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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4年10月，鄧穎超帶病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她因患肺病被編人中央縱隊休養連，董老為之取名特殊連隊。董老任總支書記，鄧穎超任總支委員，分管宣教政治思想工作。她因肺病常發低燒，她的擔架枕邊總是放著一個小茶缸，供吐痰使用，痰中常常帶著血絲，同誌們都十分擔心她的身體。有時她下地步行，臉色蒼白疲勞乏力，但仍樂觀地和其他人談心，鼓勵大家克服眼前的困難。
1935年到達陝北後，任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共白區工作部秘書、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司法部秘書。鄧穎超無論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還是在中央蘇區和長征的艱苦環境中，始終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對黨的事業堅定不渝，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她根據工作的需要，能上能下，從不挑選工作和計較職務，甘當無名英雄。
1937年，鄧穎超被派往武漢，先後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婦女組織委員、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1938年1月，出席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首次理事會，當選為常務理事。同年3月，發起組織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並當選為常務理事。
周恩來和鄧穎超都是非常喜歡孩子的，他們認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產，而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他們不為自己沒有孩子苦惱，而為中國兒童受難焦慮。他們歷經千辛萬苦，克服重重困難，發起成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搶救戰災難童3萬多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38年4月4日，是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後的第一個兒童節，武漢三鎮開展了熱烈的慶祝活動。鄧穎超為兒童節題詞：“保育兒童，是豐富偉大的事業，不僅要救濟與教育兒童，尤其要以堅毅的精神，培養兒童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主人。”鄧穎超的題詞，忠實地貫徹了黨的指示精神。
鄧穎超在《新華日報》上發出保護兒童的呼籲，強調兒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續，是我們下一代的國民，因此兒童問題是有關社會和民族的重大問題，提醒各界都不應忽視。
在鄧穎超的直接組織領導下，先後派李昆源擔任漢口第一臨時保育院院長，曹孟君擔任重慶歌樂山川一院院長、杜君慧擔任四川滬州川七院院長、羅叔章擔任均縣保育院式後改為總會直屬第一保育院）院長、趙君陶擔任四川江北直三院院長。
5月，日軍準備大舉進攻中原，奪取武漢，在這危急時刻，武漢各界婦女紛紛成立抗日救亡團體。這時宋美齡在廬山召開各界知名婦女談話會，邀請全國從事婦女工作的領導人、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廣東省等12個省市婦女代表參加談話會，討論戰時婦女工作。鄧穎超代表中共在會上發表了對戰時婦女工作的意見，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婦女運動的概況，參與起草《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為團結教育廣大婦女參加抗戰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養鍛鍊了一批進步青年。經過鄧穎超等人的努力，會議通過了沈茲九起草的《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
通過廣泛協商後經宋美齡同意，改組後的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於7月1日在漢口組成，宋美齡仍為指導長，李德全任常委，鄧穎超、孟慶樹、康克清、曹孟君等被選為委員。
這年6月，日軍大舉進攻中原，武漢處於危急之中，在共產黨、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一致要求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以便團結全民抗戰救國的呼聲下，國民黨決定成立戰時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近200名，其中包括我黨的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七人。
1939年7月，周恩來在延安墜馬骨折。8月，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的鄧穎超，經中央批準，陪同周恩來到蘇聯治傷。
1940年5月，鄧穎超和周恩來離延安回重慶。8月8日，他們在重慶迎來了結婚巧周年紀念日。“互敬、互愛、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讓、互諒”是鄧穎超和周恩來共同總結的夫妻“八互”原則，也是他們生活的真實寫照。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鄧穎超同周恩來、董必武等七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抗議蔣介石的反共罪行，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1941年6月，鄧穎超與周恩來身居虎穴，隨時有生命危險。但他們臨帝不懼，表現出了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此時，榮高棠調到南方局，帶著未滿周歲的兒子住在紅岩村機關二樓上，與鄧穎超和周恩來的房間是斜對門。鄧穎超十分喜愛孩子，有空就過來逗孩子玩。小傢夥也挺乖，一點不認生，不哭也不鬧，一逗就咧著小嘴笑。孩子一樂，大人也跟著樂。當鄧穎超知道孩子還沒有起名時，就高興地說：“叫‘小樂天’吧！”鄧穎超又自稱自己是“大樂天”，意思是自己跟孩子一樣，在困難中都稱得上是“樂天派”。那時候，日本飛機時常轟炸重慶，鄧穎超在防空洞內常和小樂天玩。一天，鄧穎超抱著小樂天從防空洞出來，童小鵬看到抓拍了一個鏡頭。這張照片刊登在機關牆報上，旁邊還附了一首周恩來親筆寫的打油詩：
