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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份風趣盎然的牆報稿，引來一陣陣歡笑。在周圍布滿了國民黨特務、密探，意外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的情況下，鄧穎超和周恩來的那種豪爽、幽默精神，有力地感染著每一位同誌。他們所愛的不單是一個孩子，他們對孩子的愛，生動地體現了對革命後代、對未來、對整個生活的深切熱愛。
1943年鄧穎超回到延安後，曾到中央黨校一部學習。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並任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委會副主任。她同蔡暢以解放區婦聯籌委會名義致電國際民主婦聯，呼籲國際社會製止中國內戰。她還被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在她的推動下，成立了以李德全為首的“中國婦女聯誼會”。12月，她作為中共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團七成員（吳玉章、陸定一、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王若飛、秦邦憲）之一，又回到重慶，參加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協商會議。在會內外為堅持我黨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作了不懈的努力。同時對以進步力量為主的婦女聯誼會的工作，給予積極的支持和指導。她應聯誼會的邀請，參加了專門為她舉行的晚會。因她是惟一的政協女代表，受到姐妹們的特別關注與歡迎。雖然是臨近年終的寒夜，到會的人還是十分踴躍。鄧穎超應大家的要求，講了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幾個問題，二是關於延安與解放區的婦女工作。
長期以來，國統區一直嚴密封鎖有關解放區和延安的消息，鄧穎超的報告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封鎖的一個重大突破，而她的講話一開頭就很誠懇和直率，她說：“關於解放區婦女工作的經驗，是經過幾年摸索，在近兩三年才得出正確的方針與方法，因此工作才得以順利開展並看到了成績。”這種坦誠的態度贏得了聽眾的好感。為了滿足與會者的要求，她共講了六個問題，深受大家歡迎。1946年1月出版的《現代婦女》雜誌，以《鄧穎超女士談解放區婦女工作經驗》。為題刊出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鄧穎超先後在重慶、南京、上海參加中共代表團工作。在這期間，鄧穎超與周恩來等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陰謀，為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1月19日因國民黨召開了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關閉了國共談判的大門，她和周恩來、李維漢一同由南京撤回延安。
1947年3月，鄧穎超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7月，出席了在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她在會上提出全黨做婦女工作，男女一齊發動的方針。會後，鄧穎超深人到河北阜平縣農村參加土改運動，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了《土地改革與婦女工作的新任務》一文，指出“婦女工作與土地改革結合，婦女運動與農民運動結合”，“發動農民群眾時，必須同時發動農村勞動婦女群眾，參加整個群眾的土地改革、本身的各種問題”。“不應有先男後女主從之分”，“在發動婦女群眾積極生產與民主運動中，應有意識地注意逐漸解決婦女本身的各種問題”。
1948年，任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在中共中央召開的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上，她做了報告，並主持起草了《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方針任務》的文件，經中央批準下發。
1949年3月，在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並任黨組副書記。她曾作為團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6月，鄧穎超受黨中央委託，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專程到上海迎接和陪同宋慶齡北上，8月到達北平。9月，她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在會上，她號召全國各族各界婦女，擁護“共同綱領”，建設新中國。
鄧穎超作為一代偉大的女性，為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為中華民族和中國婦女的解放，為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但鄧穎超作為周恩來的妻子，她從來沒有像其他夫人一樣，能守在丈夫身邊，做些輔助工作，盡一個做妻子的責任。即使她和周恩來因工作需要在一起的有限時間內，也從來不是以夫人的身份出現。鄧穎超曾經講過：“我在國統區中共代表團工作時，也不習慣人家稱我太太。有一次，人家來電話找周太太，我腦子轉不過來，回答說我們這裏沒有周太太。放下電話後再想，他找誰呀？後來人家又來電話，我才醒悟過來，找的就是自己。”鄧穎超在工作上始終是獨當一麵，盡職盡責。周恩來對此不但絲毫沒有怨言，而且總是鼓勵她好好工作，千萬不要為他而分心。
建國後，雖然生活相對安定下來了，但鄧穎超更忙了。先後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
