙“護糧”。整28師派來一個團（52旅155團），到東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個營長，立刻就嚇得縮在縣城不敢出門了，夏專員沒有辦法，隻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這才把傘兵部隊調到了東海縣。
快速縱隊是國軍精銳，蔡智誠他們剛剛在魯南打了大勝仗，趾高氣揚，根本沒把“土八路”遊擊隊放在眼裏。一到駐地，軍官們就催著問“什麽地方需要護糧？”，保安團說，東北方向的遊擊隊比較活躍，如果先把那邊的麥子收回來，更能夠打擊共產黨的士氣——那好吧，部隊就往東海縣的東部開去。
幾十輛卡車載著六個傘兵隊，車隊後麵還跟著保安團、復仇團以及國民黨的區長鄉長們，馬車、騾子車排了一長串，踏得馬路上塵飛土起，真是浩浩蕩蕩、威風十足。
行進途中，蔡智誠發現路邊的麥子已經被收割了一半，就問那是什麽人幹的，保安團回答說： “還有誰？土八路唄，他們出來轉一圈，大片的麥子就不見了”。
第二天，隊伍來到蘇魯交界處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莊稼地裏空蕩蕩的，一顆麥穗也見不到。復仇團的一幫鄉紳地主絕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麥子吔，我的果園吔，我的房子吔……”
於是，保安團就衝進各個村莊，翻箱倒櫃、掘地刨坑，抓人、搜糧食。
實際上，當時的國民政府為了對抗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已經頒布了《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明確規定“經非法分配的農地，一律由縣政府徵收，然後再放領給佃農”，並要求“地主不得對土地使用者採取報復行為，不得籍口收回土地”，這個《辦法》的目的是維持解放區的土改結果、不影響農民在中共統治下的既得利益，並以此與共產黨爭奪民心——但事實上，這個政策根本就行不通。
共產黨是通過“直接發動群眾”解決土地問題的，而國民黨則恰恰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必須通過中間層、也就是通過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實施土地改革，這就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因為，依靠“既得利益群體”對權利集團自身實施改革，無論規劃多麽完善、口號多麽動聽，都不會有本質性的效果。
一旦國民黨政府恢復了對綏靖區的統治，隨之而來的必然是“還鄉團”和“復仇團”的兇殘暴行。地主武裝肆意追討財產、瘋狂殺戮民眾，官員則聽之任之、軍隊則助紂為虐，國民黨政府的《土地辦法》最終也就成了一紙空文，除了加深民眾的仇恨，沒有任何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