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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1年中共召開“一大”時，正是由上海組織發起並通知各地代表到會。盡管陳獨秀因受聘廣東省教育廳長（後未到職）沒有出席大會，隻派包惠僧代表他參加，在缺席情況下仍被推舉為中央書記。“一大”閉幕後，陳獨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陳獨秀投身革命後，放棄了還算殷實的家產。在北大，他月薪300塊大洋。專職任黨的領導後，就靠組織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貼和出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維持生活，有時隻有一件汗衫，一天喝兩頓稀粥。
1921年間，貧困的處境使中國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難以忍受，紛紛起來進行鬥爭。由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領導發動了“二二八”求學運動。但中國官方不僅拒絕了勤工儉學學生的正當要求，反而勾結法國當局派來警察對付手無寸鐵的中國勤工儉學學生，逮捕了100餘名示威的中國學生，並於當年強行把他們全部遣送回國。耳聞目睹的事實，使陳氏兄弟徹底看清了無政府主義的欺騙性及其反動性，他們毅然跳出了無政府主義的泥坑，同李石曾、吳稚暉等無政府主義者徹底決裂。
在這場鬥爭中，陳延年兄弟倆先後結識了共產主義者蔡和森、周恩來、王若飛等，得到了他們很多的支持和幫助，開始走到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來。這是陳延年兄弟倆人生之途關鍵性的轉折。
1922年6月，陳氏兄弟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陳延年被選為少共中央執委，擔任少共宣傳部長。1922年8月，陳延年、陳喬年經當時法共黨員胡誌明介紹，加人了法國共產黨。
陳氏兄弟加入共產黨的消息隔洋傳到中國，傳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耳朵裏，引起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們的父親陳獨秀及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的重視。陳獨秀思忖著，兩個兒子在國內始終與他坐不到一條板凳上，所以不讓他們在家裏吃住。沒想到兩兄弟在法國兩年勤工儉學，思想竟發生了如此巨變，拋棄了無政府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還參加了法國共產黨，這不能不使當父親的在驚奇、懷疑中有幾分欣慰。
為發展和壯大黨在旅歐人員中的力量，經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認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和參加法共的同誌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組成中共旅歐支部，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等被選為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人。
1923年春，旅歐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團的通知，決定派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王若飛等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1924年，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革命統一戰線已經建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揭開序幕，革命形勢高漲，火熱的鬥爭迫切需要大批黨的優秀幹部。是年暑假，陳延年及另外幾名同誌，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國，前往革命浪潮洶湧澎湃的廣州工作。
這年11月，陳延年接替周恩來同誌擔任廣州區委書記，負責兩廣、福建和香港的黨務工作。同年10月，陳喬年也奉命離開莫斯科回到北京，擔任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
作為反對封建傳統的先鋒者陳獨秀，不幸在自己身上也烙印著舊遺風的影響。他在總書記任上常以家長自居，視其他同誌為小輩，遇不同意見動輒拍桌子、砸茶碗。由於長期居於上海書齋而不到鬥爭第一線，思想也逐漸落伍。
陳氏兄弟倆在上海求學時，就與父親陳獨秀存有芥蒂，他們不理睬父親“父道尊嚴”那一套，相互交往，一直採取平等式的關係。1917年，陳獨秀應蔡孑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期間，陳延年從上海到北京來找父親，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遞上紙片，上麵端端正正地寫著要拜見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還署上自己的名字。陳獨秀見了片子，同意兒子陳延年進去，同接見其他來訪者一樣，公事公辦。兩人似乎沒有父子之間那種特殊的血緣關係。
這件事在北大傳出後，有人同陳獨秀開玩笑：“陳獨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裏來了，真是身體力行啊！”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先生在廣州不幸被國民黨右派暗殺，廣州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陳延年火速趕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
陳延年到上海後，找不到黨中央的住處。他費了許多周折，才來到閘北中央秘書處見父親陳獨秀。兒子一見父親的麵就用批評的口吻說：“獨秀同誌，黨中央遷址，也應當給我們下麵工作的同誌秘密打個招呼，不能讓兒子與母親失去聯繫。”
陳獨秀抱歉地說：“是臨時決定的，還沒來得及告知有關同誌，請延年同誌原諒。”那口氣，那情景，真讓人看不出有一點父子關係。
陳延年在黨內，一直稱自己的父親為“獨秀同誌”。對於他父親的錯誤，他也以同誌式的關係提出批評或建議。他曾直接批評陳獨秀反對北伐：“獨秀同誌片麵主觀，反對北伐是錯誤的，缺乏對全國形勢的正確分析。”
