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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53年5月一個周日的下午，周恩來伯伯和鄧穎超媽媽來到紹祖所在的北京師大二附中看望師生。周伯伯和師生們進行了一次長談，使紹祖銘記在心。
周伯伯說：“你們聽說過清朝的八旗子弟嗎？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貴胄子弟，你們會寫貴胄的‘胄’字嗎？就是‘胃’出頭的那個‘胄’。這些貴胄的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戰功的開國功臣，自小騎馬射箭，能征善戰，以後帶兵滅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國。可是後來的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們從小嬌生慣養，不騎馬，要坐轎，整天提著鳥籠東遊西逛，遊手好閑，坐吃律祿，不勞而獲，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菸鬼。後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麵前，他們束手無策，一敗塗地，屈膝投降。”
周伯伯又說：“當然，你們是無產階級的後代，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們的父兄為革命立了功，但他們是無產階級戰士，沒有任何遺產留給你們享用，更不會留給你們任何特權。如果說他們給你們留下了什麽，那就是一副又光榮又艱巨的革命重擔。無產階級是一個新生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應該一代勝過一代。過去因為是戰爭年代，你們的父母投身於緊張激烈的革命鬥爭，需要公家照顧你們。現在情況不同了，這種幹部子弟性質的學校是要改變的。當然，這不是你們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不過，也同你們有關，你們應該擁護。”林伯伯、周伯伯的諄諄教誨，就像甘露一樣滲人紹祖的心田。鬥轉星移，眨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隨著年齡和科技文化知識的增長，那教誨在紹祖的心靈深處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家庭教育
教育子女，培養後代，是一件不容忽視的大事，它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觸的生活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家庭對後代的成長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
1939年4月8日，紹祖在西安出生。當時其父伍雲甫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工作十分繁忙。組織上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騷擾，照顧紹祖能健康成長，批準其母親熊天荊帶著不滿周歲的紹祖撤回延安。
延安雖是革命聖地，生活卻非常艱苦。從1940年冬天起，重慶國民黨政府不僅完全斷絕了對我黨我軍抗日經費的接濟，而且對我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加之當時華北敵後根據地一些地區受自然銘的侵襲，使我們的革命隊伍麵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在如此的困難麵前，熊天荊和陝甘寧邊區的軍民毫無畏懼和退縮之色，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不幸的是熊天荊1942年肺病復發，住進延安中央醫院，臥床巧個月之久，其間數次病危，連棺材和壽衣都準備好了。幸而毛主席給了一種藥，名叫“肌乖布拉托”，她才奇蹟般的病癒出院。紹祖曾在回憶媽媽的文章中說：
“從我記事起，媽媽就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任建設廳合作局局長，併兼任區婦聯副主任。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她以邊區婦聯的名義發表文告，號對邊區婦女行動起來，反對內戰，保衛延安。那時，我正隨延安‘保小’行軍，我父親在上海作為中共代表團方麵的工作人員與國民黨反動當局鬥爭。我職真可謂‘夫離子散’，孤身隨軍轉戰陝北，做了大量的群眾工作和支前工作。1948 年春到石家莊，擔任解放區好總會工業合作組組長，與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併兼任解放區救濟總會秘書長秋母親調至北平工作組，準備進京做接管北平的工作。母親任內五區區委書記，不久又調到內務部（即後來的民政部）做優撫、救災和社會福利工作，一直到去世。”
“我的媽媽是位革命的好媽媽。從大革命到新中國成立的每一個革命歷史時期，她都是積極參加、忘我戰鬥的。如果沒有千千萬萬像她這樣的革命先馭者的英勇奮鬥，流血犧牲，中國革命就不能勝利。我媽媽步人中年以後，基本上是做機關工作，成天抄抄寫寫，收收發發，沒有做出什麽震天動地的事情來。如果沒有無數像她這樣安於平凡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革命也不會成功。”
“‘文革’中，我們全家受到衝擊。我愛人曾曉前是楊尚昆‘死黨’曾三的女兒。新中國成立後從蘇聯回來的我二姐伍紹雲，被誣成‘蘇修’派來與我媽媽接頭的特務。我是全國學聯主席，當然在劫難逃。我父親1923年參加學運，投身革命。大革命失敗後，參加了秋收起義和湘南起義。紅軍長征途中父親負責無線電通信工作，跟隨朱總司令與張國煮的分裂主義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期間，他領導所屬人員及時而巧妙地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一次就營救出了我紅軍西路軍被俘人員一千餘人。全國解放後，他在領導新中國紅十字總會工作時，為促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加強國際反帝統一戰線，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文革’開始後，就連這樣一位一心為公、忠貞不渝、已經半癱在床的父親也不放過。除了不能行動的父親外，全家人都被發送到各自單位的幹校。分別時，我們都沒有哭，就像走上戰場去接受新的生死考驗一樣，去創造人生新的歷程。”
