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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輔康熙(1)
讓孝莊感到欣慰的是，任性的兒子居然生了個理智的孫子。
順治十六年（1659年），虛齡6歲的皇三子同兄長一起去給父皇順治請安，順治詢問他們各自的誌向，皇二子“以願為賢王對”，而皇三子的回答卻是“待長而效法父皇，黽勉盡力”。
當皇三子即位之後，太皇太後問其有“何欲”，少年皇帝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惟願天下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如此回答，反映出：好學不倦的康熙在祖母的教誨下，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康熙時代的到來，對於已經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孝莊又是一個新的考驗，歷史似乎在有意測試孝莊的毅力。
在康熙即位一年後皇帝的生母孝康皇太後佟氏病故，享年24歲。
撫養、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一位接近“知天命”年歲的老人身上……
歷史似乎也在有意為難孝莊，雖然她決定起用異姓臣子輔政以避免大權旁落、專權擅政局麵的形成。
雖然四大臣的誓言依然在耳中迴蕩，但她的關於四大臣聯合輔政以便互相製約、避免專擅的設想，已經被如脫韁之野馬的權力擊得粉碎。
指望臣輔之間能互相製約無異於畫餅充飢……
在四輔政大臣中鰲拜本來排在最後，但最終大權在握、不斷架空乃至淩駕皇權之上的恰恰就是此人。
索尼年事已高，經常稱病不朝，實際上他可還沒老到不能上朝的地步。
這位精通文墨的首席輔政大臣深知：輔臣同幼主的關係極為微妙，很難把握好君臣的分寸。
更何況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後又是位精明過人的政治家，盡管在順治去世後她以“本朝家法”拒絕了垂簾聽政的奏請，但她絕不會不關注政局，從多爾袞去世後的一係列部署都體現出太後政治上的老辣。
既然在幼主身邊有這樣一位足智多謀的祖母，他就應該急流勇退。
位列輔臣第二的蘇克薩哈非常清楚，他在順治八年二月對多爾袞殯服違製的告發雖成全了順治卻得罪了孝莊皇太後。
皇太後實際上並不願重提舊帳、把內部矛盾公開化。
在順治病危時，蘇克薩哈決定以身殉主，這其中固然有對順治不遇之恩的報答，也反映出他本人對順治逝後動盪莫測局勢的不盡憂慮。
順治對跪在病榻旁的蘇克薩哈勸解道：“爾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
”蘇克薩哈接受了皇帝的囑託，放棄了殉主。
然而從受任輔政大臣伊始，就體會到來自兩黃旗大臣的刁難，麵對頤指氣使的鰲拜，隻有節節退讓，忍氣吞聲。
索尼的稱病不朝使得擅長攬權的鰲拜愈發肆無忌憚，利用一切機會安插親信，控製要害部門。
鰲拜已經不能忍受名列輔政大臣第四的現狀，洞察其中原委的遏必隆在上朝時故意慢走，好讓鰲拜走在自己的前麵。
而鰲拜的心腹——工部尚書噶褚哈在疏奏中索性把鰲拜的名字列在遏必隆的前麵，試圖改變朝廷對輔政大臣排列的次序。
大權在握的鰲拜對於不肯黨附自己的官員，必置之死地而後快。
內大臣費揚古對鰲拜不那麽恭順，鰲拜便以費揚古的兒子——禦前侍衛倭赫帶康熙去景山、瀛台遊玩時，擅用禦弓、擅騎禦馬，而把倭赫及一起當班的另外三名侍衛全部處死；又以費揚古對兒子被處死心懷不滿，而把費揚古及其子尼侃、薩哈連也都處死，偶一泄憤便有七人喪生。
在排除異己方麵，鰲拜比起當年的多爾袞要殘酷得多。
而湯若望一案的發生就更是一個明顯的信號。
在明清之際，湯若望是個頗具影響力的西方人；他同清皇室幾代人都有著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訂的中西合璧的曆書在順治元年頒行天下；他以醫術治癒孝莊皇太後的病、並被皇太後尊為義父；在多爾袞攝政時期他曾以天象示警保護過處境險惡的順治，成為小皇帝的患難之交、忘年之交；而當順治病危為避免幼主臨朝而堅持傳位堂兄時，湯若望以皇三子已經出過天花為由，竭力勸說順治接受皇太後的傳子主張，堪稱是一言而定大計；康熙時代就此開始，與此同步的也就是四大臣輔政。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對清王朝做出特殊貢獻的紫禁城的座上客，頃刻之間便淪為了階下囚。
釀成湯若望鋃鐺入獄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文化上的差異，也有西方神權同中國皇權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輔政大臣受自身文化素質的局限。
在四大臣中隻有索尼是個文化人，精通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在當時的滿洲權貴中已經是屈指可數的佼佼者了。
即使是索尼，對於天文曆法、特別是西方天算學同中國傳統曆法的差異及其優勢，也是一竅不通，更別說幾乎是目不識丁的另外三位輔政了。
因而當具有排外思想——“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楊光先，指控湯若望傳播西方天算學、傳播邪教、圖謀不軌時，已經半身不遂的湯若望也就在劫難逃了。經過七個多月的審理，在康熙四年初（1665年）對病入膏肓的湯若望做出淩遲處死的判決。
