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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為了加強中學部的教學工作，組織上曾先後派了幾位文藝工作者和參加革命較早的幹部來講課。李星華、於敏、高時、李綿、李納、郭繩武、徐宜等老師都是那時來的。
賈芝老師是李大釗先烈的女婿、中法大學畢業生。他兼任第二班的班主任，後來任全校政治教員和語文教員。他講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魯迅先生《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一件小事》、《孔乙己》，梁啓超的《少年中國論》等，講得很生動。當時，沒有課本，都是教員自選範文，油印成講義發給同學。
於敏任一班班主任，兼教語文。他曾在《解放日報》文藝版當過編輯。他結合文藝界整風以來的成果，講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知識分子思想上轉變的道理。他強調要樹立剛健樸實的好文風，並選講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給同學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李星華是李大釗同誌的大女兒，賈芝同誌的夫人。她畢業於中法大學，也是語文教員，文字水平很高。
李綿是陝西韓城人，從新文字學校調來的，抗戰前入黨。他講近代史，還兼三、四班合併後的三班班主任。
延安中學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樹立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實事求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和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顯著成績的時候成立的。
1944年，抗戰轉入反攻階段，形勢好轉。8月邊區政府決定延安師範同延安大學中學部合併，改名為陝甘寧邊區延安中學。同時，決定延安中學校址為延安橋兒溝。
橋兒溝在延安機場的東麵，經過“魯藝”校址那帶著尖頂的教堂，順溝而上，沿著山坡上的一排排窯洞，那就是“延中”的校舍。“延中”成立初期，共有教職工200餘人，其中教員60餘人，其餘為行政人員和生產人員，學生700餘人，按文化程度編為12個普通班，另外還有3個地幹班。
延安中學組織機構仍沿用延安師範舊製：總支部委員會由王鼎勛、馮士休、賈芝、齊心、謝紹民（學生）5位同誌組成。王鼎勛同誌任黨總支書記。學校行政領導仍實行校長負責製，霍仲年同誌任校長，學校行政上歸邊區政府教育廳直接領導。
這期間同學們雖有所增加，生活依然很艱苦，但很團結、很講友誼，革命的感情非常深厚。同學們當時不僅注重學習文化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教育。就拿吃飯來說，在飯場上，男同學大都使用粗糙的瓦罐盛飯，也不挑飯菜好壞，團結的集體中充滿了樂觀。
在橋兒溝學習期間，“延中”同學常去“魯藝”看排演“白毛女”。在觀看排練中，他們懂得了是舊社會的剝削和壓迫把喜兒變成了“白毛女”。使他們進一步認識了世上有千千萬萬的人在死亡、飢餓中掙紮。要生存，就要反抗、鬥爭，不奮鬥是難以消滅貧窮、擺脫剝削。
在“延安”學習期間，同學們收穫最大的是提高了民族意識。鞏固中華民族大團結，堅定“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教育，並發揚青年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英勇獻身精神。學校以抗戰的政治、軍事及基本科學知識武裝學生的頭腦，給學生以抗戰建國所必需的知識技能。每個青年應準備隨時參加作戰，捍衛國土，收復失地。在學習活動中給予適當地指導，使同學們的品行、智力、體格均得到健全發展。
老師們還從教育方針到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進行不斷創新，極大地克服了傳統教育的某些消極方麵，使理論與實際、學與用進一步結合起來。在養教並舉的方針指導下，學校認真貫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學、做”合一。“教、學、做”合一就是老師在“做”上教，學生在“做”上學，“做”是核心。這種方法在當時產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1944年年底，整風審幹甄別工作結束。按照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整風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徹底的糾正，對揭發出來的一些問題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和處理。學校在新施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處在戰爭環境中，不僅學校變遷很大，而且，學生的變動更是頻繁。延安的學校是直接為革命和戰爭的需要培養幹部的，因此難以區分學生和工作人員。有不少學生隨時抽去從事某項工作或到部隊去，同時又有不少從工作崗位上和部隊來的同誌插班學習。由於當時大力倡導“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學生們的文化學習雖然有時受到衝擊，但在其他方麵卻增長了知識和能力，使學生們的身心能得到更快的進步。當時，先後在“延中”學習的學生有：謝紹明、彭士祿、戚元靖、李鵬、劉虎生、蔡誠、李冬、任湘、任嶽、任遠誌、劉幼雪、賀毅、賀光輝、李倫、羅西北、鮑克明、張巨才、歐陽代娜、易達美、舒煒、蘇紅、齊翔安、李凡民、曾憲波、曾憲林、黃毅誠、王黎明、何楓、朱宏、魚進也、聶承勇、高諾夫、牛旭光、常英、田又生、劉力貞、師秋朗、李一波、劉凱、李立、阮若林、金德崇、張燕林、劉彤矢、江明、李駿、高耶夫、王濤英、李路達、林漢雄、杜吉昌、項蘇雲、劉朝蘭、梁漢蓮、崔軍、楊廷藩、徐愛民、王恂、宣平、艾政、彭起超等。上述這麽多人，真正在“延中”一直學到畢業的並不多。一旦祖國需要，他們就會放棄學業，立即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賈芝老師是李大釗先烈的女婿、中法大學畢業生。他兼任第二班的班主任，後來任全校政治教員和語文教員。他講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魯迅先生《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一件小事》、《孔乙己》，梁啓超的《少年中國論》等，講得很生動。當時，沒有課本，都是教員自選範文，油印成講義發給同學。
