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0頁
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紹祖還說：“對此，許多人不理解，而我們這個家裏的成員似乎已經習慣了。在那個特殊的年月，受磨難最深的還是我的父母。運動剛開始，我母親就被扣上‘三反分子’的‘桂冠’，相繼而來的帽子有‘走資派’、‘叛徒’、‘蘇修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每一頂帽子都伴隨著一段時間的殘酷鬥爭和人身侮辱。她被打罵、批鬥、戴高帽、遊街、住牛棚、勞動懲罰……除了沒有把她關進監獄外，什麽罪都受過了。她堅強地活著，巧妙地鬥爭著，甚至運用住國民黨監獄的經驗，說服看押她的同誌，在給她送飯和用品時夾帶字條，傳遞消息。我父親盡管重病在身，右半身已癱瘓，仍被抄家10多次，連房間內的地板都撬開搜查了。專案組的人還不時到家裏來批鬥他，因他任過西安辦事處處長，當時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都是通過西安辦事處去延安的。為了對革命同誌負責，父親不顧病痛和勞累，每天都要接待多批外調人員，書寫多份外調材料。他右臂癱瘓了，隻能用負過傷的左手寫，寫得又慢又吃力，但非常認真。一次，有人企圖用‘逼供信’的手段，迫他‘證明’一位老同誌是‘假黨員’。父親義正辭嚴地駁斥說：‘不，他不是假黨員！是我介紹人黨的。’並且用了兩個多小時，工整地寫了一份實事求是的證明材料，挽救了一位老同誌的政治生命。他前後接待外調人員千餘人次，用傷殘的左手寫了數十萬字的證明材料，盡了他應盡的義務。當父親患腦溢血病危時，我們家的成員都還在各自的幹校，待我衝破重重阻力回到家時，父親已全身癱瘓，連話都不能講了。我們想方設法搶救父親垂危的生命，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隻好違心地給曾與父親一起工作的、當時仍在台上的汪東興寫信，但是仍沒有留住父親那不算老的生命，他當時年僅65歲。1969年7月25日上午9時多，我和媽媽及全家人，眼睜睜地目送我們最親愛的親人——我們認為是最忠誠、最廉潔、最無私、最剛強、最高尚的共產黨員上路。當時，我們都很坦然和鎮靜，就像目送一位勇士出征一樣悲壯！”
紹祖還在回憶中說：“告別父親後，我在家裏終於翻到了父親的遺書。那是他病情惡化前3天即7月8日用紅筆寫的：‘我相信黨和群眾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自己心中無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問心無愧。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許多烈士，已英勇犧牲了，自己是倖存者。’‘比一比過去，比一比勞動人民。’父親最後留下的手跡，是特地用紅筆寫的，按中國的習俗，這就是‘絕命書’，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跡、表明一生境界留給親人的遺書。我禁不住放聲哭了，媽媽也老淚縱橫。那一個個紅色的字跡，就像一滴滴烈士的鮮血，又像父親那赤誠的心。父親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不管是我看到的還是聽說的，又一幕幕展現在眼前。是的，在我的父輩中，爸爸隻不過是普通平凡的一員，他不是一位叱吒風雲、南征北戰的統帥，但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隻知奉獻不知索取的人民公僕。在那個年月，我們隻能在家裏，在與社會風浪的搏鬥中尚存的避風港灣裏，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
“爸爸去世後，董必武的夫人何蓮芝阿姨來家看我媽媽，兩位老人見麵分外難過。媽媽悲傷地說：‘雲甫真是生不逢時，死不逢神啊！’我真擔心媽媽在極度痛苦中講出一些不合時宜的話，再給她帶來新的麻煩！幸好媽媽挺住了。草草辦完喪事，我們準備回各自的幹校。臨行前媽媽清理了她和父親的積蓄，一共有兩萬多元。爸爸生前曾囑咐，他死後把他積存的錢全部交黨費。根據父母工資的比例，算在爸爸名下的應是一萬五千元左右。為了湊一個整數，媽媽上交了兩萬元。那時我媽媽還是專政對象，一個月隻發20元生活費，我們家除了一台北京牌14寸黑白電視機外，沒有其他奢侈品。我完全理解媽媽的心思，她是想用此來證明她和父親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參加革命一不圖官，二不為錢，一切為了黨和人民。當時她和父親兩人的工資加起來500多元。兩萬元，在當時來講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它是靠父母長年省吃儉用一點點積攢下來的。父母的勤儉樸素，使我從小就養成了不亂花一分錢的習慣。我那時一直過著集體生活，雖然是全國學聯主席，月工資才46元，但我仍能節省出二三十元交給媽媽。1978年6月，我從上海赴江陰途中因車禍而受重傷，我媽媽當時正準備去陝西出差。有人勸她到上海看看我，媽媽十分疼愛我，得此消息怎能不著急！但她還是說：‘兒子受傷有醫生診治，我去了也隻是看看起不了別的作用。’這就是我的媽媽，具有慈愛之心和高尚情懷的媽媽！在個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發生矛盾時所做出的自然選擇。”
