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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7年在國民黨發動反共的“四一二”屠殺前後，陳獨秀麵對危機領導無方，黨內同誌群起反對其“右傾”錯誤，他便於7月中旬辭職隱居，就在這年7月，延年在上海被捕，遭到敵人的嚴刑拷打，7月4日英勇就義。
陳獨秀長女陳玉瑩，在安慶家鄉聞悉哥哥延年在上海被殺害，立即奔喪上海，由於過度悲傷勞累，暴死於上海醫院。大革命失敗前後，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等革命領導人相繼犧牲。特別是胞兄延年被害，使陳喬年悲痛萬分。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全身心地投入到烈士未竟的事業中去。
1927年8月7日，在挽救黨的“八七”緊急會議上，作為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陳喬年，不因陳獨秀是自己的父親而講情麵，與陳獨秀執行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在會上說：“我的父親陳獨秀同誌執行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後果是嚴重的，它使我哥哥陳延年和李大釗、趙世炎等共產黨人慘遭敵人的殺害，給革命帶來巨大的損失。這血的教訓，切切不可忘記。對國民黨反動派隻有做堅決的鬥爭，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1928年2月16日，由於叛徒告密，江蘇省委和上海總工會11人被捕，其中包括陳喬年同誌。他們被押到英租界新聞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被敵人殺害。
“八七”會議後，陳獨秀被中共撤銷了黨內職務，國民黨還是不放過他，又懸賞3萬大洋緝拿他，他不得不在上海過隱居生活。不料，1928年6月間，又傳來二兒子喬年被國民黨殺害的噩耗，而且與延年一樣屍首難尋。
災難接踵而至，悲痛、悲觀、失望……一齊交織在這位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為人之父的陳獨秀心上。悲痛中，他借酒澆愁，哭出聲來：“延年、喬年，為父為你倆酹此一杯……”說著，老淚縱橫，痛哭流涕。“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這位看似無情的父親，也是和天下的父母一樣痛惜兒子啊！
陳獨秀的三子陳鬆年，與延年、喬年為同母所生。鬆年生於1910年，小於兩個哥哥十來歲，長於同父異母的弟弟陳鶴年3歲。當他出生時，父親已與姨媽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此後父親再沒有回過安慶。鬆年出世後，直到父親陳獨秀被關押在南京國民黨監獄中他去探視，父子才得以相見。
陳鬆年沒有像哥哥、弟弟那樣外出到北京、上海等地讀過書，僅在安徽大學肄業，但因家學淵源之故，他的文化修養也很高。
鬆年3歲時，正值“二次革命”失敗，安慶統領馬連甲帶兵查抄了陳家。延年、喬年從房上跳下逃走，鬆年太小，跌落在鄰家澡盆裏。陳家待人厚道，樂善好施，與鄰居關係非常融洽。鄰居的夫人就勢給鬆年洗澡，如同給自己兒子洗澡一樣，才算掩護過去。
鬆年17歲時，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安慶的國民黨黨徒、地痞、流氓湧進陳獨秀的家，要霸占這所宅第，後經陳獨秀嗣母謝氏電請國民黨三十三軍軍長柏文蔚出麵說情才算了事。可是，大哥、二哥、大姐死難的噩耗又相繼向他襲來。
鬆年28歲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將攻占安慶，不得已由謝氏做主賣掉了“大洋房子”。鬆年又托鄉下親戚弄了九隻小船把家中的財物運往鄉下祠堂裏，並封上了祠堂大門。日本人來後，還是撬開祠堂大門，兩次洗劫，好東西都被搶光。抗日戰爭勝利後鬆年攜妻兒回來時，僅用一隻船裝回幾件家具。
鬆年經歷了一個大家庭從鼎盛到衰微，從衰微到貧窮的過程。這其中幾多苦難，幾多驚嚇，幾多憤慈和辛酸，他感受得最深。
生於1912年的陳子美，在她12歲時，父親與生母高君曼協議分居。子美跟隨母親很少見到父親。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時，高君曼已病逝。子美曾到南京監獄探望過父親。
陳鶴年是陳獨秀四個兒子中最小的，為高君曼所生。父親與母親分居後，母親帶著他和姐姐陳子美到了南京。姐姐陳子美大他一歲，他們姐弟受的教育也是陳獨秀所主張的教育方針之一，即“職業主義”。他們姐弟二人很早就半工半讀，進了職業學校，子美學的是婦科，鶴年學的是電訊。
鶴年學完電訊後又到揚州上高中，到高中三年時轉到北京，考入北大政法係，並加人了地下共產黨。
抗戰爆發後，陳獨秀被釋放出獄。當時，國民黨想拉他出來任職，得到的回答是：“蔣介石殺了我們那麽多同誌，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陳獨秀出獄後，曾想去延安，毛澤東也懷念舊誼表示歡迎。不過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復黨籍的兩個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並擁護黨的路線。
陳獨秀的回答是：“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後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撓，陳獨秀最終還是未能回黨。
1942年，陳獨秀病逝於江津。1945年在“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客觀地評價了陳獨秀，稱他“做了啟蒙工作，創造了黨”。
