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太清閑，參謀們就不務正業。一幫人為了迎接“國民大會”，鼓搗出了一首“新中國傘兵”歌（後來還真的成了國軍的《傘兵進行曲》），蔡智誠他們還被“三青團”借調出去，幹了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46年3月的南京，已經和舉行受降儀式的時候大不相同了。
幾個月來，物價飛漲、民不聊生，45年9月的一百法幣可以買兩隻雞，46年1月卻隻能買兩個雞蛋，到了3月份就隻夠買兩粒煤球了……人民群眾的情緒從歡迎政府回歸時的興高采烈逐漸轉變為極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連小孩子見到國軍官兵都躲得遠遠的、現出一副厭惡的表情。
這時候，南京城裏每天都在舉行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有以市民為主體的、也有以學生為主體的。
市民鬧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業”。
淪陷期間，南京市裏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廠，這些企業雖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偽性質，但員工是中國人、車間廠房也在中國的地麵上，抗戰勝利後，隻要稍加整頓就可以恢復生產。但是，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來自四麵八方，“接收”行為就如同哄搶一樣的毫無計劃，這個收倉房、那個收原料，今天搬機器、明天割電纜，甚至出現了“一輛汽車五個人接收”的笑話（一個人接收車身，其他四個接收車輪子），經過這麽一折騰，好端端的工廠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終能夠恢復運作的不到一百家。南京市裏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業，生路斷絕的市民們不得不走上了抗議鬥爭的道路。
而學生鬧事，則是為了“反甄審”。
淪陷期間，南京市裏依然有“中央大學”等院校在日偽的教育體係下繼續開課，抗戰勝利後，真正的“國立中央大學”回來了，國民政府就把“偽大學”撤消、改稱“南京臨時大學”，並且不承認“偽校學生”的學籍，要對他們進行“甄審”——“甄審”的辦法就是考試，基礎課補考英語，政治課補考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考試過關以後才能夠重新入學——理工學院和醫學院合併到上海的學校，其他院係則留在南京、併入“正牌的中央大學”。
這麽一來，南京城裏的“偽學生”們就不幹了，他們遊行示威、絕食抗議，堅決不參加“甄審”考試，並且針鋒相對地提出：“丟失首都的責任不在學生身上，甄審的對象應該是政府的官員”。
46年3月，原“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征正在南京述職，他因為“一二、一血案”丟了差事，正等著接受新的任命。這時候，大概是希望自己“從哪裏跌倒，再從哪裏爬起來”，關將軍看見南京學生鬧事，居然決定親自去校園訓話、開展思想工作。
走進中央大學（當時叫南京臨大），學生們正在集會。大家一看見這位披鬥篷、穿馬靴的將軍就發出了陣陣噓聲，再聽說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禍首，更是罵聲四起。“關鐵拳”一介武夫，說話全無遮攔，在昆明的時候就信口開河，說什麽“學生有示威遊行的自由，當兵的有開槍的自由”，結果被趕出了雲南，現在到了中央大學，他登上講台、開口就說：“和你們學生打交道，真比對付十萬敵人還麻煩”，還說：“你們學生一張嘴，沒道理也變成了有道理……”
學生哪裏肯吃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們學生是講道理的，你這個反民主的劊子手才是真正的強詞奪理！”，然後，一陣陣口號震耳欲聾，罵得關麟征瞠目結舌、真的變成了“紅臉關公”，最後隻好跳下講台、落荒而逃。
“關鐵拳兵敗大學校園”的典故一時成為京城的笑談，弄得蔣委員長也無可奈何：“關雨東的政治是弱項……”。可沒過多久，老蔣居然任命關麟征為中央大學的教育長（關麟征也因此成為繼蔣介石之後的第二任黃埔校長），真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
（說句玩笑話——網上有人說，關之琳是關麟征的孫女。如果這是真的，那可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前的老關不受大學生的歡迎，但若是換成現在，讓關之琳再到大學校園裏走一趟，絕對能把關家的麵子找回來。）
關麟征去中央大學的時候，蔡智誠他們也在場，關司令被哄走以後，傘兵軍官卻沒有走。大學生衝著他們喊：“軍人滾出校園去！”，蔡智誠就報出自己原先的學校、專業、年級和老師的名字，並且說：“我們是軍人、也是學生，大家都是中國的青年，總可以坐下來交流的嘛”，學生們這才不起鬧了。
雖然不起鬧，卻仍然無法溝通。
蔡智誠的“說服對象”是工學院的學生，他解釋說，自己在後方考大學的時候也考了英語和《中國之命運》，所以“甄審考試”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而學生聯誼會的代表卻認為，“甄審”的實質是對淪陷區青年的侮辱，必須取消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並且撤換不稱職的教育官員——雙方各講各的道理，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
在當時，蔡智誠隻是覺得這些學生的組織性很強，很不容易對付。可他哪裏知道，他麵對的“聯誼會主席”（王嘉猷）是一位富有經驗的中共地下黨員，他更不會知道，會場上的43級機電係“談話代表”竟然是未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江澤民當時是中央大學“反甄審”運動的骨幹，王嘉猷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因此，他執行的這項“說服工作”，其實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46年3月的南京，已經和舉行受降儀式的時候大不相同了。