陳延年兄弟倆與父親的關係表麵非常平淡，其實他們內心對父親還是很尊重和愛戴的。1926年下半年，黨中央準備召開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延年被推選為南方區出席“五大”的代表，陳喬年被推選為北方區出席“五大”的代表。1927年4月，他們參加了黨的“五大”，兄弟倆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延年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陳獨秀投身革命後，放棄了還算殷實的家產。在北大，他月薪300塊大洋。專職任黨的領導後，就靠組織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貼和出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維持生活，有時隻有一件汗衫，一天喝兩頓稀粥。
1921年間，貧困的處境使中國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難以忍受，紛紛起來進行鬥爭。由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領導發動了“二二八”求學運動。但中國官方不僅拒絕了勤工儉學學生的正當要求，反而勾結法國當局派來警察對付手無寸鐵的中國勤工儉學學生，逮捕了100餘名示威的中國學生，並於當年強行把他們全部遣送回國。耳聞目睹的事實，使陳氏兄弟徹底看清了無政府主義的欺騙性及其反動性，他們毅然跳出了無政府主義的泥坑，同李石曾、吳稚暉等無政府主義者徹底決裂。
在這場鬥爭中，陳延年兄弟倆先後結識了共產主義者蔡和森、周恩來、王若飛等，得到了他們很多的支持和幫助，開始走到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來。這是陳延年兄弟倆人生之途關鍵性的轉折。
1922年6月，陳氏兄弟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陳延年被選為少共中央執委，擔任少共宣傳部長。1922年8月，陳延年、陳喬年經當時法共黨員胡誌明介紹，加人了法國共產黨。
陳氏兄弟加入共產黨的消息隔洋傳到中國，傳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耳朵裏，引起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們的父親陳獨秀及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的重視。陳獨秀思忖著，兩個兒子在國內始終與他坐不到一條板凳上，所以不讓他們在家裏吃住。沒想到兩兄弟在法國兩年勤工儉學，思想竟發生了如此巨變，拋棄了無政府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還參加了法國共產黨，這不能不使當父親的在驚奇、懷疑中有幾分欣慰。
為發展和壯大黨在旅歐人員中的力量，經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認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和參加法共的同誌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組成中共旅歐支部，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等被選為中共旅歐支部的領導人。
1923年春，旅歐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團的通知，決定派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王若飛等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1924年，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革命統一戰線已經建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揭開序幕，革命形勢高漲，火熱的鬥爭迫切需要大批黨的優秀幹部。是年暑假，陳延年及另外幾名同誌，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國，前往革命浪潮洶湧澎湃的廣州工作。
這年11月，陳延年接替周恩來同誌擔任廣州區委書記，負責兩廣、福建和香港的黨務工作。同年10月，陳喬年也奉命離開莫斯科回到北京，擔任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
作為反對封建傳統的先鋒者陳獨秀，不幸在自己身上也烙印著舊遺風的影響。他在總書記任上常以家長自居，視其他同誌為小輩，遇不同意見動輒拍桌子、砸茶碗。由於長期居於上海書齋而不到鬥爭第一線，思想也逐漸落伍。
陳氏兄弟倆在上海求學時，就與父親陳獨秀存有芥蒂，他們不理睬父親“父道尊嚴”那一套，相互交往，一直採取平等式的關係。1917年，陳獨秀應蔡孑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期間，陳延年從上海到北京來找父親，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遞上紙片，上麵端端正正地寫著要拜見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還署上自己的名字。陳獨秀見了片子，同意兒子陳延年進去，同接見其他來訪者一樣，公事公辦。兩人似乎沒有父子之間那種特殊的血緣關係。
這件事在北大傳出後，有人同陳獨秀開玩笑：“陳獨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裏來了，真是身體力行啊！”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先生在廣州不幸被國民黨右派暗殺，廣州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陳延年火速趕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
陳延年到上海後，找不到黨中央的住處。他費了許多周折，才來到閘北中央秘書處見父親陳獨秀。兒子一見父親的麵就用批評的口吻說：“獨秀同誌，黨中央遷址，也應當給我們下麵工作的同誌秘密打個招呼，不能讓兒子與母親失去聯繫。”
陳獨秀抱歉地說：“是臨時決定的，還沒來得及告知有關同誌，請延年同誌原諒。”那口氣，那情景，真讓人看不出有一點父子關係。
陳延年在黨內，一直稱自己的父親為“獨秀同誌”。對於他父親的錯誤，他也以同誌式的關係提出批評或建議。他曾直接批評陳獨秀反對北伐：“獨秀同誌片麵主觀，反對北伐是錯誤的，缺乏對全國形勢的正確分析。”
陳延年兄弟倆與父親的關係表麵非常平淡，其實他們內心對父親還是很尊重和愛戴的。1926年下半年，黨中央準備召開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延年被推選為南方區出席“五大”的代表，陳喬年被推選為北方區出席“五大”的代表。1927年4月，他們參加了黨的“五大”，兄弟倆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延年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