1938年底，鶴年一家去香港，他先後在《光明日報》《立報》做編輯、記者併兼收發報工作，以“哲民”之名發表許多文章，後又回國到桂林，也是編報、教書、收發報。抗日戰爭勝利後，遭到國民黨通緝，全家又到香港，他進《星島日報》工作，並定居香港。
陳獨秀長女陳玉瑩，在安慶家鄉聞悉哥哥延年在上海被殺害，立即奔喪上海，由於過度悲傷勞累，暴死於上海醫院。大革命失敗前後，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等革命領導人相繼犧牲。特別是胞兄延年被害，使陳喬年悲痛萬分。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全身心地投入到烈士未竟的事業中去。
1927年8月7日，在挽救黨的“八七”緊急會議上，作為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陳喬年，不因陳獨秀是自己的父親而講情麵，與陳獨秀執行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在會上說：“我的父親陳獨秀同誌執行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後果是嚴重的，它使我哥哥陳延年和李大釗、趙世炎等共產黨人慘遭敵人的殺害，給革命帶來巨大的損失。這血的教訓，切切不可忘記。對國民黨反動派隻有做堅決的鬥爭，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1928年2月16日，由於叛徒告密，江蘇省委和上海總工會11人被捕，其中包括陳喬年同誌。他們被押到英租界新聞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被敵人殺害。
“八七”會議後，陳獨秀被中共撤銷了黨內職務，國民黨還是不放過他，又懸賞3萬大洋緝拿他，他不得不在上海過隱居生活。不料，1928年6月間，又傳來二兒子喬年被國民黨殺害的噩耗，而且與延年一樣屍首難尋。
災難接踵而至，悲痛、悲觀、失望……一齊交織在這位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為人之父的陳獨秀心上。悲痛中，他借酒澆愁，哭出聲來：“延年、喬年，為父為你倆酹此一杯……”說著，老淚縱橫，痛哭流涕。“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這位看似無情的父親，也是和天下的父母一樣痛惜兒子啊！
陳獨秀的三子陳鬆年，與延年、喬年為同母所生。鬆年生於1910年，小於兩個哥哥十來歲，長於同父異母的弟弟陳鶴年3歲。當他出生時，父親已與姨媽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此後父親再沒有回過安慶。鬆年出世後，直到父親陳獨秀被關押在南京國民黨監獄中他去探視，父子才得以相見。
陳鬆年沒有像哥哥、弟弟那樣外出到北京、上海等地讀過書，僅在安徽大學肄業，但因家學淵源之故，他的文化修養也很高。
鬆年3歲時，正值“二次革命”失敗，安慶統領馬連甲帶兵查抄了陳家。延年、喬年從房上跳下逃走，鬆年太小，跌落在鄰家澡盆裏。陳家待人厚道，樂善好施，與鄰居關係非常融洽。鄰居的夫人就勢給鬆年洗澡，如同給自己兒子洗澡一樣，才算掩護過去。
鬆年17歲時，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安慶的國民黨黨徒、地痞、流氓湧進陳獨秀的家，要霸占這所宅第，後經陳獨秀嗣母謝氏電請國民黨三十三軍軍長柏文蔚出麵說情才算了事。可是，大哥、二哥、大姐死難的噩耗又相繼向他襲來。
鬆年28歲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將攻占安慶，不得已由謝氏做主賣掉了“大洋房子”。鬆年又托鄉下親戚弄了九隻小船把家中的財物運往鄉下祠堂裏，並封上了祠堂大門。日本人來後，還是撬開祠堂大門，兩次洗劫，好東西都被搶光。抗日戰爭勝利後鬆年攜妻兒回來時，僅用一隻船裝回幾件家具。
鬆年經歷了一個大家庭從鼎盛到衰微，從衰微到貧窮的過程。這其中幾多苦難，幾多驚嚇，幾多憤慈和辛酸，他感受得最深。
生於1912年的陳子美，在她12歲時，父親與生母高君曼協議分居。子美跟隨母親很少見到父親。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時，高君曼已病逝。子美曾到南京監獄探望過父親。
陳鶴年是陳獨秀四個兒子中最小的，為高君曼所生。父親與母親分居後，母親帶著他和姐姐陳子美到了南京。姐姐陳子美大他一歲，他們姐弟受的教育也是陳獨秀所主張的教育方針之一，即“職業主義”。他們姐弟二人很早就半工半讀，進了職業學校，子美學的是婦科，鶴年學的是電訊。
鶴年學完電訊後又到揚州上高中，到高中三年時轉到北京，考入北大政法係，並加人了地下共產黨。
抗戰爆發後，陳獨秀被釋放出獄。當時，國民黨想拉他出來任職，得到的回答是：“蔣介石殺了我們那麽多同誌，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陳獨秀出獄後，曾想去延安，毛澤東也懷念舊誼表示歡迎。不過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復黨籍的兩個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並擁護黨的路線。
陳獨秀的回答是：“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後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撓，陳獨秀最終還是未能回黨。
1942年，陳獨秀病逝於江津。1945年在“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客觀地評價了陳獨秀，稱他“做了啟蒙工作，創造了黨”。
1938年底，鶴年一家去香港，他先後在《光明日報》《立報》做編輯、記者併兼收發報工作，以“哲民”之名發表許多文章，後又回國到桂林，也是編報、教書、收發報。抗日戰爭勝利後，遭到國民黨通緝，全家又到香港，他進《星島日報》工作，並定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