“20世紀50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級別時，我母親和父親一樣，主動要求降低一級。她長期做優撫工作和救災工作，所以經常是在我國最貧窮的地方和最普通最基層的群眾生活在一起。最近，偶然遇見我媽媽在內務部任司長時農村救濟司的秘書陳友三老同誌，他滿懷真情地對我說：‘你媽媽真是個好人那！那時你家住在東城，你媽媽每天坐公共汽車到西城的機關上班。有時你爸爸從西城開會回去，順便可用小車帶她回去，都被拒絕。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她要到井岡山去。那時井岡山還沒有開發成旅遊區，還是一個貧困的老革命根據地。省委派專車送她，她堅持要自己乘公共汽車上山。她知道山上群眾生活困難，為了不增加當地政府的負擔，自己帶著幹糧就去了。’當時陳老也有七八十歲了，他給我講這些事情時眼睛裏含著淚花。我完全相信他的話，因為我從小就受到父母這方麵的教育，也是輕易不坐他們的工作用車的。有一次我上火車站，剛巧爸爸也乘火車赴外地，我也沒有蹭他的車，而是坐公共汽車走的。用現在的眼光看，這也許太過分了，但我們確是很認真、很執著、很自覺地去這樣做。當時有些做法也許不太可取，但卻從這些小事上反映了當時的教育，反映了父輩們的高尚情操。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父輩們確實達到了忘我的境界。”
紹祖還在回憶中說：“告別父親後，我在家裏終於翻到了父親的遺書。那是他病情惡化前3天即7月8日用紅筆寫的：‘我相信黨和群眾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自己心中無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問心無愧。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許多烈士，已英勇犧牲了，自己是倖存者。’‘比一比過去，比一比勞動人民。’父親最後留下的手跡，是特地用紅筆寫的，按中國的習俗，這就是‘絕命書’，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跡、表明一生境界留給親人的遺書。我禁不住放聲哭了，媽媽也老淚縱橫。那一個個紅色的字跡，就像一滴滴烈士的鮮血，又像父親那赤誠的心。父親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不管是我看到的還是聽說的，又一幕幕展現在眼前。是的，在我的父輩中，爸爸隻不過是普通平凡的一員，他不是一位叱吒風雲、南征北戰的統帥，但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隻知奉獻不知索取的人民公僕。在那個年月，我們隻能在家裏，在與社會風浪的搏鬥中尚存的避風港灣裏，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
“爸爸去世後，董必武的夫人何蓮芝阿姨來家看我媽媽，兩位老人見麵分外難過。媽媽悲傷地說：‘雲甫真是生不逢時，死不逢神啊！’我真擔心媽媽在極度痛苦中講出一些不合時宜的話，再給她帶來新的麻煩！幸好媽媽挺住了。草草辦完喪事，我們準備回各自的幹校。臨行前媽媽清理了她和父親的積蓄，一共有兩萬多元。爸爸生前曾囑咐，他死後把他積存的錢全部交黨費。根據父母工資的比例，算在爸爸名下的應是一萬五千元左右。為了湊一個整數，媽媽上交了兩萬元。那時我媽媽還是專政對象，一個月隻發20元生活費，我們家除了一台北京牌14寸黑白電視機外，沒有其他奢侈品。我完全理解媽媽的心思，她是想用此來證明她和父親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參加革命一不圖官，二不為錢，一切為了黨和人民。當時她和父親兩人的工資加起來500多元。兩萬元，在當時來講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它是靠父母長年省吃儉用一點點積攢下來的。父母的勤儉樸素，使我從小就養成了不亂花一分錢的習慣。我那時一直過著集體生活，雖然是全國學聯主席，月工資才46元，但我仍能節省出二三十元交給媽媽。1978年6月，我從上海赴江陰途中因車禍而受重傷，我媽媽當時正準備去陝西出差。有人勸她到上海看看我，媽媽十分疼愛我，得此消息怎能不著急！但她還是說：‘兒子受傷有醫生診治，我去了也隻是看看起不了別的作用。’這就是我的媽媽，具有慈愛之心和高尚情懷的媽媽！在個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發生矛盾時所做出的自然選擇。”
“20世紀50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級別時，我母親和父親一樣，主動要求降低一級。她長期做優撫工作和救災工作，所以經常是在我國最貧窮的地方和最普通最基層的群眾生活在一起。最近，偶然遇見我媽媽在內務部任司長時農村救濟司的秘書陳友三老同誌，他滿懷真情地對我說：‘你媽媽真是個好人那！那時你家住在東城，你媽媽每天坐公共汽車到西城的機關上班。有時你爸爸從西城開會回去，順便可用小車帶她回去，都被拒絕。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她要到井岡山去。那時井岡山還沒有開發成旅遊區，還是一個貧困的老革命根據地。省委派專車送她，她堅持要自己乘公共汽車上山。她知道山上群眾生活困難，為了不增加當地政府的負擔，自己帶著幹糧就去了。’當時陳老也有七八十歲了，他給我講這些事情時眼睛裏含著淚花。我完全相信他的話，因為我從小就受到父母這方麵的教育，也是輕易不坐他們的工作用車的。有一次我上火車站，剛巧爸爸也乘火車赴外地，我也沒有蹭他的車，而是坐公共汽車走的。用現在的眼光看，這也許太過分了，但我們確是很認真、很執著、很自覺地去這樣做。當時有些做法也許不太可取，但卻從這些小事上反映了當時的教育，反映了父輩們的高尚情操。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父輩們確實達到了忘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