周伯伯說：“你們聽說過清朝的八旗子弟嗎？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貴胄子弟，你們會寫貴胄的‘胄’字嗎？就是‘胃’出頭的那個‘胄’。這些貴胄的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戰功的開國功臣，自小騎馬射箭，能征善戰，以後帶兵滅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國。可是後來的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們從小嬌生慣養，不騎馬，要坐轎，整天提著鳥籠東遊西逛，遊手好閑，坐吃律祿，不勞而獲，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菸鬼。後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麵前，他們束手無策，一敗塗地，屈膝投降。”
周伯伯又說：“當然，你們是無產階級的後代，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們的父兄為革命立了功，但他們是無產階級戰士，沒有任何遺產留給你們享用，更不會留給你們任何特權。如果說他們給你們留下了什麽，那就是一副又光榮又艱巨的革命重擔。無產階級是一個新生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應該一代勝過一代。過去因為是戰爭年代，你們的父母投身於緊張激烈的革命鬥爭，需要公家照顧你們。現在情況不同了，這種幹部子弟性質的學校是要改變的。當然，這不是你們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不過，也同你們有關，你們應該擁護。”林伯伯、周伯伯的諄諄教誨，就像甘露一樣滲人紹祖的心田。鬥轉星移，眨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隨著年齡和科技文化知識的增長，那教誨在紹祖的心靈深處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家庭教育
教育子女，培養後代，是一件不容忽視的大事，它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觸的生活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家庭對後代的成長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
1939年4月8日，紹祖在西安出生。當時其父伍雲甫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工作十分繁忙。組織上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騷擾，照顧紹祖能健康成長，批準其母親熊天荊帶著不滿周歲的紹祖撤回延安。
延安雖是革命聖地，生活卻非常艱苦。從1940年冬天起，重慶國民黨政府不僅完全斷絕了對我黨我軍抗日經費的接濟，而且對我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加之當時華北敵後根據地一些地區受自然銘的侵襲，使我們的革命隊伍麵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在如此的困難麵前，熊天荊和陝甘寧邊區的軍民毫無畏懼和退縮之色，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不幸的是熊天荊1942年肺病復發，住進延安中央醫院，臥床巧個月之久，其間數次病危，連棺材和壽衣都準備好了。幸而毛主席給了一種藥，名叫“肌乖布拉托”，她才奇蹟般的病癒出院。紹祖曾在回憶媽媽的文章中說：
“從我記事起，媽媽就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任建設廳合作局局長，併兼任區婦聯副主任。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她以邊區婦聯的名義發表文告，號對邊區婦女行動起來，反對內戰，保衛延安。那時，我正隨延安‘保小’行軍，我父親在上海作為中共代表團方麵的工作人員與國民黨反動當局鬥爭。我職真可謂‘夫離子散’，孤身隨軍轉戰陝北，做了大量的群眾工作和支前工作。1948 年春到石家莊，擔任解放區好總會工業合作組組長，與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併兼任解放區救濟總會秘書長秋母親調至北平工作組，準備進京做接管北平的工作。母親任內五區區委書記，不久又調到內務部（即後來的民政部）做優撫、救災和社會福利工作，一直到去世。”
“我的媽媽是位革命的好媽媽。從大革命到新中國成立的每一個革命歷史時期，她都是積極參加、忘我戰鬥的。如果沒有千千萬萬像她這樣的革命先馭者的英勇奮鬥，流血犧牲，中國革命就不能勝利。我媽媽步人中年以後，基本上是做機關工作，成天抄抄寫寫，收收發發，沒有做出什麽震天動地的事情來。如果沒有無數像她這樣安於平凡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革命也不會成功。”
“‘文革’中，我們全家受到衝擊。我愛人曾曉前是楊尚昆‘死黨’曾三的女兒。新中國成立後從蘇聯回來的我二姐伍紹雲，被誣成‘蘇修’派來與我媽媽接頭的特務。我是全國學聯主席，當然在劫難逃。我父親1923年參加學運，投身革命。大革命失敗後，參加了秋收起義和湘南起義。紅軍長征途中父親負責無線電通信工作，跟隨朱總司令與張國煮的分裂主義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期間，他領導所屬人員及時而巧妙地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一次就營救出了我紅軍西路軍被俘人員一千餘人。全國解放後，他在領導新中國紅十字總會工作時，為促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加強國際反帝統一戰線，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文革’開始後，就連這樣一位一心為公、忠貞不渝、已經半癱在床的父親也不放過。除了不能行動的父親外，全家人都被發送到各自單位的幹校。分別時，我們都沒有哭，就像走上戰場去接受新的生死考驗一樣，去創造人生新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