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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媽媽在獄中十分沉著機警，裝成農村婦女的模樣，敵人提審時，一問三不知，對敵人從不屈服。然而，帶著孩子在獄中生活是十分難熬的。但媽媽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敵人進行了堅決而又巧妙的鬥爭，有時敵人提審媽媽，當有些問題難以回答時，媽媽暗中在我的腿上或屁股上擰一下，擰得我大哭大鬧，又拉屎又尿尿，使敵人無法繼續審下去，隻好說：“這種農村婦女，什麽都不懂，退堂！”
後來，經過黨組織的盡力營救，我們在獄中生活了將近一年終於出獄了。
1932年，我和媽媽出獄不久，就接到周恩來伯伯的電報，讓媽媽立即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媽媽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緊緊地抱著我，親著我的臉蛋說：“乖女兒，你就要見到爸爸了，我們要到人民當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興嗎？”
可媽媽冷靜下來二想，覺得進人中央革命根據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經過許多艱難險阻，經過敵人的封鎖線；到根據地還要過緊張的軍事生活……想來想去，實在拿不定主意。在臨行前，她毅然下定決心，送我回湖南老家交奶奶照管。
為了下這個決心，媽媽幾天幾夜睡不著覺，心神不安，很想把我帶去給爸爸看看，又怕因為我影響爸爸的工作。為了革命事業，最後還是決定把我送回湖南交給奶奶了。
1932年3月8日，媽媽獨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福建長汀。當媽媽見到爸爸時，幾乎認不出來了。爸爸一身紅軍打扮，精神抖擻，跟在上海時大不一樣。當媽媽把我出獄後的照片拿給爸爸看時，爸爸一邊仔細端詳著，一邊說：“這個女兒像你還是像我呀？”媽媽說：“現在看不出來，等她長大些才好決定。”爸爸緊接著說：“不管她像誰，反正是咱倆的孩子，你這次把女兒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們都聽說了，很好呀！你這種以革命大局為重的做法，中央領導同誌都誇你哩！”
媽媽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生活得十分愉快，盡管機要工作十分繁重，她還是每天晚上堅持讀書、寫字。有一天，媽媽看到爸爸抱著老鄉的一個小孩兒，親來親去，那股親熱勁，一下子勾起媽媽想念孩子的母子深情。爸爸正好抬頭看見媽媽站在遠遠的地方出神，便走過去對她說：“我也想咱們的孩子呀！等反‘圍剿’勝利了，我們設法把她接回來。”話雖是這麽說，可戰鬥的日日夜夜，哪有個盡頭啊？這不過是對媽媽說的寬心話而已。
一等就是13個年頭。當我15歲時，才實現了爸爸媽媽的心願。1946年，黨中央派人設法把我和大妹遠征從湖南接到了革命聖地——延安。
1940年，爸爸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不久，就協助毛澤東領導和組織了整風和大生產運動。一天，爸爸背回來一架紡車，是359旅的同誌們送給他的。他坐在窯洞裏學紡線，可認真了。由於他刻苦學習，很快就成為熟練的紡線能手。後來爸爸紡的線在陝甘寧邊區展出時，還被評為一等獎。媽媽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黨性很強，堅持原則。她做了一輩子黨的機要工作，從她嘴裏從未泄漏過一個字的機密。她對同誌和藹可親，但違背原則的事，卻是不講情麵的。
在延安時，有一天江青來找爸爸，要求給她批幾匹布，想在窯洞前做個涼棚，被爸爸當場拒絕了。後來江青又來找媽媽，求她向爸爸說說情，媽媽十分生氣地說：“我們共產黨是不興枕邊風的。”
爸爸和媽媽對江青搞特殊化的缺點，曾進行過不止一次的抵製和批評。江青不僅不改，反而懷恨在心。
1949年3月，爸爸和媽媽隨黨中央機關來到北京。他們依然保持過去艱苦樸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風。當時實行供給製，爸爸媽媽，包括我的小弟遠遠吃小灶；我是中學生，按規定吃大灶；大妹妹遠征是小學生，吃中灶。為了教育我們養成節儉的良好習慣，爸爸在每個電燈開關處，都貼上“人走燈關”的字條。星期日媽媽讓我們把用過的信封收集在一塊，翻過來重新糊好再用。有一次媽媽讓我和妹妹把穿破的衣服找出來，準備做鞋底。我們把破衣服找出來後，爸爸還親自檢查一遍，把破得不厲害的衣服撿出來，告訴我們說：“補補還可以再穿一陣子嘛！”並說什麽“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1949年底，爸爸因嚴重高血壓病，中央決定讓他去莫斯科治療。原來組織上決定讓媽媽陪他去。可是他們考慮到多去一個人，就要多花一份錢，於是經過商量，最後還是決定媽媽不陪他去了。
1950年10月27日，爸爸患腦溢血不幸逝世了，年僅46歲！“你在不應該逝世的時候逝世了，這是黨和人民的一大損失呀！我作為你的妻子、同誌和學生，有說不出的悲痛！然而，你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永在，你給我和孩子們的諄諄教誨永在，你是不朽的。”媽媽揮灑著熱淚，帶著我們沉痛地悼念爸爸。媽媽在爸爸的遺像前發誓說：“我一定要好好撫育子女，讓他們繼承你的遺誌，繼承你的事業，你安息吧！”爸爸逝世不久，媽媽便把蘇聯送給爸爸的專車，以及他生病時的用具，包括床、鋼琴，就連我上學騎的自行車統統交還給公家。媽媽處處檢點，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我們。她在中央機關先後擔任過機要秘書、科長、處長等職，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常委。她幾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為黨工作著。
