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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49年10月1日，宋慶齡同毛澤東、朱德等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她對這一天的感受充滿了激情，她寫道：
“它是一個莊嚴的、鼓舞人心的典禮。我的心充滿了說不盡的喜悅。記憶的浪花在我的頭腦中洶湧奔騰，我懷念著那些為了今天的勝利而犧牲了生命的同誌們。我似乎看到了那些年艱苦的鬥爭，我心中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爭，我心中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所有這一切都過去了，而且將永遠不再發生。今天，孫中山的努力最終結出了果實，而且是如此豐碩的果實！”歲月的塵埃，埋沒不了歷史的豐碑；時光的流逝，沖淡不了宋慶齡的偉績。如果說中國革命是一幅恢弘壯麗的歷史畫卷，那麽，宋慶齡一生的奮鬥，則是她在這巨幅畫卷中繪上的濃重一筆。為了孩子，為了明天，宋慶齡那種不惜犧牲一切的精神，早已超越時空的界限，永遠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熠熠生輝。
第02章 巾幗女傑——鄧穎超
她為民族解放出生入死，鞠躬盡瘁，毫不張揚自己；她一生關愛兒童，沒有親生兒女，後繼之人遍天下；她甘做人民公僕，淡泊明誌，人民選她為全國政協主席。
在周家那個大家庭裏，周恩來排行老七，所以鄧穎超的侄子輩們都稱她“七媽”，而周總理卻始終親昵地稱她“小超”；在我們黨內同誌中，不論職位高低和年齡大小，大家都稱她“大姐”，就連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也不例外。“大姐”的稱謂，早已超越人與人之間年齡大小的稱呼含義，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對鄧穎超的尊敬和愛戴。
鄧穎超祖籍河南省光山縣，1904年2月4日生於廣西南寧。她幼年喪父，1910年隨母親遷居天津。1913——1920年先後在北京一所免費的平民學校、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1919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以女師同學為主的各界婦女，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作為當時中國社會為數不多的女學生，鄧穎超痛感“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的文化、歷史、製度、習慣、法律上……，概不承認女子是一個‘人’，視女子為玩物，為奴隸”。她滿懷激情地號召被壓迫的婦女姐妹“猛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籠鎖縛，勇敢地起來，作一個真正獨立的‘人’”。
她在天津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是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並於9月16日與周恩來一起發起成立“覺悟社”。
1920——1925年，她在北京、天津任小學教員，曾組織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和女星社，興辦婦女文化教育，宣傳愛國思想，反對北洋軍閥的賣國行為，爭取男女平等權利。1924年初，參加並組織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任特支宣傳委員。1925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她曾組織天津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作為天津代表出席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執行委員。在“五卅”運動中，她還發起組織了天津婦女聯合會、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並當選為“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席團委員，支援北伐戰爭。
1925年秋天，鄧穎超從天津調到廣東，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婦女部長。根據工作需要，以個人身份加人國民黨，擔任廣東省黨部婦女部秘書，協助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工作，參與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的製定。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成為宋慶齡、何香凝的終身摯友。
在廣州工作期間，鄧穎超與周恩來再次相遇，他們在尋求革命的道路上殊途同歸，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又走到一起來了。共同的誌向、共同的追求，將兩個人的心緊緊連到了一起，使他們從同誌、戰友變成了生活伴侶。就在這年8月8日，他倆在廣東結婚了。然而，年輕的新婚夫妻，卻沒有時間在一起享受新婚生活的快樂，他們肩負著救國救民的重擔，在各自的崗位上奔忙著。
遠離周恩來的鄧穎超，在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之際，她在廣州分娩。那是一個男孩，9斤多，超出正常標準，三天三夜生不下來。雖然是在德國教會醫院，條件在當時算是夠好的了，但還不能做剖腹產，因用產鉗助產使力過大，孩子的頭部受到嚴重損傷，沒能成活！
孩子沒保住，鄧穎超的身體非常虛弱，卻無法安心調養。當時正趕上“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量的共產黨人被逮捕、屠殺，各大城市一片恐怖。鄧穎超在地下黨員陳鐵軍冒死營救、德國院方的大力幫助下，才脫離險境。鄧穎超在月子裏又遭此磨難，使她終生再不能懷孕生孩子。
鄧穎超把個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她以非凡的膽略，機智勇敢地擺脫敵人的追捕，繼續戰鬥。這年5月，她根據組織的決定，從廣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周恩來與鄧穎超雖都在上海，但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很少見麵。
