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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媽媽剛滿14歲，毅然提出要去做工，用工錢來維持貧寒的家境和資助我父親讀中學。這樣，我媽媽在長沙東門外一家小織襪廠裏當了童工，她省吃儉用，從微薄的工資中節省下一點錢，幫我爸爸繳一部分學費，這才使他讀完了中學。
1920年，爸爸經毛澤東介紹，去上海做留俄準備。臨別時，不愛說話的媽媽低聲地對爸爸說：“你放心去吧，家裏有我照料。”隨手把織好的兩雙襪子遞給爸爸。這樣，一別就是6年。
1924年1月，爸爸參加了為列寧守靈等葬禮活動。7月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年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後，秋天回到上海，擔任共青團上海地區的領導工作，同時在上海大學教授俄文。
當時，一些女知識青年，對我那剛留洋回國的爸爸產生了愛慕之心，可是爸爸卻明確地告訴她籽：“我己有了未婚妻，她是個織襪女工。”有些人聽了當成笑話，大學洋教授找了個織襪女工，真成了上海灘的頭號新聞。但爸爸對媽媽一往深情，雖已離別多年，始終記掛著同甘共苦的媽媽。
1926年，黨組織決定接媽媽到上海，參加黨的地下工作。這年3月，爸爸媽媽結婚了。媽媽從長沙簡陋的織襪車間走進了十裏洋場的大上海，她雖已22歲了，但因從小沒有父母，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由於營養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勞動，個頭還跟6年前一樣矮小。她一身女工的穿著，依在身著西裝的爸爸身邊，走在上海大馬路上，低著頭，生怕看到那一雙雙笑話她的眼睛。我爸爸看到這種情況，就鼓勵媽媽說：“昂起頭來，別看你穿著土氣，可思想先進啊！從現在起，你成為一名革命戰士了，戰士哪能低頭走路呢！”媽媽聽後激動地說：“你真好，一點都沒變，還是原先那樣！”爸爸風趣地說：“不，我變了，我現在改姓了，姓馬啦。”媽媽一聽就懂了，高興地說：“你進步真快。”爸爸說：“你也不慢呀！你也參加了我們的行列，成了我們的戰友了。”從此，上海灘上漾起了一對青年革命伴侶爽朗的笑聲。
爸爸媽媽住在一間小小閣樓裏，這間屋子不到7平方米，隻能放一張床和一張桌子，其他什麽陳設都沒有。結婚的當天晚上，媽媽問爸爸：“你為什麽愛我這個童養媳？”爸爸回答說：“我仰有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事業、共同的……”媽媽輕輕地捂住了爸爸的嘴，打斷了他的話說：“不管你說多少共同，可我是個沒有上過學的文盲呀！"爸爸說：“這是個不難解決的問題。”說著從皮包裏掏出一支毛筆、一支鋼筆，還有練習本，遞給媽媽：“我都為你準備好了，從今後每天工作之餘，你就練習寫字，一邊練字，一邊認字，不就解決了嗎？”媽媽為難地說：“哪有這麽容易啊！”爸爸拿起筆來捏一捏說：“是沒那麽容易，但現在革命工作需要你學文化，黨交給你的任務中，有一條就是學習，你要像織襪似的一點一點地學，最後就成了一個文化袋，裏邊裝的都是文化呀！”
從此，我媽媽一邊做黨的機要工作，一邊自學文化，爸爸成了媽媽的家庭教師。幾十年過去了，我的爸爸離開我們已經半個多世紀，可我的媽媽直到生病住院前，每天還堅持寫一張大楷毛筆字，每當她回憶起這段生活時，總是說：“我一天學也沒有上過，就是在革命工作中堅持自學，才有這點文化。”
1928年10月，黨中央派爸爸到安徽蕪湖、安慶巡視工作時，在安慶公園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爸爸機警地設法把消息傳給住在上海的媽媽。在緊急情況下，媽媽隻好帶著剛滿周歲的蘇民―我的姐姐四處奔走，進行營救活動。由於風餐露宿，忍飢挨餓，姐姐蘇民病了，發著高燒。但媽媽為了完成黨交給她的營救任務，沒有向組織上說半句困難的話。最後在黨組織的配合下，爸爸終於被營救出獄了，可小蘇民卻一病不起，耽誤醫治而夭折了。
爸爸為了給媽媽解憂、強忍著對孩子的思念和在獄中刑訊未愈的傷痛，安慰媽媽說：“我們的孩子也是為了革命事業才貢獻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
殘酷的對敵鬥爭，使爸爸經常處在危險的境地。1929年11月，爸爸出獄剛8個月，又在上海被捕。經組織上多方營救出獄後，媽媽見他背上兩個被電刑燒的傷口還在流著膿血時，心疼地哭了起來。爸爸忍著疼痛安慰她說：“戰士流血不流淚，快去替我向組織報告，盡快分配我工作吧！”媽媽說：“組織上早已告訴我啦，讓你好好休息一些時候，等身體稍恢復點再說。”爸爸卻風趣地回答：“我在牢裏已‘休息’了一個月，現在需要盡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們勝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媽媽反駁他說：“你不是說過，革命成功了，工作更忙、更艱巨嗎？”爸爸被駁得無言對答，隻是咧著嘴笑，仿佛勝利就在眼前。
1931年，爸爸參加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春天，上海春寒如冬，黨中央決定調爸爸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江西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爸爸離開上海7天，媽媽就生了我。