後來，經過黨組織的盡力營救，我們在獄中生活了將近一年終於出獄了。
1932年，我和媽媽出獄不久，就接到周恩來伯伯的電報，讓媽媽立即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媽媽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緊緊地抱著我，親著我的臉蛋說：“乖女兒，你就要見到爸爸了，我們要到人民當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興嗎？”
可媽媽冷靜下來二想，覺得進人中央革命根據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經過許多艱難險阻，經過敵人的封鎖線；到根據地還要過緊張的軍事生活……想來想去，實在拿不定主意。在臨行前，她毅然下定決心，送我回湖南老家交奶奶照管。
為了下這個決心，媽媽幾天幾夜睡不著覺，心神不安，很想把我帶去給爸爸看看，又怕因為我影響爸爸的工作。為了革命事業，最後還是決定把我送回湖南交給奶奶了。
1932年3月8日，媽媽獨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福建長汀。當媽媽見到爸爸時，幾乎認不出來了。爸爸一身紅軍打扮，精神抖擻，跟在上海時大不一樣。當媽媽把我出獄後的照片拿給爸爸看時，爸爸一邊仔細端詳著，一邊說：“這個女兒像你還是像我呀？”媽媽說：“現在看不出來，等她長大些才好決定。”爸爸緊接著說：“不管她像誰，反正是咱倆的孩子，你這次把女兒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們都聽說了，很好呀！你這種以革命大局為重的做法，中央領導同誌都誇你哩！”
媽媽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生活得十分愉快，盡管機要工作十分繁重，她還是每天晚上堅持讀書、寫字。有一天，媽媽看到爸爸抱著老鄉的一個小孩兒，親來親去，那股親熱勁，一下子勾起媽媽想念孩子的母子深情。爸爸正好抬頭看見媽媽站在遠遠的地方出神，便走過去對她說：“我也想咱們的孩子呀！等反‘圍剿’勝利了，我們設法把她接回來。”話雖是這麽說，可戰鬥的日日夜夜，哪有個盡頭啊？這不過是對媽媽說的寬心話而已。
一等就是13個年頭。當我15歲時，才實現了爸爸媽媽的心願。1946年，黨中央派人設法把我和大妹遠征從湖南接到了革命聖地——延安。
1940年，爸爸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不久，就協助毛澤東領導和組織了整風和大生產運動。一天，爸爸背回來一架紡車，是359旅的同誌們送給他的。他坐在窯洞裏學紡線，可認真了。由於他刻苦學習，很快就成為熟練的紡線能手。後來爸爸紡的線在陝甘寧邊區展出時，還被評為一等獎。媽媽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黨性很強，堅持原則。她做了一輩子黨的機要工作，從她嘴裏從未泄漏過一個字的機密。她對同誌和藹可親，但違背原則的事，卻是不講情麵的。
在延安時，有一天江青來找爸爸，要求給她批幾匹布，想在窯洞前做個涼棚，被爸爸當場拒絕了。後來江青又來找媽媽，求她向爸爸說說情，媽媽十分生氣地說：“我們共產黨是不興枕邊風的。”
爸爸和媽媽對江青搞特殊化的缺點，曾進行過不止一次的抵製和批評。江青不僅不改，反而懷恨在心。
1949年3月，爸爸和媽媽隨黨中央機關來到北京。他們依然保持過去艱苦樸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風。當時實行供給製，爸爸媽媽，包括我的小弟遠遠吃小灶；我是中學生，按規定吃大灶；大妹妹遠征是小學生，吃中灶。為了教育我們養成節儉的良好習慣，爸爸在每個電燈開關處，都貼上“人走燈關”的字條。星期日媽媽讓我們把用過的信封收集在一塊，翻過來重新糊好再用。有一次媽媽讓我和妹妹把穿破的衣服找出來，準備做鞋底。我們把破衣服找出來後，爸爸還親自檢查一遍，把破得不厲害的衣服撿出來，告訴我們說：“補補還可以再穿一陣子嘛！”並說什麽“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1949年底，爸爸因嚴重高血壓病，中央決定讓他去莫斯科治療。原來組織上決定讓媽媽陪他去。可是他們考慮到多去一個人，就要多花一份錢，於是經過商量，最後還是決定媽媽不陪他去了。
1950年10月27日，爸爸患腦溢血不幸逝世了，年僅46歲！“你在不應該逝世的時候逝世了，這是黨和人民的一大損失呀！我作為你的妻子、同誌和學生，有說不出的悲痛！然而，你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永在，你給我和孩子們的諄諄教誨永在，你是不朽的。”媽媽揮灑著熱淚，帶著我們沉痛地悼念爸爸。媽媽在爸爸的遺像前發誓說：“我一定要好好撫育子女，讓他們繼承你的遺誌，繼承你的事業，你安息吧！”爸爸逝世不久，媽媽便把蘇聯送給爸爸的專車，以及他生病時的用具，包括床、鋼琴，就連我上學騎的自行車統統交還給公家。媽媽處處檢點，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我們。她在中央機關先後擔任過機要秘書、科長、處長等職，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常委。她幾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為黨工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