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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到了黃河渡口，兩岸的石壁又高又陡，河身足有二百多米寬。渾濁的黃水，洶湧而下，看著真叫人眼暈。孩子們登上了一隻很大的木船，撐船的隻有三個人。當船撐到河中心時，隻見浪濤滾滾，把船一推老高，好像就要豎立起來。孩子們看到這驚險情況，大多數臉色都變了，有的頭暈目眩，忍不住嘔吐起來……”
八、摯愛深情
革命者的後代來到延安後，先後被送進了“保育院”、“保小”、“延中”、“自然科學院”。為了這些孩子，老一輩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也和普通人一樣，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愛的，也是把養子、教子看做是一件不容忽視的大事。當他們麵對敵人的槍口倒下之前，胸中充滿著正氣和牽掛，他們牽掛著革命，也牽掛著自己的兒女。
劉伯堅在臨上刑場前給兄嫂的信中說：“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三個兒子的養育，要累著諸位兄嫂……”
毛澤東的三個兒子流落上海街頭查無下落時，毛澤東曾動情地說：“我們幹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為了革命，又不得不丟下自己的下一代。”
朱德的女兒朱敏在蘇德戰爭中下落不明後，康克清曾向總司令請求說：“想想辦法，找一找咱們的女兒吧！”朱總司令停立在作戰地圖前，沉思了好久、好久，沒有說出一句話。
項英作為父親，在延安見到自己7歲的女兒項蘇雲時，他不但不認識，而且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
蕭永定在上海出生時，父親在閩西根據地永定縣，就用其所在地“永定”為兒子命名，寄託思念之情。而在蕭永定的記憶裏，“父親”這個詞和他的名字“蕭勁光”一樣抽象陌生。
林伯渠、鄧子恢兩位革命老人，竟然將兒子李代桃僵，鬧出了人們難以置信的大笑話。
難道說這些做父母親的不愛自己的子女嗎？不是！他們是將自己對子女的愛和對人民的愛融為一體，把家事、國事、天下事緊緊連在一起，由此而張揚了一種至高至大的真理，人民高於一切，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然而，人民更是一刻也沒有忘記過那些為人民而浴血奮戰的將士們，在饑寒交迫、危機四伏的殘酷環境裏，人民用熱血和生命保護、養育著革命者的後代。
彭士祿的父母犧牲後，在潮安一帶，年僅4歲的士祿，先後就有20多位素不相識的“爸爸”、“媽媽”捨命保護他。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潘舜貞，為了保護士祿，甘願坐了4年多牢獄。
農家婦女丘滿菊，為了養育劉伯堅的兒子劉熊生，把自己的親生女兒送了人。世界上的父母沒有不愛自己的親生骨肉的，然而當兩個嬰兒中隻能留下一個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革命遺孤。
在瑞金、延安、沂蒙山區，有無數老紅軍、老八路把自己的孩子寄養在老百姓家裏。這些地方到底收養過多少革命者的孩子，沒有人精確統計過。但老根據地的每個區、鄉乃至每個村，都哺育過革命後代。劉少奇的兒子劉允若，林伯渠的兒子林蘇生，鄧子恢的兒子鄧瑞生，聶榮臻的女兒聶力，朱良才的兒子朱新華……都是在人民的懷抱裏長大的。
為了尋找烈士遺孤，組織上更是想盡了辦法。1936年“西安事變”後，周恩來副主席設法先後將彭士祿、劉虎生、李鵬、羅西北、蔡誠等送往延安。賀龍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段德昌的遺孤段新傳……真可謂尋找之情可比再育之恩，愛撫之心勝過親生父母！
在延安最艱苦的歲月裏，革命前輩始終記掛著革命後代。賀龍在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及西北財委負責人時，了解到“延中”的孩子們每人每月隻能吃到一斤肉時，便命令“聯司”給每個孩子每月增加一斤肉。
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夏之栩媽媽（革命母親夏娘娘的女兒，趙世炎烈士的夫人），主動承擔了照顧烈士子女的重任。在假期裏，她分批把孩子們接回中組部，統一管理、照顧。
在革命前輩的飯桌前，常常可以看到“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當陳雲、李富春、李維漢、蔡暢、鄧穎超、帥孟奇等伯伯、媽媽們將自己碗裏的菜、肉夾到孩子們的碗中時，那些小小的心靈也會激起波瀾。當他們看著伯伯、媽媽們的臉，大口大口吃著飯菜時，眼裏常常閃動著淚花。
當那些不是父母勝似父母的長輩，將一小包自己省下來的食品裝進他們的小書包時，兩代人的深情是無法用語言表述的。
那些從小就被送進“保育院”、“保小”的孩子，更是在阿姨、叔叔、老師們的無微不至關懷下，幸福地成長著。李敏說：“在我的記憶裏，我從來沒有家，保育院就是我的家。”李鐵映、秦綱、伍紹祖、秦新華、林用三等一批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保育院”、“保小”、“育才”、“一o一中”度過的。“學校就是我的家，老師、阿姨就是親爹媽”。這是掛在這些孩子們嘴邊的一句話。
