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5頁
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行知中學
1946年7月25日，傑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延安各界發起悼念活動。在紀念陶行知先生籌委會建議下，經邊區政府第九次政務會議通過，決定陝甘寧邊區延安中學，自8月19日起正式改名為行知中學。學校易名典禮於9月4日下午舉行，中央和邊區政府的一些負責同誌謝覺哉、李敷仁、賀連城、李卓然、柳湜等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但後來，大家習慣上還叫“延安中學”。
黨的“七大”期間，邊區政府為加強對延安中學的領導，調“三邊公學”副校長盧勤良到延安中學任副校長。霍仲年同誌調邊區教育廳工作後，馬濟川同誌接任校長職務，總支書記仍是王鼎勛同誌，總務主任是馮士休同誌。
盧勤良同誌來校後，他團結教職員工，加強了學校領導，並不斷改進教學方法，交流教學經驗，大大提高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
1946年後，盧校長還根據學校的具體情況，為提高教員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報請陝甘寧邊區政府批準，建立了中灶食堂，教員都享受中灶待遇。特別是毛主席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後，各機關、學校都能生產自給，加之戰爭的節節勝利，學校生活逐漸得到改善。戰爭時期生活艱苦，按照規定，小學生吃中灶，而老師一直是普通工作人員待遇，一律吃大灶。
當時，“延中”的政治教育成效非常好，一是學生的本質好，不少同學的父母甚至本人遭受過日本帝國主義或國民黨反動派的殘害，有的人長期流浪街頭，有的隨父母坐過牢，有的出生在國民黨或日寇的牢獄中……因此，他們都有革命到底的決心；二是教師隊伍素質好，教員一般由有教學經驗的知識分子或老黨員、紅軍幹部擔任；三是在革命聖地，優良的政治環境時時刻刻都在薰陶著青少年，中央領導同誌經常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舉行大的報告會，“延中”學生常能聽到葉劍英、吳玉章、鄧發、任弼時等同誌的報告。聽徐老的報告更多，周恩來副主席從重慶回延安，朱德總司令、康克清等其他領導同誌從前方回延安也都做報告。每逢大的報告會，機關幹部和學生都聽。通過學習文件和聽報告，不僅使師生懂得了社會發展規律、勞動人民創造世界、革命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世界已進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等革命理論，師生們還能及時知道國內外形勢，懂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堅定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定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信心。通過聽報告、討論，同學們樹立了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當時，盡管對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解是模糊的，但對推翻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消滅剝削製度，人人平等，都過著像蘇聯那樣的幸福生活的嚮往卻是強烈的。
由於同學們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深厚的感情，並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國人民的命運、革命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決心將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為此，決心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因而，同學們對國內外形勢、戰爭的形勢都極為關心。不少同學都希望早日走上工作崗位或戰場同敵人直接拚搏。炮校、工程學校招生時，光“延大”中學部就有200多名男女同學報名。
最使同學們難忘的是，一次，盧勤良副校長為辦好學校，請當時《解放日報》社國際版編輯吳冷西來校做報告。那天下午，他從清涼山步行十幾裏到橋兒溝，爬上山坡，在校部門口的空地給全校師生做時事報告。這次報告主要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蘇聯紅軍反攻希特勒軍隊。他把哪一天占了基輔附近一個什麽地方、消滅多少德寇、繳獲多少戰利品，都講得清清楚楚，具體生動。外國那長串的音譯地名、人名，他都記得很熟，不看講稿講得很快。站著講了3個多小時，一直到點燈時候。同學們聽了他的報告，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而高興，也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有了信心。
以後，學校還請過從大後方重慶到延安的黃齊生老先生（王若飛同誌的舅舅，1946年4月8日與王若飛等同機飛返延安時，在山西黑茶山遇難犧牲）來校做報告。他主要講蔣管區的學生運動、人民進行反飢餓、反壓迫的鬥爭，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要求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現民主政治。王若飛在綏遠獄中時，黃老先生多方營救，為革命奔走多年。他的報告大家都很喜歡聽，聽後使大家更加熱愛邊區，熱愛共產黨。
解放戰爭全麵展開前夕的1946年深秋，學校還請王震旅長帶領的359 旅從中原經陝南突圍回延安的同誌，給師生們做了關於突圍經過的報告。
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民主人士聞一多、李公樸時，李敷仁在場，並且受了傷，經治療後轉到延安，向延安中學的師生們控訴了國民黨特務製造血案的經過。講演時他還把從自己身上取出的子彈頭展示給師生們看，並憤怒地大聲說：“這就是國民黨特務送給我的子彈！”
另一次，是從新疆回來的人員（張治中任新疆省主席後，釋放了盛世才逮捕關押的我八路軍駐疆辦事處人員）給延中同學做報告，揭露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介紹新疆地區的風土人情。這些豐富生動的報告，深深地打動了“延中”學生的心，幫助他們堅定了“要革命到底”的決心。
