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辦農業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可貴州這裏卻戰事頻繁。黔軍、滇軍、川軍、中央軍，民團、土匪、青幫和洪幫來來去去，今天這個拔苗、明天那個刨坑，好不容易長出了幾片茶葉，還沒等收穫就被別人搶跑了。接著，何應欽去了廣州、何輯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沒有了靠山，隻好關門大吉。
當不成農場主，於是改當工廠主。
先是開了家肥皂廠，希望幫助鄉親們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結果造出來的“衛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賣不掉，隻得關張。
接著又辦酒精廠，初衷是想用工業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夠開汽車，蔡式超搞了幾十個大鐵皮罐，蒸餾來蒸餾去，怎麽也超不過94度，隻能當醫藥酒精用——不過這也歪打正著。抗戰爆發了，前方需要大量的醫用酒精，於是蔡老闆不計成本、把一批批的產品送往前線。沒幾年，家業就被他折騰光了。
時間到了1944年，大後方的物價飛漲、人心浮躁、社會混亂，民眾對政府極不信任。
其實，抗戰之初的情形並不是這樣的。那時候，雖然國軍一敗再敗，但國民黨的表現還算不錯，軍人不怕死、官員也耐得住艱苦，所以盡管局勢嚴峻，但社會各界卻很團結，人民積極支前、踴躍參戰，處處呈現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麵貌，蔣委員長的形象也空前的偉大。
可後來就不行了。自從美國參戰以後，國民政府就象是鬆了一口氣，所有的老毛病都回來了。爭權奪利、拉幫結派、腐化墮落……“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各種投機倒把、貪汙盜竊的行經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員們的嘴裏動不動就是“美國朋友”什麽的，好象打日本不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反倒是幫美國人開闢第二戰場一樣。
老百姓並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當權者沒誌氣。官員的墮落、政府的腐敗、軍隊的無能，使人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於是，先前的那種毀家救國、同仇敵愾的景象難以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聲載道和灰心失望。
這期間，雲南和四川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和腐敗——可是，浙江大學電機係二年級的學生蔡智誠卻從來沒有參加過“鬧事”，在遵義，他不僅沒有上街遊行，就連抗議的標語也沒見到過。
抗戰時期，貴州是“政治模範省”，浙江大學也是“模範學校”。全體師生埋頭學習、鑽研業務，對政治運動敬而遠之，校園內外顯得風平浪靜。
浙江大學是1940年遷到貴州遵義的（46年回遷），當時的校長是竺可楨。
竺校長十分愛護學生。1942年，西南聯大在昆明反對孔祥熙、邀請遵義的浙江大學也起來響應，當時，軍警部隊已在校外荷槍實彈、極有可能發生流血衝突，浙大的老師努力阻攔學生，結果卻沒攔住、被學生們衝出去了。於是，竺可楨校長舉起一麵小旗走在了遊行隊伍的最前頭，他說：“我不贊成學生的行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大學校長帶頭遊行！這破天荒的舉動惹得蔣介石大怒，竺可楨差點因此被撤職。從這以後，浙大的學生們就很少再參與政治活動了——他們不願意給校長添麻煩。
雖然是在戰爭期間，但浙江大學的學習條件還是很不錯的。
首先是書多、儀器多。浙大內遷的時候，全部圖書資料和實驗設備都完好的轉移到了遵義，浙江方麵還把“文瀾閣四庫全書”等珍貴文獻也交給他們管理，這在內遷學校中是絕無僅有的優勢；再就是錢多。蔣總裁是浙江人，有許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員可以給浙江大學提供經費，使浙大有能力實施科研項目、還能定期從國外購買學術資料，物質條件得天獨厚。
當然，更重要的是師資力量雄厚。浙大主張“文理兼修”、規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須上基礎課，在大學一年級的講壇上，可以看見校長竺可楨、文學院長梅光迪、理學院長胡剛復、工學院長李熙謀、農學院長盧守耕、研究院長鄭宗海，還可以見到陳建功、蘇步青、王國鬆、王葆仁、李壽恆、馬一浮、何增祿、王淦昌、貝時璋、談家珍、盧嘉錫……全是名震學界的大師精英。
抗戰時期，遵義沒有遭到過日軍飛機的空襲，所以浙大的師生不必象其他學校那樣“跑警報”，可以十分從容的在教室裏或者小河邊專心讀書。於是，後來，在遵義讀書的兩千多本科生裏，有四十多人成為了中科院的院士——當然，這其中沒有包括蔡智誠，因為他剛讀到二年級就去當兵了。
44年6月，蔡智誠正跟著實驗室主任俞國順（浙江人，副教授）建造“發電廠”。
當時，遵義沒有電力設施，教師備課、學生看書隻能使用桐油燈，每個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燈煙燻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於是，電機係的俞教授就準備搞一個小型火電廠，利用當地的煤炭資源發電照明。
