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如果以為隻有共產黨人才懂得發動學生，那就錯了。蔡智誠他們也是到校園裏來“點火”的。
點火的契機在於東北。
抗戰勝利後，東北就處於蘇聯軍隊的控製之下。按照《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蘇軍應該把東北地區移交給南京中央政府，並且在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軍，可是，一直到46年，蘇聯人都沒有撤出的跡象。
46年1月中旬，“東北行營”的八名官員在撫順被東北民主聯軍的散兵槍殺，這件事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一時間，籲請蘇聯“約束中共武裝”、要求蘇聯撤軍的呼聲越來越高。2月份，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關於東北問題的四條主張”，要求國民政府“承認東北民主部隊”、要求“限製進入東北的政府軍的數量”，卻沒有要求蘇軍撤出東北——這就給後來的“反蘇反共運動”提供了口實。
當時的中國老百姓對蘇聯的印象很不好，這不僅有歷史上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因素。蘇軍占據東北，並且不斷壓迫國民政府在外蒙問題和新疆問題上做出讓步，這樣的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中共的發展，但在本質上卻傷害了中國的主權，這就深深刺傷了中國人民最敏感的神經——於是，當國民黨當局把共產黨的曖昧態度與蘇聯軍隊的沙文主義聯繫起來的時候，當蔡智誠他們指責“某黨為了實現武裝割據，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時候，一場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就不可避免地被點燃了。
“為了國家主權，不懼赴湯蹈火”，“隻知有國，不知有黨”——這是46年反蘇運動的主要口號。
國民政府選擇在這樣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口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到中國主持調停的時候，馬歇爾一下飛機就聽到了如此“民主的、愛國的呼聲”，立刻就對蘇共和中共的行為提高了警惕。於是，隨之而來的政治脅迫和國際壓力不僅迫使毛澤東決定“讓開大路、占據兩廂”、放棄了“獨占東北”的計劃，也迫使蘇聯最終從東北撤了軍。
46年3月的這次“點火”可以稱得上是國民黨和三青團最為成功的政治運作之一。在這場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頭，繼而又走上了內戰的戰場，而與此同時，由中共主導的“聲援一二、一學生運動”和“反甄審”運動卻被完全壓製，學生中的共產黨員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們被要求不得參加反蘇運動），於是，中央大學的鬧事學生們最終被迫服從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念書去了。
這次進校園，蔡智誠他們的功勞不小。但事實上，僅憑蔡智誠他們這一夥軍官是不可能“點火”成功的，真正在運動中發揮作用的是混雜在學生中的“人民服務隊”——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從”。
所謂“青年從”，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從軍退役人員”。馬甲在前麵的段子裏講過，“十萬青年十萬軍”時期有個政策，青年軍從軍人員退役以後可以選擇進學校讀書，由國家提供學費——現在抗戰結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團領導的“青年從”就湧進了各大校園。他們的學習基礎不好、學習成績更加不妙，卻可以不在乎考試、不在乎紀律，他們有自己的組織（叫做“人民服務隊”），實際上卻淪為了流氓學生和學生特務，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大公害。
“青年從”有點象是“軍官總”的孿生兄弟。在校園裏，他們的組織性不亞於學生會、攻擊性卻更加殘暴，他們兼有學生的輕率和兵痞的野蠻，卻失去了理想的單純，犯起渾來無法無天。在三青團的指使下，他們可以打老師、打同學、大鬧課堂，可一旦對上級不滿，他們也敢打警察、罵官員、圍攻政府。
1946年4月，剛在“反蘇運動”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青年從”就轉而大鬧南京總統府，有個傢夥居然還在總統府的牆上畫了個大王八。
而這位敢在蔣委員長辦公室的大門口表現漫畫才能的傻大膽，就是蔡智誠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後的南京，就象是政治鬧劇的大舞台。
一方麵，報紙上接二連三地登出各種各樣的“好消息”，另一方麵，大街小巷間卻充滿了天怒人怨，集會遊行和抗議漫罵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這些不滿的情緒，往往又是因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說，蘇聯從東北撤軍了。
可是，外國的撤軍並沒有換來中國的和平，蘇聯人前腳剛走、國共兩黨後腳就打了起來，4月份以後的東北地區成了軍事衝突最激烈的戰場，而就在這時候，南京城裏的東北人也紛紛上街請願。
抗戰勝利後，大批的東北籍軍人、學生和陣亡將士遺屬滯留在國統區，他們無法返鄉（華北的鐵路和公路全都被共產黨阻斷了）、沒有經濟來源（部隊番號被取消了），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東北軍人舉著“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請救濟，還有的孤兒寡母打著招魂幡討要撫恤金，個個麵黃肌瘦、衣衫襤褸，就象叫花子一般。
薑鍵的母親是位心善的老太太，她經常守在兵營的門口，遇到軍官就問：“孩子，您有沒有用不上的東西呀？都送給大娘吧”……然後就踱著一雙小腳去救濟老鄉。薑鍵這時候是二大隊的副隊長，他自己不好出麵辦這種事，卻也經常在私底下發牢騷，責怪政府虧待了東北人。