幾個月來，物價飛漲、民不聊生，45年9月的一百法幣可以買兩隻雞，46年1月卻隻能買兩個雞蛋，到了3月份就隻夠買兩粒煤球了……人民群眾的情緒從歡迎政府回歸時的興高采烈逐漸轉變為極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連小孩子見到國軍官兵都躲得遠遠的、現出一副厭惡的表情。
這時候，南京城裏每天都在舉行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有以市民為主體的、也有以學生為主體的。
市民鬧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業”。
淪陷期間，南京市裏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廠，這些企業雖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偽性質，但員工是中國人、車間廠房也在中國的地麵上，抗戰勝利後，隻要稍加整頓就可以恢復生產。但是，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來自四麵八方，“接收”行為就如同哄搶一樣的毫無計劃，這個收倉房、那個收原料，今天搬機器、明天割電纜，甚至出現了“一輛汽車五個人接收”的笑話（一個人接收車身，其他四個接收車輪子），經過這麽一折騰，好端端的工廠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終能夠恢復運作的不到一百家。南京市裏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業，生路斷絕的市民們不得不走上了抗議鬥爭的道路。
而學生鬧事，則是為了“反甄審”。
淪陷期間，南京市裏依然有“中央大學”等院校在日偽的教育體係下繼續開課，抗戰勝利後，真正的“國立中央大學”回來了，國民政府就把“偽大學”撤消、改稱“南京臨時大學”，並且不承認“偽校學生”的學籍，要對他們進行“甄審”——“甄審”的辦法就是考試，基礎課補考英語，政治課補考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考試過關以後才能夠重新入學——理工學院和醫學院合併到上海的學校，其他院係則留在南京、併入“正牌的中央大學”。
這麽一來，南京城裏的“偽學生”們就不幹了，他們遊行示威、絕食抗議，堅決不參加“甄審”考試，並且針鋒相對地提出：“丟失首都的責任不在學生身上，甄審的對象應該是政府的官員”。
46年3月，原“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征正在南京述職，他因為“一二、一血案”丟了差事，正等著接受新的任命。這時候，大概是希望自己“從哪裏跌倒，再從哪裏爬起來”，關將軍看見南京學生鬧事，居然決定親自去校園訓話、開展思想工作。
走進中央大學（當時叫南京臨大），學生們正在集會。大家一看見這位披鬥篷、穿馬靴的將軍就發出了陣陣噓聲，再聽說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禍首，更是罵聲四起。“關鐵拳”一介武夫，說話全無遮攔，在昆明的時候就信口開河，說什麽“學生有示威遊行的自由，當兵的有開槍的自由”，結果被趕出了雲南，現在到了中央大學，他登上講台、開口就說：“和你們學生打交道，真比對付十萬敵人還麻煩”，還說：“你們學生一張嘴，沒道理也變成了有道理……”
學生哪裏肯吃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們學生是講道理的，你這個反民主的劊子手才是真正的強詞奪理！”，然後，一陣陣口號震耳欲聾，罵得關麟征瞠目結舌、真的變成了“紅臉關公”，最後隻好跳下講台、落荒而逃。
“關鐵拳兵敗大學校園”的典故一時成為京城的笑談，弄得蔣委員長也無可奈何：“關雨東的政治是弱項……”。可沒過多久，老蔣居然任命關麟征為中央大學的教育長（關麟征也因此成為繼蔣介石之後的第二任黃埔校長），真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
（說句玩笑話——網上有人說，關之琳是關麟征的孫女。如果這是真的，那可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前的老關不受大學生的歡迎，但若是換成現在，讓關之琳再到大學校園裏走一趟，絕對能把關家的麵子找回來。）
關麟征去中央大學的時候，蔡智誠他們也在場，關司令被哄走以後，傘兵軍官卻沒有走。大學生衝著他們喊：“軍人滾出校園去！”，蔡智誠就報出自己原先的學校、專業、年級和老師的名字，並且說：“我們是軍人、也是學生，大家都是中國的青年，總可以坐下來交流的嘛”，學生們這才不起鬧了。
雖然不起鬧，卻仍然無法溝通。
蔡智誠的“說服對象”是工學院的學生，他解釋說，自己在後方考大學的時候也考了英語和《中國之命運》，所以“甄審考試”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而學生聯誼會的代表卻認為，“甄審”的實質是對淪陷區青年的侮辱，必須取消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並且撤換不稱職的教育官員——雙方各講各的道理，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
在當時，蔡智誠隻是覺得這些學生的組織性很強，很不容易對付。可他哪裏知道，他麵對的“聯誼會主席”（王嘉猷）是一位富有經驗的中共地下黨員，他更不會知道，會場上的43級機電係“談話代表”竟然是未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江澤民當時是中央大學“反甄審”運動的骨幹，王嘉猷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因此，他執行的這項“說服工作”，其實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