再輔康熙(1)
讓孝莊感到欣慰的是，任性的兒子居然生了個理智的孫子。
順治十六年（1659年），虛齡6歲的皇三子同兄長一起去給父皇順治請安，順治詢問他們各自的誌向，皇二子“以願為賢王對”，而皇三子的回答卻是“待長而效法父皇，黽勉盡力”。
當皇三子即位之後，太皇太後問其有“何欲”，少年皇帝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惟願天下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如此回答，反映出：好學不倦的康熙在祖母的教誨下，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康熙時代的到來，對於已經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孝莊又是一個新的考驗，歷史似乎在有意測試孝莊的毅力。
在康熙即位一年後皇帝的生母孝康皇太後佟氏病故，享年24歲。
撫養、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一位接近“知天命”年歲的老人身上……
歷史似乎也在有意為難孝莊，雖然她決定起用異姓臣子輔政以避免大權旁落、專權擅政局麵的形成。
雖然四大臣的誓言依然在耳中迴蕩，但她的關於四大臣聯合輔政以便互相製約、避免專擅的設想，已經被如脫韁之野馬的權力擊得粉碎。
指望臣輔之間能互相製約無異於畫餅充飢……
在四輔政大臣中鰲拜本來排在最後，但最終大權在握、不斷架空乃至淩駕皇權之上的恰恰就是此人。
索尼年事已高，經常稱病不朝，實際上他可還沒老到不能上朝的地步。
這位精通文墨的首席輔政大臣深知：輔臣同幼主的關係極為微妙，很難把握好君臣的分寸。
更何況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後又是位精明過人的政治家，盡管在順治去世後她以“本朝家法”拒絕了垂簾聽政的奏請，但她絕不會不關注政局，從多爾袞去世後的一係列部署都體現出太後政治上的老辣。
既然在幼主身邊有這樣一位足智多謀的祖母，他就應該急流勇退。
位列輔臣第二的蘇克薩哈非常清楚，他在順治八年二月對多爾袞殯服違製的告發雖成全了順治卻得罪了孝莊皇太後。
皇太後實際上並不願重提舊帳、把內部矛盾公開化。
在順治病危時，蘇克薩哈決定以身殉主，這其中固然有對順治不遇之恩的報答，也反映出他本人對順治逝後動盪莫測局勢的不盡憂慮。
順治對跪在病榻旁的蘇克薩哈勸解道：“爾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
”蘇克薩哈接受了皇帝的囑託，放棄了殉主。
然而從受任輔政大臣伊始，就體會到來自兩黃旗大臣的刁難，麵對頤指氣使的鰲拜，隻有節節退讓，忍氣吞聲。
索尼的稱病不朝使得擅長攬權的鰲拜愈發肆無忌憚，利用一切機會安插親信，控製要害部門。
鰲拜已經不能忍受名列輔政大臣第四的現狀，洞察其中原委的遏必隆在上朝時故意慢走，好讓鰲拜走在自己的前麵。
而鰲拜的心腹——工部尚書噶褚哈在疏奏中索性把鰲拜的名字列在遏必隆的前麵，試圖改變朝廷對輔政大臣排列的次序。
大權在握的鰲拜對於不肯黨附自己的官員，必置之死地而後快。
內大臣費揚古對鰲拜不那麽恭順，鰲拜便以費揚古的兒子——禦前侍衛倭赫帶康熙去景山、瀛台遊玩時，擅用禦弓、擅騎禦馬，而把倭赫及一起當班的另外三名侍衛全部處死；又以費揚古對兒子被處死心懷不滿，而把費揚古及其子尼侃、薩哈連也都處死，偶一泄憤便有七人喪生。
在排除異己方麵，鰲拜比起當年的多爾袞要殘酷得多。
而湯若望一案的發生就更是一個明顯的信號。
在明清之際，湯若望是個頗具影響力的西方人；他同清皇室幾代人都有著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訂的中西合璧的曆書在順治元年頒行天下；他以醫術治癒孝莊皇太後的病、並被皇太後尊為義父；在多爾袞攝政時期他曾以天象示警保護過處境險惡的順治，成為小皇帝的患難之交、忘年之交；而當順治病危為避免幼主臨朝而堅持傳位堂兄時，湯若望以皇三子已經出過天花為由，竭力勸說順治接受皇太後的傳子主張，堪稱是一言而定大計；康熙時代就此開始，與此同步的也就是四大臣輔政。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對清王朝做出特殊貢獻的紫禁城的座上客，頃刻之間便淪為了階下囚。
釀成湯若望鋃鐺入獄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文化上的差異，也有西方神權同中國皇權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輔政大臣受自身文化素質的局限。
在四大臣中隻有索尼是個文化人，精通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在當時的滿洲權貴中已經是屈指可數的佼佼者了。
即使是索尼，對於天文曆法、特別是西方天算學同中國傳統曆法的差異及其優勢，也是一竅不通，更別說幾乎是目不識丁的另外三位輔政了。
因而當具有排外思想——“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楊光先，指控湯若望傳播西方天算學、傳播邪教、圖謀不軌時，已經半身不遂的湯若望也就在劫難逃了。經過七個多月的審理，在康熙四年初（1665年）對病入膏肓的湯若望做出淩遲處死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