於敏任一班班主任，兼教語文。他曾在《解放日報》文藝版當過編輯。他結合文藝界整風以來的成果，講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知識分子思想上轉變的道理。他強調要樹立剛健樸實的好文風，並選講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給同學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李星華是李大釗同誌的大女兒，賈芝同誌的夫人。她畢業於中法大學，也是語文教員，文字水平很高。
李綿是陝西韓城人，從新文字學校調來的，抗戰前入黨。他講近代史，還兼三、四班合併後的三班班主任。
延安中學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樹立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實事求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和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顯著成績的時候成立的。
1944年，抗戰轉入反攻階段，形勢好轉。8月邊區政府決定延安師範同延安大學中學部合併，改名為陝甘寧邊區延安中學。同時，決定延安中學校址為延安橋兒溝。
橋兒溝在延安機場的東麵，經過“魯藝”校址那帶著尖頂的教堂，順溝而上，沿著山坡上的一排排窯洞，那就是“延中”的校舍。“延中”成立初期，共有教職工200餘人，其中教員60餘人，其餘為行政人員和生產人員，學生700餘人，按文化程度編為12個普通班，另外還有3個地幹班。
延安中學組織機構仍沿用延安師範舊製：總支部委員會由王鼎勛、馮士休、賈芝、齊心、謝紹民（學生）5位同誌組成。王鼎勛同誌任黨總支書記。學校行政領導仍實行校長負責製，霍仲年同誌任校長，學校行政上歸邊區政府教育廳直接領導。
這期間同學們雖有所增加，生活依然很艱苦，但很團結、很講友誼，革命的感情非常深厚。同學們當時不僅注重學習文化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教育。就拿吃飯來說，在飯場上，男同學大都使用粗糙的瓦罐盛飯，也不挑飯菜好壞，團結的集體中充滿了樂觀。
在橋兒溝學習期間，“延中”同學常去“魯藝”看排演“白毛女”。在觀看排練中，他們懂得了是舊社會的剝削和壓迫把喜兒變成了“白毛女”。使他們進一步認識了世上有千千萬萬的人在死亡、飢餓中掙紮。要生存，就要反抗、鬥爭，不奮鬥是難以消滅貧窮、擺脫剝削。
在“延安”學習期間，同學們收穫最大的是提高了民族意識。鞏固中華民族大團結，堅定“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教育，並發揚青年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英勇獻身精神。學校以抗戰的政治、軍事及基本科學知識武裝學生的頭腦，給學生以抗戰建國所必需的知識技能。每個青年應準備隨時參加作戰，捍衛國土，收復失地。在學習活動中給予適當地指導，使同學們的品行、智力、體格均得到健全發展。
老師們還從教育方針到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進行不斷創新，極大地克服了傳統教育的某些消極方麵，使理論與實際、學與用進一步結合起來。在養教並舉的方針指導下，學校認真貫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學、做”合一。“教、學、做”合一就是老師在“做”上教，學生在“做”上學，“做”是核心。這種方法在當時產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1944年年底，整風審幹甄別工作結束。按照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整風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徹底的糾正，對揭發出來的一些問題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和處理。學校在新施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處在戰爭環境中，不僅學校變遷很大，而且，學生的變動更是頻繁。延安的學校是直接為革命和戰爭的需要培養幹部的，因此難以區分學生和工作人員。有不少學生隨時抽去從事某項工作或到部隊去，同時又有不少從工作崗位上和部隊來的同誌插班學習。由於當時大力倡導“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學生們的文化學習雖然有時受到衝擊，但在其他方麵卻增長了知識和能力，使學生們的身心能得到更快的進步。當時，先後在“延中”學習的學生有：謝紹明、彭士祿、戚元靖、李鵬、劉虎生、蔡誠、李冬、任湘、任嶽、任遠誌、劉幼雪、賀毅、賀光輝、李倫、羅西北、鮑克明、張巨才、歐陽代娜、易達美、舒煒、蘇紅、齊翔安、李凡民、曾憲波、曾憲林、黃毅誠、王黎明、何楓、朱宏、魚進也、聶承勇、高諾夫、牛旭光、常英、田又生、劉力貞、師秋朗、李一波、劉凱、李立、阮若林、金德崇、張燕林、劉彤矢、江明、李駿、高耶夫、王濤英、李路達、林漢雄、杜吉昌、項蘇雲、劉朝蘭、梁漢蓮、崔軍、楊廷藩、徐愛民、王恂、宣平、艾政、彭起超等。上述這麽多人，真正在“延中”一直學到畢業的並不多。一旦祖國需要，他們就會放棄學業，立即到最需要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