我是他們的第四個孩子，由於革命工作緊張，環境艱險、惡劣，前麵的三個哥姐都夭亡了。這時爸爸去了江西，全靠媽媽一人照料我。好景不長，禍從天降，由於叛徒告密，媽媽生我不到一百天，就被敵人抓進了監獄，我也隻好和媽媽一起人了牢房。我當時是獄中最小的囚徒了。
1920年，爸爸經毛澤東介紹，去上海做留俄準備。臨別時，不愛說話的媽媽低聲地對爸爸說：“你放心去吧，家裏有我照料。”隨手把織好的兩雙襪子遞給爸爸。這樣，一別就是6年。
1924年1月，爸爸參加了為列寧守靈等葬禮活動。7月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年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後，秋天回到上海，擔任共青團上海地區的領導工作，同時在上海大學教授俄文。
當時，一些女知識青年，對我那剛留洋回國的爸爸產生了愛慕之心，可是爸爸卻明確地告訴她籽：“我己有了未婚妻，她是個織襪女工。”有些人聽了當成笑話，大學洋教授找了個織襪女工，真成了上海灘的頭號新聞。但爸爸對媽媽一往深情，雖已離別多年，始終記掛著同甘共苦的媽媽。
1926年，黨組織決定接媽媽到上海，參加黨的地下工作。這年3月，爸爸媽媽結婚了。媽媽從長沙簡陋的織襪車間走進了十裏洋場的大上海，她雖已22歲了，但因從小沒有父母，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由於營養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勞動，個頭還跟6年前一樣矮小。她一身女工的穿著，依在身著西裝的爸爸身邊，走在上海大馬路上，低著頭，生怕看到那一雙雙笑話她的眼睛。我爸爸看到這種情況，就鼓勵媽媽說：“昂起頭來，別看你穿著土氣，可思想先進啊！從現在起，你成為一名革命戰士了，戰士哪能低頭走路呢！”媽媽聽後激動地說：“你真好，一點都沒變，還是原先那樣！”爸爸風趣地說：“不，我變了，我現在改姓了，姓馬啦。”媽媽一聽就懂了，高興地說：“你進步真快。”爸爸說：“你也不慢呀！你也參加了我們的行列，成了我們的戰友了。”從此，上海灘上漾起了一對青年革命伴侶爽朗的笑聲。
爸爸媽媽住在一間小小閣樓裏，這間屋子不到7平方米，隻能放一張床和一張桌子，其他什麽陳設都沒有。結婚的當天晚上，媽媽問爸爸：“你為什麽愛我這個童養媳？”爸爸回答說：“我仰有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事業、共同的……”媽媽輕輕地捂住了爸爸的嘴，打斷了他的話說：“不管你說多少共同，可我是個沒有上過學的文盲呀！"爸爸說：“這是個不難解決的問題。”說著從皮包裏掏出一支毛筆、一支鋼筆，還有練習本，遞給媽媽：“我都為你準備好了，從今後每天工作之餘，你就練習寫字，一邊練字，一邊認字，不就解決了嗎？”媽媽為難地說：“哪有這麽容易啊！”爸爸拿起筆來捏一捏說：“是沒那麽容易，但現在革命工作需要你學文化，黨交給你的任務中，有一條就是學習，你要像織襪似的一點一點地學，最後就成了一個文化袋，裏邊裝的都是文化呀！”
從此，我媽媽一邊做黨的機要工作，一邊自學文化，爸爸成了媽媽的家庭教師。幾十年過去了，我的爸爸離開我們已經半個多世紀，可我的媽媽直到生病住院前，每天還堅持寫一張大楷毛筆字，每當她回憶起這段生活時，總是說：“我一天學也沒有上過，就是在革命工作中堅持自學，才有這點文化。”
1928年10月，黨中央派爸爸到安徽蕪湖、安慶巡視工作時，在安慶公園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爸爸機警地設法把消息傳給住在上海的媽媽。在緊急情況下，媽媽隻好帶著剛滿周歲的蘇民―我的姐姐四處奔走，進行營救活動。由於風餐露宿，忍飢挨餓，姐姐蘇民病了，發著高燒。但媽媽為了完成黨交給她的營救任務，沒有向組織上說半句困難的話。最後在黨組織的配合下，爸爸終於被營救出獄了，可小蘇民卻一病不起，耽誤醫治而夭折了。
爸爸為了給媽媽解憂、強忍著對孩子的思念和在獄中刑訊未愈的傷痛，安慰媽媽說：“我們的孩子也是為了革命事業才貢獻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
殘酷的對敵鬥爭，使爸爸經常處在危險的境地。1929年11月，爸爸出獄剛8個月，又在上海被捕。經組織上多方營救出獄後，媽媽見他背上兩個被電刑燒的傷口還在流著膿血時，心疼地哭了起來。爸爸忍著疼痛安慰她說：“戰士流血不流淚，快去替我向組織報告，盡快分配我工作吧！”媽媽說：“組織上早已告訴我啦，讓你好好休息一些時候，等身體稍恢復點再說。”爸爸卻風趣地回答：“我在牢裏已‘休息’了一個月，現在需要盡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們勝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媽媽反駁他說：“你不是說過，革命成功了，工作更忙、更艱巨嗎？”爸爸被駁得無言對答，隻是咧著嘴笑，仿佛勝利就在眼前。
1931年，爸爸參加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春天，上海春寒如冬，黨中央決定調爸爸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江西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爸爸離開上海7天，媽媽就生了我。
我是他們的第四個孩子，由於革命工作緊張，環境艱險、惡劣，前麵的三個哥姐都夭亡了。這時爸爸去了江西，全靠媽媽一人照料我。好景不長，禍從天降，由於叛徒告密，媽媽生我不到一百天，就被敵人抓進了監獄，我也隻好和媽媽一起人了牢房。我當時是獄中最小的囚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