鄧穎超始終把婦女解放當做黨的重要奮鬥目標之一，把婦女群眾的力量看做黨的事業成功的力量源泉。她參與領導起草了第一部《婚姻法》。多次深人工廠、農村、街道、學校調查研究，與群眾促膝談心，熱情支持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湧現出的優秀婦女和先進典型。
1943年鄧穎超回到延安後，曾到中央黨校一部學習。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並任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委會副主任。她同蔡暢以解放區婦聯籌委會名義致電國際民主婦聯，呼籲國際社會製止中國內戰。她還被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在她的推動下，成立了以李德全為首的“中國婦女聯誼會”。12月，她作為中共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團七成員（吳玉章、陸定一、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王若飛、秦邦憲）之一，又回到重慶，參加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協商會議。在會內外為堅持我黨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作了不懈的努力。同時對以進步力量為主的婦女聯誼會的工作，給予積極的支持和指導。她應聯誼會的邀請，參加了專門為她舉行的晚會。因她是惟一的政協女代表，受到姐妹們的特別關注與歡迎。雖然是臨近年終的寒夜，到會的人還是十分踴躍。鄧穎超應大家的要求，講了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幾個問題，二是關於延安與解放區的婦女工作。
長期以來，國統區一直嚴密封鎖有關解放區和延安的消息，鄧穎超的報告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封鎖的一個重大突破，而她的講話一開頭就很誠懇和直率，她說：“關於解放區婦女工作的經驗，是經過幾年摸索，在近兩三年才得出正確的方針與方法，因此工作才得以順利開展並看到了成績。”這種坦誠的態度贏得了聽眾的好感。為了滿足與會者的要求，她共講了六個問題，深受大家歡迎。1946年1月出版的《現代婦女》雜誌，以《鄧穎超女士談解放區婦女工作經驗》。為題刊出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鄧穎超先後在重慶、南京、上海參加中共代表團工作。在這期間，鄧穎超與周恩來等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陰謀，為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1月19日因國民黨召開了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關閉了國共談判的大門，她和周恩來、李維漢一同由南京撤回延安。
1947年3月，鄧穎超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7月，出席了在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她在會上提出全黨做婦女工作，男女一齊發動的方針。會後，鄧穎超深人到河北阜平縣農村參加土改運動，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了《土地改革與婦女工作的新任務》一文，指出“婦女工作與土地改革結合，婦女運動與農民運動結合”，“發動農民群眾時，必須同時發動農村勞動婦女群眾，參加整個群眾的土地改革、本身的各種問題”。“不應有先男後女主從之分”，“在發動婦女群眾積極生產與民主運動中，應有意識地注意逐漸解決婦女本身的各種問題”。
1948年，任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在中共中央召開的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上，她做了報告，並主持起草了《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方針任務》的文件，經中央批準下發。
1949年3月，在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並任黨組副書記。她曾作為團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6月，鄧穎超受黨中央委託，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專程到上海迎接和陪同宋慶齡北上，8月到達北平。9月，她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在會上，她號召全國各族各界婦女，擁護“共同綱領”，建設新中國。
鄧穎超作為一代偉大的女性，為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為中華民族和中國婦女的解放，為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但鄧穎超作為周恩來的妻子，她從來沒有像其他夫人一樣，能守在丈夫身邊，做些輔助工作，盡一個做妻子的責任。即使她和周恩來因工作需要在一起的有限時間內，也從來不是以夫人的身份出現。鄧穎超曾經講過：“我在國統區中共代表團工作時，也不習慣人家稱我太太。有一次，人家來電話找周太太，我腦子轉不過來，回答說我們這裏沒有周太太。放下電話後再想，他找誰呀？後來人家又來電話，我才醒悟過來，找的就是自己。”鄧穎超在工作上始終是獨當一麵，盡職盡責。周恩來對此不但絲毫沒有怨言，而且總是鼓勵她好好工作，千萬不要為他而分心。
建國後，雖然生活相對安定下來了，但鄧穎超更忙了。先後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
鄧穎超始終把婦女解放當做黨的重要奮鬥目標之一，把婦女群眾的力量看做黨的事業成功的力量源泉。她參與領導起草了第一部《婚姻法》。多次深人工廠、農村、街道、學校調查研究，與群眾促膝談心，熱情支持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湧現出的優秀婦女和先進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