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運行的頭幾天，廠房裏來了一個中央軍校的教官，他說自己要結婚了、讓發電廠給他的新房裝兩盞電燈。可是，這位軍官的住宅與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給他裝電燈非得專門拉一條迴路不可，於是俞國順就沒有同意。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軍棍“乓乓”幾下、把俞教授的腦袋敲了個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頓，也隻能忍氣吞聲。俞國順躺在病床上長籲短嘆，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還說“看來雷海宗先生的理論是正確的，沒有真正的兵，就沒有真正的國民……”
俞國順提到的這位雷海宗，是西南聯大的歷史學教授，他寫過一本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當時的影響很大。
雷先生的觀點大概是：中國舊文化是“無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對兵戎之事不了解、不關心，致使流氓無賴充斥行伍、軍隊的素質低下，不能滿足文明社會的要求。雷先生認為，“無兵的文化”使得國家“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沒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張有知識的人應該去當兵，因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他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修煉“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來振興民族的風氣。
雷海宗的這個理論多少有點尼采的味道，雖然要求社會變革、卻不反對軍事獨裁，所以得到了蔣總裁的贊成。當時，主管貴州黨務的張道藩（國民黨海外部長）拿著雷教授的書到浙大來搞宣傳，“青年軍”的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也到學校來做演講，提出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鼓動年青學子們去當兵。
可是，在浙江大學鼓動了半天，卻沒有人報名參軍——這是一方麵是因為國民政府《兵役法》規定，在校讀書的學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麵，浙大的校長和老師也反對學生從軍。
浙大的教授們覺得，雷海宗的理論近似於“法西斯蒂”、是“以軍國主義對抗軍國主義”，不會有什麽好結果。他們主張青年學生應該好好讀書，認為隻有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知識，才是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最佳途徑……
蔡智誠原本也是準備聽從老師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可是，軍校教官的幾棍子，不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腦袋、也把蔡智誠打糊塗了，他想：國軍教官的素質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蠻又該到了何等地步，讓這些流氓一樣的軍人保護國家，社會的文明還有什麽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學生帶著這個困惑回到家裏，沒想到卻又遇到了另一件煩心事——姐姐被亂兵打傷了。
44年夏天，國軍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敗塗地，大潰退引發了難民潮。當時，在四川的人聽說湖南湖北敗了、認為重慶很危險，就想往貴州和雲南跑；在貴州的人看見日軍進了廣西、恐怕國軍抵擋不住，又想往雲南和四川跑；而雲南邊境也在打仗、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了，昆明的人也覺得危險、也想往外跑……於是乎，位於雲貴川三省要道的遵義縣就成了難民聚集的中心。
遵義設置了許多“難民救濟站”，五花八門。
一類是政府的民政機構，他們在衙門裏辦公，有賑災款、可以徵用民房、還能調動警察維持秩序。但他們要檢查求助者的身份證、難民證和疏散證，對證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難的民眾大多沒有攜帶證明文件，因此隻有極少數人能夠從政府那裏得到幫助；另一類救濟場所是各省的“同鄉會”。他們在廟宇祠堂裏實施救濟，不查證件、卻要分辨口音，隻有自己的老鄉才能有飯吃、有地方住。
“美國援華協會”也在路邊搭建了“救濟棚”，設有治療室、廚房、浴室和廁所。他們不查證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兩頓飯，但隻接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對年青男子概不歡迎。
蔡智誠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濟棚”裏當醫生，負責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區域是不許男人進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裏突然闖進來幾個國軍士兵，翻箱倒櫃、吵著要什麽“盤尼西林”，蔡智慧一邊趕他們出去，一邊解釋說這裏隻是個救濟站、沒有那麽貴重的藥品。當兵的火了：“美國人的地方，怎麽會沒有西藥？”，還說“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們把貴重東西都偷去賣了！”，罵了許多難聽的話，還把蔡醫師給打傷了。
蔡智誠趕到醫院的時候，看見姐姐的病床前聚著許多同事，好些人氣得直哭。“援華協會”的負責人馬力（mariotte）先生正衝著遵義縣長大吼大叫：“中國的軍隊太糟糕！中國的軍人太野蠻！”，那倒黴的縣長隻有連連點頭，保證一定“嚴懲肇事的歹徒”。
看到這個場景，蔡智誠的心裏十分難過。他覺得，馬力先生罵縣長，實際上也是罵了所有的中國人。