1938年11月日本飛機轟炸延安，胡本敬老師為了搶救學生，一隻胳膊被炸斷，因流血過多而犧牲。
八、摯愛深情
革命者的後代來到延安後，先後被送進了“保育院”、“保小”、“延中”、“自然科學院”。為了這些孩子，老一輩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也和普通人一樣，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愛的，也是把養子、教子看做是一件不容忽視的大事。當他們麵對敵人的槍口倒下之前，胸中充滿著正氣和牽掛，他們牽掛著革命，也牽掛著自己的兒女。
劉伯堅在臨上刑場前給兄嫂的信中說：“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三個兒子的養育，要累著諸位兄嫂……”
毛澤東的三個兒子流落上海街頭查無下落時，毛澤東曾動情地說：“我們幹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為了革命，又不得不丟下自己的下一代。”
朱德的女兒朱敏在蘇德戰爭中下落不明後，康克清曾向總司令請求說：“想想辦法，找一找咱們的女兒吧！”朱總司令停立在作戰地圖前，沉思了好久、好久，沒有說出一句話。
項英作為父親，在延安見到自己7歲的女兒項蘇雲時，他不但不認識，而且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
蕭永定在上海出生時，父親在閩西根據地永定縣，就用其所在地“永定”為兒子命名，寄託思念之情。而在蕭永定的記憶裏，“父親”這個詞和他的名字“蕭勁光”一樣抽象陌生。
林伯渠、鄧子恢兩位革命老人，竟然將兒子李代桃僵，鬧出了人們難以置信的大笑話。
難道說這些做父母親的不愛自己的子女嗎？不是！他們是將自己對子女的愛和對人民的愛融為一體，把家事、國事、天下事緊緊連在一起，由此而張揚了一種至高至大的真理，人民高於一切，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然而，人民更是一刻也沒有忘記過那些為人民而浴血奮戰的將士們，在饑寒交迫、危機四伏的殘酷環境裏，人民用熱血和生命保護、養育著革命者的後代。
彭士祿的父母犧牲後，在潮安一帶，年僅4歲的士祿，先後就有20多位素不相識的“爸爸”、“媽媽”捨命保護他。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潘舜貞，為了保護士祿，甘願坐了4年多牢獄。
農家婦女丘滿菊，為了養育劉伯堅的兒子劉熊生，把自己的親生女兒送了人。世界上的父母沒有不愛自己的親生骨肉的，然而當兩個嬰兒中隻能留下一個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革命遺孤。
在瑞金、延安、沂蒙山區，有無數老紅軍、老八路把自己的孩子寄養在老百姓家裏。這些地方到底收養過多少革命者的孩子，沒有人精確統計過。但老根據地的每個區、鄉乃至每個村，都哺育過革命後代。劉少奇的兒子劉允若，林伯渠的兒子林蘇生，鄧子恢的兒子鄧瑞生，聶榮臻的女兒聶力，朱良才的兒子朱新華……都是在人民的懷抱裏長大的。
為了尋找烈士遺孤，組織上更是想盡了辦法。1936年“西安事變”後，周恩來副主席設法先後將彭士祿、劉虎生、李鵬、羅西北、蔡誠等送往延安。賀龍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段德昌的遺孤段新傳……真可謂尋找之情可比再育之恩，愛撫之心勝過親生父母！
在延安最艱苦的歲月裏，革命前輩始終記掛著革命後代。賀龍在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及西北財委負責人時，了解到“延中”的孩子們每人每月隻能吃到一斤肉時，便命令“聯司”給每個孩子每月增加一斤肉。
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夏之栩媽媽（革命母親夏娘娘的女兒，趙世炎烈士的夫人），主動承擔了照顧烈士子女的重任。在假期裏，她分批把孩子們接回中組部，統一管理、照顧。
在革命前輩的飯桌前，常常可以看到“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當陳雲、李富春、李維漢、蔡暢、鄧穎超、帥孟奇等伯伯、媽媽們將自己碗裏的菜、肉夾到孩子們的碗中時，那些小小的心靈也會激起波瀾。當他們看著伯伯、媽媽們的臉，大口大口吃著飯菜時，眼裏常常閃動著淚花。
當那些不是父母勝似父母的長輩，將一小包自己省下來的食品裝進他們的小書包時，兩代人的深情是無法用語言表述的。
那些從小就被送進“保育院”、“保小”的孩子，更是在阿姨、叔叔、老師們的無微不至關懷下，幸福地成長著。李敏說：“在我的記憶裏，我從來沒有家，保育院就是我的家。”李鐵映、秦綱、伍紹祖、秦新華、林用三等一批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保育院”、“保小”、“育才”、“一o一中”度過的。“學校就是我的家，老師、阿姨就是親爹媽”。這是掛在這些孩子們嘴邊的一句話。
1938年11月日本飛機轟炸延安，胡本敬老師為了搶救學生，一隻胳膊被炸斷，因流血過多而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