大樂天抱小樂天，嘻嘻哈哈樂一天；一天不見小樂天，一天想煞大樂天。——賽樂天題
1935年到達陝北後，任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共白區工作部秘書、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司法部秘書。鄧穎超無論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還是在中央蘇區和長征的艱苦環境中，始終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對黨的事業堅定不渝，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她根據工作的需要，能上能下，從不挑選工作和計較職務，甘當無名英雄。
1937年，鄧穎超被派往武漢，先後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婦女組織委員、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1938年1月，出席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首次理事會，當選為常務理事。同年3月，發起組織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並當選為常務理事。
周恩來和鄧穎超都是非常喜歡孩子的，他們認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產，而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他們不為自己沒有孩子苦惱，而為中國兒童受難焦慮。他們歷經千辛萬苦，克服重重困難，發起成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搶救戰災難童3萬多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38年4月4日，是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後的第一個兒童節，武漢三鎮開展了熱烈的慶祝活動。鄧穎超為兒童節題詞：“保育兒童，是豐富偉大的事業，不僅要救濟與教育兒童，尤其要以堅毅的精神，培養兒童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主人。”鄧穎超的題詞，忠實地貫徹了黨的指示精神。
鄧穎超在《新華日報》上發出保護兒童的呼籲，強調兒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續，是我們下一代的國民，因此兒童問題是有關社會和民族的重大問題，提醒各界都不應忽視。
在鄧穎超的直接組織領導下，先後派李昆源擔任漢口第一臨時保育院院長，曹孟君擔任重慶歌樂山川一院院長、杜君慧擔任四川滬州川七院院長、羅叔章擔任均縣保育院式後改為總會直屬第一保育院）院長、趙君陶擔任四川江北直三院院長。
5月，日軍準備大舉進攻中原，奪取武漢，在這危急時刻，武漢各界婦女紛紛成立抗日救亡團體。這時宋美齡在廬山召開各界知名婦女談話會，邀請全國從事婦女工作的領導人、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廣東省等12個省市婦女代表參加談話會，討論戰時婦女工作。鄧穎超代表中共在會上發表了對戰時婦女工作的意見，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婦女運動的概況，參與起草《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為團結教育廣大婦女參加抗戰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養鍛鍊了一批進步青年。經過鄧穎超等人的努力，會議通過了沈茲九起草的《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
通過廣泛協商後經宋美齡同意，改組後的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於7月1日在漢口組成，宋美齡仍為指導長，李德全任常委，鄧穎超、孟慶樹、康克清、曹孟君等被選為委員。
這年6月，日軍大舉進攻中原，武漢處於危急之中，在共產黨、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一致要求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以便團結全民抗戰救國的呼聲下，國民黨決定成立戰時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近200名，其中包括我黨的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七人。
1939年7月，周恩來在延安墜馬骨折。8月，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的鄧穎超，經中央批準，陪同周恩來到蘇聯治傷。
1940年5月，鄧穎超和周恩來離延安回重慶。8月8日，他們在重慶迎來了結婚巧周年紀念日。“互敬、互愛、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讓、互諒”是鄧穎超和周恩來共同總結的夫妻“八互”原則，也是他們生活的真實寫照。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鄧穎超同周恩來、董必武等七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抗議蔣介石的反共罪行，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1941年6月，鄧穎超與周恩來身居虎穴，隨時有生命危險。但他們臨帝不懼，表現出了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此時，榮高棠調到南方局，帶著未滿周歲的兒子住在紅岩村機關二樓上，與鄧穎超和周恩來的房間是斜對門。鄧穎超十分喜愛孩子，有空就過來逗孩子玩。小傢夥也挺乖，一點不認生，不哭也不鬧，一逗就咧著小嘴笑。孩子一樂，大人也跟著樂。當鄧穎超知道孩子還沒有起名時，就高興地說：“叫‘小樂天’吧！”鄧穎超又自稱自己是“大樂天”，意思是自己跟孩子一樣，在困難中都稱得上是“樂天派”。那時候，日本飛機時常轟炸重慶，鄧穎超在防空洞內常和小樂天玩。一天，鄧穎超抱著小樂天從防空洞出來，童小鵬看到抓拍了一個鏡頭。這張照片刊登在機關牆報上，旁邊還附了一首周恩來親筆寫的打油詩：
大樂天抱小樂天，嘻嘻哈哈樂一天；一天不見小樂天，一天想煞大樂天。——賽樂天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