發電房的“核心設備”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發電機和一台四缸45馬力的煤氣機，都是從雲南淘來的二手貨。幾個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讓它們派上了用場。
當不成農場主，於是改當工廠主。
先是開了家肥皂廠，希望幫助鄉親們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結果造出來的“衛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賣不掉，隻得關張。
接著又辦酒精廠，初衷是想用工業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夠開汽車，蔡式超搞了幾十個大鐵皮罐，蒸餾來蒸餾去，怎麽也超不過94度，隻能當醫藥酒精用——不過這也歪打正著。抗戰爆發了，前方需要大量的醫用酒精，於是蔡老闆不計成本、把一批批的產品送往前線。沒幾年，家業就被他折騰光了。
時間到了1944年，大後方的物價飛漲、人心浮躁、社會混亂，民眾對政府極不信任。
其實，抗戰之初的情形並不是這樣的。那時候，雖然國軍一敗再敗，但國民黨的表現還算不錯，軍人不怕死、官員也耐得住艱苦，所以盡管局勢嚴峻，但社會各界卻很團結，人民積極支前、踴躍參戰，處處呈現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麵貌，蔣委員長的形象也空前的偉大。
可後來就不行了。自從美國參戰以後，國民政府就象是鬆了一口氣，所有的老毛病都回來了。爭權奪利、拉幫結派、腐化墮落……“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各種投機倒把、貪汙盜竊的行經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員們的嘴裏動不動就是“美國朋友”什麽的，好象打日本不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反倒是幫美國人開闢第二戰場一樣。
老百姓並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當權者沒誌氣。官員的墮落、政府的腐敗、軍隊的無能，使人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於是，先前的那種毀家救國、同仇敵愾的景象難以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聲載道和灰心失望。
這期間，雲南和四川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和腐敗——可是，浙江大學電機係二年級的學生蔡智誠卻從來沒有參加過“鬧事”，在遵義，他不僅沒有上街遊行，就連抗議的標語也沒見到過。
抗戰時期，貴州是“政治模範省”，浙江大學也是“模範學校”。全體師生埋頭學習、鑽研業務，對政治運動敬而遠之，校園內外顯得風平浪靜。
浙江大學是1940年遷到貴州遵義的（46年回遷），當時的校長是竺可楨。
竺校長十分愛護學生。1942年，西南聯大在昆明反對孔祥熙、邀請遵義的浙江大學也起來響應，當時，軍警部隊已在校外荷槍實彈、極有可能發生流血衝突，浙大的老師努力阻攔學生，結果卻沒攔住、被學生們衝出去了。於是，竺可楨校長舉起一麵小旗走在了遊行隊伍的最前頭，他說：“我不贊成學生的行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大學校長帶頭遊行！這破天荒的舉動惹得蔣介石大怒，竺可楨差點因此被撤職。從這以後，浙大的學生們就很少再參與政治活動了——他們不願意給校長添麻煩。
雖然是在戰爭期間，但浙江大學的學習條件還是很不錯的。
首先是書多、儀器多。浙大內遷的時候，全部圖書資料和實驗設備都完好的轉移到了遵義，浙江方麵還把“文瀾閣四庫全書”等珍貴文獻也交給他們管理，這在內遷學校中是絕無僅有的優勢；再就是錢多。蔣總裁是浙江人，有許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員可以給浙江大學提供經費，使浙大有能力實施科研項目、還能定期從國外購買學術資料，物質條件得天獨厚。
當然，更重要的是師資力量雄厚。浙大主張“文理兼修”、規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須上基礎課，在大學一年級的講壇上，可以看見校長竺可楨、文學院長梅光迪、理學院長胡剛復、工學院長李熙謀、農學院長盧守耕、研究院長鄭宗海，還可以見到陳建功、蘇步青、王國鬆、王葆仁、李壽恆、馬一浮、何增祿、王淦昌、貝時璋、談家珍、盧嘉錫……全是名震學界的大師精英。
抗戰時期，遵義沒有遭到過日軍飛機的空襲，所以浙大的師生不必象其他學校那樣“跑警報”，可以十分從容的在教室裏或者小河邊專心讀書。於是，後來，在遵義讀書的兩千多本科生裏，有四十多人成為了中科院的院士——當然，這其中沒有包括蔡智誠，因為他剛讀到二年級就去當兵了。
44年6月，蔡智誠正跟著實驗室主任俞國順（浙江人，副教授）建造“發電廠”。
當時，遵義沒有電力設施，教師備課、學生看書隻能使用桐油燈，每個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燈煙燻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於是，電機係的俞教授就準備搞一個小型火電廠，利用當地的煤炭資源發電照明。
發電房的“核心設備”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發電機和一台四缸45馬力的煤氣機，都是從雲南淘來的二手貨。幾個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讓它們派上了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