1932年5月，鄧穎超赴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秀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
“它是一個莊嚴的、鼓舞人心的典禮。我的心充滿了說不盡的喜悅。記憶的浪花在我的頭腦中洶湧奔騰，我懷念著那些為了今天的勝利而犧牲了生命的同誌們。我似乎看到了那些年艱苦的鬥爭，我心中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爭，我心中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所有這一切都過去了，而且將永遠不再發生。今天，孫中山的努力最終結出了果實，而且是如此豐碩的果實！”歲月的塵埃，埋沒不了歷史的豐碑；時光的流逝，沖淡不了宋慶齡的偉績。如果說中國革命是一幅恢弘壯麗的歷史畫卷，那麽，宋慶齡一生的奮鬥，則是她在這巨幅畫卷中繪上的濃重一筆。為了孩子，為了明天，宋慶齡那種不惜犧牲一切的精神，早已超越時空的界限，永遠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熠熠生輝。
第02章 巾幗女傑——鄧穎超
她為民族解放出生入死，鞠躬盡瘁，毫不張揚自己；她一生關愛兒童，沒有親生兒女，後繼之人遍天下；她甘做人民公僕，淡泊明誌，人民選她為全國政協主席。
在周家那個大家庭裏，周恩來排行老七，所以鄧穎超的侄子輩們都稱她“七媽”，而周總理卻始終親昵地稱她“小超”；在我們黨內同誌中，不論職位高低和年齡大小，大家都稱她“大姐”，就連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也不例外。“大姐”的稱謂，早已超越人與人之間年齡大小的稱呼含義，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對鄧穎超的尊敬和愛戴。
鄧穎超祖籍河南省光山縣，1904年2月4日生於廣西南寧。她幼年喪父，1910年隨母親遷居天津。1913——1920年先後在北京一所免費的平民學校、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1919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以女師同學為主的各界婦女，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作為當時中國社會為數不多的女學生，鄧穎超痛感“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的文化、歷史、製度、習慣、法律上……，概不承認女子是一個‘人’，視女子為玩物，為奴隸”。她滿懷激情地號召被壓迫的婦女姐妹“猛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籠鎖縛，勇敢地起來，作一個真正獨立的‘人’”。
她在天津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是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並於9月16日與周恩來一起發起成立“覺悟社”。
1920——1925年，她在北京、天津任小學教員，曾組織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和女星社，興辦婦女文化教育，宣傳愛國思想，反對北洋軍閥的賣國行為，爭取男女平等權利。1924年初，參加並組織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任特支宣傳委員。1925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她曾組織天津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作為天津代表出席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執行委員。在“五卅”運動中，她還發起組織了天津婦女聯合會、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並當選為“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席團委員，支援北伐戰爭。
1925年秋天，鄧穎超從天津調到廣東，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婦女部長。根據工作需要，以個人身份加人國民黨，擔任廣東省黨部婦女部秘書，協助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工作，參與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的製定。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成為宋慶齡、何香凝的終身摯友。
在廣州工作期間，鄧穎超與周恩來再次相遇，他們在尋求革命的道路上殊途同歸，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又走到一起來了。共同的誌向、共同的追求，將兩個人的心緊緊連到了一起，使他們從同誌、戰友變成了生活伴侶。就在這年8月8日，他倆在廣東結婚了。然而，年輕的新婚夫妻，卻沒有時間在一起享受新婚生活的快樂，他們肩負著救國救民的重擔，在各自的崗位上奔忙著。
遠離周恩來的鄧穎超，在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之際，她在廣州分娩。那是一個男孩，9斤多，超出正常標準，三天三夜生不下來。雖然是在德國教會醫院，條件在當時算是夠好的了，但還不能做剖腹產，因用產鉗助產使力過大，孩子的頭部受到嚴重損傷，沒能成活！
孩子沒保住，鄧穎超的身體非常虛弱，卻無法安心調養。當時正趕上“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量的共產黨人被逮捕、屠殺，各大城市一片恐怖。鄧穎超在地下黨員陳鐵軍冒死營救、德國院方的大力幫助下，才脫離險境。鄧穎超在月子裏又遭此磨難，使她終生再不能懷孕生孩子。
鄧穎超把個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她以非凡的膽略，機智勇敢地擺脫敵人的追捕，繼續戰鬥。這年5月，她根據組織的決定，從廣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周恩來與鄧穎超雖都在上海，但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很少見麵。
1932年5月，鄧穎超赴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秀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