1946年7月25日，傑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延安各界發起悼念活動。在紀念陶行知先生籌委會建議下，經邊區政府第九次政務會議通過，決定陝甘寧邊區延安中學，自8月19日起正式改名為行知中學。學校易名典禮於9月4日下午舉行，中央和邊區政府的一些負責同誌謝覺哉、李敷仁、賀連城、李卓然、柳湜等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但後來，大家習慣上還叫“延安中學”。
黨的“七大”期間，邊區政府為加強對延安中學的領導，調“三邊公學”副校長盧勤良到延安中學任副校長。霍仲年同誌調邊區教育廳工作後，馬濟川同誌接任校長職務，總支書記仍是王鼎勛同誌，總務主任是馮士休同誌。
盧勤良同誌來校後，他團結教職員工，加強了學校領導，並不斷改進教學方法，交流教學經驗，大大提高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
1946年後，盧校長還根據學校的具體情況，為提高教員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報請陝甘寧邊區政府批準，建立了中灶食堂，教員都享受中灶待遇。特別是毛主席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後，各機關、學校都能生產自給，加之戰爭的節節勝利，學校生活逐漸得到改善。戰爭時期生活艱苦，按照規定，小學生吃中灶，而老師一直是普通工作人員待遇，一律吃大灶。
當時，“延中”的政治教育成效非常好，一是學生的本質好，不少同學的父母甚至本人遭受過日本帝國主義或國民黨反動派的殘害，有的人長期流浪街頭，有的隨父母坐過牢，有的出生在國民黨或日寇的牢獄中……因此，他們都有革命到底的決心；二是教師隊伍素質好，教員一般由有教學經驗的知識分子或老黨員、紅軍幹部擔任；三是在革命聖地，優良的政治環境時時刻刻都在薰陶著青少年，中央領導同誌經常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舉行大的報告會，“延中”學生常能聽到葉劍英、吳玉章、鄧發、任弼時等同誌的報告。聽徐老的報告更多，周恩來副主席從重慶回延安，朱德總司令、康克清等其他領導同誌從前方回延安也都做報告。每逢大的報告會，機關幹部和學生都聽。通過學習文件和聽報告，不僅使師生懂得了社會發展規律、勞動人民創造世界、革命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世界已進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等革命理論，師生們還能及時知道國內外形勢，懂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堅定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定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信心。通過聽報告、討論，同學們樹立了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當時，盡管對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解是模糊的，但對推翻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消滅剝削製度，人人平等，都過著像蘇聯那樣的幸福生活的嚮往卻是強烈的。
由於同學們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深厚的感情，並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國人民的命運、革命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決心將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為此，決心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因而，同學們對國內外形勢、戰爭的形勢都極為關心。不少同學都希望早日走上工作崗位或戰場同敵人直接拚搏。炮校、工程學校招生時，光“延大”中學部就有200多名男女同學報名。
最使同學們難忘的是，一次，盧勤良副校長為辦好學校，請當時《解放日報》社國際版編輯吳冷西來校做報告。那天下午，他從清涼山步行十幾裏到橋兒溝，爬上山坡，在校部門口的空地給全校師生做時事報告。這次報告主要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蘇聯紅軍反攻希特勒軍隊。他把哪一天占了基輔附近一個什麽地方、消滅多少德寇、繳獲多少戰利品，都講得清清楚楚，具體生動。外國那長串的音譯地名、人名，他都記得很熟，不看講稿講得很快。站著講了3個多小時，一直到點燈時候。同學們聽了他的報告，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而高興，也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有了信心。
以後，學校還請過從大後方重慶到延安的黃齊生老先生（王若飛同誌的舅舅，1946年4月8日與王若飛等同機飛返延安時，在山西黑茶山遇難犧牲）來校做報告。他主要講蔣管區的學生運動、人民進行反飢餓、反壓迫的鬥爭，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要求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現民主政治。王若飛在綏遠獄中時，黃老先生多方營救，為革命奔走多年。他的報告大家都很喜歡聽，聽後使大家更加熱愛邊區，熱愛共產黨。
解放戰爭全麵展開前夕的1946年深秋，學校還請王震旅長帶領的359 旅從中原經陝南突圍回延安的同誌，給師生們做了關於突圍經過的報告。
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民主人士聞一多、李公樸時，李敷仁在場，並且受了傷，經治療後轉到延安，向延安中學的師生們控訴了國民黨特務製造血案的經過。講演時他還把從自己身上取出的子彈頭展示給師生們看，並憤怒地大聲說：“這就是國民黨特務送給我的子彈！”
另一次，是從新疆回來的人員（張治中任新疆省主席後，釋放了盛世才逮捕關押的我八路軍駐疆辦事處人員）給延中同學做報告，揭露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介紹新疆地區的風土人情。這些豐富生動的報告，深深地打動了“延中”學生的心，幫助他們堅定了“要革命到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