當天晚上，在留給父親的信中，蔡智誠這樣寫道：“國家淪落到如此地步、軍隊墮落到如此地步，處罰幾個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來，雷海宗先生所言極是，知識者應投身行伍，努力改造舊軍閥之流氓習氣……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軍隊，方能切實承擔保護國民之重責……”。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頓，也隻能忍氣吞聲。俞國順躺在病床上長籲短嘆，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還說“看來雷海宗先生的理論是正確的，沒有真正的兵，就沒有真正的國民……”
俞國順提到的這位雷海宗，是西南聯大的歷史學教授，他寫過一本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當時的影響很大。
雷先生的觀點大概是：中國舊文化是“無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對兵戎之事不了解、不關心，致使流氓無賴充斥行伍、軍隊的素質低下，不能滿足文明社會的要求。雷先生認為，“無兵的文化”使得國家“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沒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張有知識的人應該去當兵，因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他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修煉“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來振興民族的風氣。
雷海宗的這個理論多少有點尼采的味道，雖然要求社會變革、卻不反對軍事獨裁，所以得到了蔣總裁的贊成。當時，主管貴州黨務的張道藩（國民黨海外部長）拿著雷教授的書到浙大來搞宣傳，“青年軍”的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也到學校來做演講，提出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鼓動年青學子們去當兵。
可是，在浙江大學鼓動了半天，卻沒有人報名參軍——這是一方麵是因為國民政府《兵役法》規定，在校讀書的學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麵，浙大的校長和老師也反對學生從軍。
浙大的教授們覺得，雷海宗的理論近似於“法西斯蒂”、是“以軍國主義對抗軍國主義”，不會有什麽好結果。他們主張青年學生應該好好讀書，認為隻有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知識，才是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最佳途徑……
蔡智誠原本也是準備聽從老師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可是，軍校教官的幾棍子，不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腦袋、也把蔡智誠打糊塗了，他想：國軍教官的素質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蠻又該到了何等地步，讓這些流氓一樣的軍人保護國家，社會的文明還有什麽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學生帶著這個困惑回到家裏，沒想到卻又遇到了另一件煩心事——姐姐被亂兵打傷了。
44年夏天，國軍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敗塗地，大潰退引發了難民潮。當時，在四川的人聽說湖南湖北敗了、認為重慶很危險，就想往貴州和雲南跑；在貴州的人看見日軍進了廣西、恐怕國軍抵擋不住，又想往雲南和四川跑；而雲南邊境也在打仗、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了，昆明的人也覺得危險、也想往外跑……於是乎，位於雲貴川三省要道的遵義縣就成了難民聚集的中心。
遵義設置了許多“難民救濟站”，五花八門。
一類是政府的民政機構，他們在衙門裏辦公，有賑災款、可以徵用民房、還能調動警察維持秩序。但他們要檢查求助者的身份證、難民證和疏散證，對證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難的民眾大多沒有攜帶證明文件，因此隻有極少數人能夠從政府那裏得到幫助；另一類救濟場所是各省的“同鄉會”。他們在廟宇祠堂裏實施救濟，不查證件、卻要分辨口音，隻有自己的老鄉才能有飯吃、有地方住。
“美國援華協會”也在路邊搭建了“救濟棚”，設有治療室、廚房、浴室和廁所。他們不查證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兩頓飯，但隻接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對年青男子概不歡迎。
蔡智誠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濟棚”裏當醫生，負責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區域是不許男人進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裏突然闖進來幾個國軍士兵，翻箱倒櫃、吵著要什麽“盤尼西林”，蔡智慧一邊趕他們出去，一邊解釋說這裏隻是個救濟站、沒有那麽貴重的藥品。當兵的火了：“美國人的地方，怎麽會沒有西藥？”，還說“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們把貴重東西都偷去賣了！”，罵了許多難聽的話，還把蔡醫師給打傷了。
蔡智誠趕到醫院的時候，看見姐姐的病床前聚著許多同事，好些人氣得直哭。“援華協會”的負責人馬力（mariotte）先生正衝著遵義縣長大吼大叫：“中國的軍隊太糟糕！中國的軍人太野蠻！”，那倒黴的縣長隻有連連點頭，保證一定“嚴懲肇事的歹徒”。
看到這個場景，蔡智誠的心裏十分難過。他覺得，馬力先生罵縣長，實際上也是罵了所有的中國人。
當天晚上，在留給父親的信中，蔡智誠這樣寫道：“國家淪落到如此地步、軍隊墮落到如此地步，處罰幾個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來，雷海宗先生所言極是，知識者應投身行伍，努力改造舊軍閥之流氓習氣……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軍隊，方能切實承擔保護國民之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