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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劉英和張聞天就陷人了滅頂之災。她自己忍受折磨，還時刻關心著多災多難的伴侶。張聞天要去接受“觸及靈魂”的再教育，劉英一定要在他口袋裏放好錢和糧票，囑咐他一定要吃得好些，身體要緊。
1969年5月16日，劉英和張聞天被“監護”在北京景山後街寓所。劉英和張聞天的監房隻一牆之隔，但咫尺天涯，每天連放風的時間都錯開，彼此無法碰麵。當劉英允許進盥洗室時，見到張聞天的衣服泡在盆子裏，總要抓緊時間放上洗衣粉，趁看守不注意時為他搓幹淨。他們被這樣囚禁了523天，夫妻倆“人不見麵心相見”！後來，他們雖然被關到一起，但張聞天挨鬥時，總要拉劉英去陪鬥。每次挨鬥回來，張聞天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頂住了，太好了。批鬥的時候我隻想到你，真怕你的身體支持不住。”
1969年10月，張聞天和劉英被押送到廣東肇慶，雖然結束了囚禁生活，但仍然沒有恢復自由，他們度過了漫長的流放生活後，獲準回到無錫。那已是1975年8月，張聞天年逾古稀，冠心病、肺氣腫等疾病終日纏身。但避開了無休止的批鬥，總算得到安靜喘息之機。一向豁達的張聞天不失幽默地說：“能有一點小自由也很好嘛！”
為了協助丈夫，劉英研讀了大量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史論，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協助張聞天完成了數十萬字的政治、經濟、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論文。在劉英的幫助下，張聞天奉獻出幾十萬字的理論著述，澄清了許多被混淆被歪曲的馬列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
如果說，全麵係統的撥亂反正開始於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麽理論上的撥亂反正當首推張聞天。這一篇篇閃耀真理光芒的優秀論建，如今收在《張聞天文集》中，人們不能不欽佩“左”禍橫行時張聞天的敏銳眼光和清醒頭腦。
1976年5月，張聞天自感要不久於人世，即囑咐劉英：“我不行了，別的倒沒什麽牽掛，隻是這十幾年沒能為黨工作，深感遺憾。我死後替我把補發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最後的黨費。”劉英當場寫下了這樣一張字條：“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後交給黨作為二人最後所交黨費。”下麵的署名是“張聞天、劉英”。
張聞天逝世時，“四人幫”正是最猖獗的時候，那時他和劉英已被遣送回江蘇無錫。張聞天的骨灰盒不準寫張聞天的名字，寫的是張普。劉英抗議無效，也不屈服於“四人幫”的淫威，她在獻給張聞天的花圈上寫的是“獻給老張同誌”……
張聞天沒有看到“四人幫”的覆滅和十年浩劫的結束。劉英幸運地等到了這一天。粉碎“四人幫”後，劉這一天。粉碎“四人幫”後，劉英回到北京。1978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黨的紀檢工作中，實事求是，不拘私情，糾正冤假錯案，積極查案辦案，為端正黨風黨紀、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不遺餘力，紮實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平反的少數幾件冤假錯案中，就有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案。
在紀念紅軍長征60周年之際，她不顧91歲高齡，擔任了《長征―世紀豐碑》組委會副主任委員，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先後接受多家新聞媒介的30餘次採訪。她飽含深情，寄語後人，為弘揚長征精神，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她熱情關心支持婦女保健、兒童教育等福利事業，並主動帶頭捐款4萬多元。她先後擔任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理事、中小學教師獎勵基金會特約理事、中國關心下一代委員會顧問等職。她對青少年的關懷和忘我的奉獻精神得到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的由衷敬佩。劉英同誌1989年獲得“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1991年獲得“全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先進個人”光榮稱號。
2002年8月26日，劉英走完了她97個春秋的坎坷歷程。她在一生中，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能夠奉獻的全部奉獻了，包括她的兒女。她一生沒有留下後代，她前後生過三個孩子，都死於疾病。但她並不孤獨，千千萬萬的後來人，都把她作為慈母蔽奉，並一代代傳下去。
第19章 我的媽媽——陳琮英
媽媽陳琮英，今年已經超過百歲了，她身材雖然瘦小，但手足靈活，儉樸勤勞，精神飽滿，無私樂觀，所以健康長壽。
媽媽是父親的童養媳，為供丈夫上學當童工。而留學回國在上海大學任教授的父親則把織襪女工接到上海結婚，領她走上革命路。
媽媽那雙在幼年時纏裹過的腳，跟隨父親南征北戰，跨過萬水千山，走過了兩萬五千裏恨征，在父親去世後，又默默無聞地為黨工作了半個世紀。
我是任弼時和陳琮英的大女兒任遠誌，《中華之魂》編委會約我寫一篇回憶媽媽陳瓊英的文章，我欣然應允了。因為我的媽媽是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媽媽，她像所有的中國勞動婦女一樣，在平凡的不起眼的崗位上，勤勤懇懇地忙碌了一生，在我這做女兒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永生無法磨滅的記憶。