點火的契機在於東北。
抗戰勝利後，東北就處於蘇聯軍隊的控製之下。按照《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蘇軍應該把東北地區移交給南京中央政府，並且在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軍，可是，一直到46年，蘇聯人都沒有撤出的跡象。
46年1月中旬，“東北行營”的八名官員在撫順被東北民主聯軍的散兵槍殺，這件事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一時間，籲請蘇聯“約束中共武裝”、要求蘇聯撤軍的呼聲越來越高。2月份，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關於東北問題的四條主張”，要求國民政府“承認東北民主部隊”、要求“限製進入東北的政府軍的數量”，卻沒有要求蘇軍撤出東北——這就給後來的“反蘇反共運動”提供了口實。
當時的中國老百姓對蘇聯的印象很不好，這不僅有歷史上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因素。蘇軍占據東北，並且不斷壓迫國民政府在外蒙問題和新疆問題上做出讓步，這樣的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中共的發展，但在本質上卻傷害了中國的主權，這就深深刺傷了中國人民最敏感的神經——於是，當國民黨當局把共產黨的曖昧態度與蘇聯軍隊的沙文主義聯繫起來的時候，當蔡智誠他們指責“某黨為了實現武裝割據，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時候，一場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就不可避免地被點燃了。
“為了國家主權，不懼赴湯蹈火”，“隻知有國，不知有黨”——這是46年反蘇運動的主要口號。
國民政府選擇在這樣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口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到中國主持調停的時候，馬歇爾一下飛機就聽到了如此“民主的、愛國的呼聲”，立刻就對蘇共和中共的行為提高了警惕。於是，隨之而來的政治脅迫和國際壓力不僅迫使毛澤東決定“讓開大路、占據兩廂”、放棄了“獨占東北”的計劃，也迫使蘇聯最終從東北撤了軍。
46年3月的這次“點火”可以稱得上是國民黨和三青團最為成功的政治運作之一。在這場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頭，繼而又走上了內戰的戰場，而與此同時，由中共主導的“聲援一二、一學生運動”和“反甄審”運動卻被完全壓製，學生中的共產黨員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們被要求不得參加反蘇運動），於是，中央大學的鬧事學生們最終被迫服從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念書去了。
這次進校園，蔡智誠他們的功勞不小。但事實上，僅憑蔡智誠他們這一夥軍官是不可能“點火”成功的，真正在運動中發揮作用的是混雜在學生中的“人民服務隊”——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從”。
所謂“青年從”，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從軍退役人員”。馬甲在前麵的段子裏講過，“十萬青年十萬軍”時期有個政策，青年軍從軍人員退役以後可以選擇進學校讀書，由國家提供學費——現在抗戰結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團領導的“青年從”就湧進了各大校園。他們的學習基礎不好、學習成績更加不妙，卻可以不在乎考試、不在乎紀律，他們有自己的組織（叫做“人民服務隊”），實際上卻淪為了流氓學生和學生特務，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大公害。
“青年從”有點象是“軍官總”的孿生兄弟。在校園裏，他們的組織性不亞於學生會、攻擊性卻更加殘暴，他們兼有學生的輕率和兵痞的野蠻，卻失去了理想的單純，犯起渾來無法無天。在三青團的指使下，他們可以打老師、打同學、大鬧課堂，可一旦對上級不滿，他們也敢打警察、罵官員、圍攻政府。
1946年4月，剛在“反蘇運動”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青年從”就轉而大鬧南京總統府，有個傢夥居然還在總統府的牆上畫了個大王八。
而這位敢在蔣委員長辦公室的大門口表現漫畫才能的傻大膽，就是蔡智誠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後的南京，就象是政治鬧劇的大舞台。
一方麵，報紙上接二連三地登出各種各樣的“好消息”，另一方麵，大街小巷間卻充滿了天怒人怨，集會遊行和抗議漫罵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這些不滿的情緒，往往又是因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說，蘇聯從東北撤軍了。
可是，外國的撤軍並沒有換來中國的和平，蘇聯人前腳剛走、國共兩黨後腳就打了起來，4月份以後的東北地區成了軍事衝突最激烈的戰場，而就在這時候，南京城裏的東北人也紛紛上街請願。
抗戰勝利後，大批的東北籍軍人、學生和陣亡將士遺屬滯留在國統區，他們無法返鄉（華北的鐵路和公路全都被共產黨阻斷了）、沒有經濟來源（部隊番號被取消了），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東北軍人舉著“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請救濟，還有的孤兒寡母打著招魂幡討要撫恤金，個個麵黃肌瘦、衣衫襤褸，就象叫花子一般。
薑鍵的母親是位心善的老太太，她經常守在兵營的門口，遇到軍官就問：“孩子，您有沒有用不上的東西呀？都送給大娘吧”……然後就踱著一雙小腳去救濟老鄉。薑鍵這時候是二大隊的副隊長，他自己不好出麵辦這種事，卻也經常在私底下發牢騷，責怪政府虧待了東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