我媽媽1916年到鄉村窮教師任思度（我的爺爺）家當任培國（我父親任弼時）的童養媳。任培國是我父親的學名。1918年我父親初小畢業後考人長沙市明德中學，後又轉到長郡聯立中學上學。
1969年5月16日，劉英和張聞天被“監護”在北京景山後街寓所。劉英和張聞天的監房隻一牆之隔，但咫尺天涯，每天連放風的時間都錯開，彼此無法碰麵。當劉英允許進盥洗室時，見到張聞天的衣服泡在盆子裏，總要抓緊時間放上洗衣粉，趁看守不注意時為他搓幹淨。他們被這樣囚禁了523天，夫妻倆“人不見麵心相見”！後來，他們雖然被關到一起，但張聞天挨鬥時，總要拉劉英去陪鬥。每次挨鬥回來，張聞天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頂住了，太好了。批鬥的時候我隻想到你，真怕你的身體支持不住。”
1969年10月，張聞天和劉英被押送到廣東肇慶，雖然結束了囚禁生活，但仍然沒有恢復自由，他們度過了漫長的流放生活後，獲準回到無錫。那已是1975年8月，張聞天年逾古稀，冠心病、肺氣腫等疾病終日纏身。但避開了無休止的批鬥，總算得到安靜喘息之機。一向豁達的張聞天不失幽默地說：“能有一點小自由也很好嘛！”
為了協助丈夫，劉英研讀了大量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史論，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協助張聞天完成了數十萬字的政治、經濟、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論文。在劉英的幫助下，張聞天奉獻出幾十萬字的理論著述，澄清了許多被混淆被歪曲的馬列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
如果說，全麵係統的撥亂反正開始於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麽理論上的撥亂反正當首推張聞天。這一篇篇閃耀真理光芒的優秀論建，如今收在《張聞天文集》中，人們不能不欽佩“左”禍橫行時張聞天的敏銳眼光和清醒頭腦。
1976年5月，張聞天自感要不久於人世，即囑咐劉英：“我不行了，別的倒沒什麽牽掛，隻是這十幾年沒能為黨工作，深感遺憾。我死後替我把補發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最後的黨費。”劉英當場寫下了這樣一張字條：“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後交給黨作為二人最後所交黨費。”下麵的署名是“張聞天、劉英”。
張聞天逝世時，“四人幫”正是最猖獗的時候，那時他和劉英已被遣送回江蘇無錫。張聞天的骨灰盒不準寫張聞天的名字，寫的是張普。劉英抗議無效，也不屈服於“四人幫”的淫威，她在獻給張聞天的花圈上寫的是“獻給老張同誌”……
張聞天沒有看到“四人幫”的覆滅和十年浩劫的結束。劉英幸運地等到了這一天。粉碎“四人幫”後，劉這一天。粉碎“四人幫”後，劉英回到北京。1978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黨的紀檢工作中，實事求是，不拘私情，糾正冤假錯案，積極查案辦案，為端正黨風黨紀、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不遺餘力，紮實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平反的少數幾件冤假錯案中，就有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案。
在紀念紅軍長征60周年之際，她不顧91歲高齡，擔任了《長征―世紀豐碑》組委會副主任委員，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先後接受多家新聞媒介的30餘次採訪。她飽含深情，寄語後人，為弘揚長征精神，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她熱情關心支持婦女保健、兒童教育等福利事業，並主動帶頭捐款4萬多元。她先後擔任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理事、中小學教師獎勵基金會特約理事、中國關心下一代委員會顧問等職。她對青少年的關懷和忘我的奉獻精神得到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的由衷敬佩。劉英同誌1989年獲得“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1991年獲得“全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先進個人”光榮稱號。
2002年8月26日，劉英走完了她97個春秋的坎坷歷程。她在一生中，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能夠奉獻的全部奉獻了，包括她的兒女。她一生沒有留下後代，她前後生過三個孩子，都死於疾病。但她並不孤獨，千千萬萬的後來人，都把她作為慈母蔽奉，並一代代傳下去。
第19章 我的媽媽——陳琮英
媽媽陳琮英，今年已經超過百歲了，她身材雖然瘦小，但手足靈活，儉樸勤勞，精神飽滿，無私樂觀，所以健康長壽。
媽媽是父親的童養媳，為供丈夫上學當童工。而留學回國在上海大學任教授的父親則把織襪女工接到上海結婚，領她走上革命路。
媽媽那雙在幼年時纏裹過的腳，跟隨父親南征北戰，跨過萬水千山，走過了兩萬五千裏恨征，在父親去世後，又默默無聞地為黨工作了半個世紀。
我是任弼時和陳琮英的大女兒任遠誌，《中華之魂》編委會約我寫一篇回憶媽媽陳瓊英的文章，我欣然應允了。因為我的媽媽是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媽媽，她像所有的中國勞動婦女一樣，在平凡的不起眼的崗位上，勤勤懇懇地忙碌了一生，在我這做女兒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永生無法磨滅的記憶。
我媽媽1916年到鄉村窮教師任思度（我的爺爺）家當任培國（我父親任弼時）的童養媳。任培國是我父親的學名。1918年我父親初小畢業後考人長沙市明德中學，後又轉到長郡聯立中學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