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頁
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左”傾冒險主義者先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令紅軍攻打有國民黨重兵把守的黎川以北硝石、資溪橋等屢戰不克,被迫後撤。從10月23日起,彭德懷、滕代遠在3天內連續3次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議,要求改變反“圍剿”戰略方針。認為:在敵人大舉集中,並利用堡壘掩護謹慎穩進的情況下,紅軍應充實和集中主力,離開敵人堡壘地帶,在戰略上向東北之金溪、貴溪、東鄉、景德鎮一帶挺進,建立東北作戰區,進而威脅江蘇、浙江、安徽等敵人心髒地區,調動敵主力部隊北進而離開中央蘇區。同時提出:要使群眾了解戰爭的意義,廣泛動員起來配合紅軍。但是,中革軍委領導人認為彭、滕的意見肯定“目前是不能實行的”,拒絕採納這些建議。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會議通過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全會推選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康生、毛澤東12人為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會議對革命形勢的發展做了完全錯誤的“左”的估計,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繼續誇大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成分”的意義,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的打擊政策,並對黨中央的領導機構進行了宗派主義的改造。在軍事上仍強調“進攻路線”,同時接受了李德“短促突擊”的戰術。
2月7日,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在瑞金召開。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開幕詞,並作《目前形勢與政治工作任務》的報告,李卓然代表紅一方麵軍,介紹戰時政治工作經驗。周恩來作了《一切政治工作為著前線上的勝利》的報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從整個作戰計劃,要為著前線的勝利。他說:“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你們是領導者,每一次戰鬥的勝利離不開你們,離不開政治工作。”
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在加緊圍剿紅軍的同時,更加殘酷地鎮壓抗日的群眾運動。自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中特務團逮捕和槍殺共產黨員就達4500多人。北京學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釗而先後被捕千餘人,光在北平監獄內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就達500餘人。
△吉鴻昌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仍大力推行抗日主張,組織了以共產黨員吉鴻昌、抗日將軍馮玉祥、方振武為首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同盟軍很快由幾千人擴大到十餘萬人,把日偽軍完全驅逐出察哈爾省境。正當同盟軍進軍多倫時,蔣介石令其部圍攻同盟軍,馮玉樣被迫離職。同盟軍在吉鴻昌的領導下,仍堅持抗日。此時,蔣介石反動集團竟和日寇商妥聯合“圍剿”抗日同盟軍。日寇在北麵,國民黨軍隊在東、南、西三麵進行包圍,並有日本飛機輪流轟炸。這支抗日隊伍終因彈盡糧絕而失敗了。同盟軍中抗日最堅決的民族英雄吉鴻昌,英勇犧牲在蔣介石賣國集團的屠刀下。
1934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誌敏、尋淮洲率部擔任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經閩人浙向北進發。
△長征
中央蘇區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由於博古等領導人實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方針,致使中央紅軍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益嚴重。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000餘人,開始長征。隻留下陳毅、鄧子恢、張鼎丞、粟裕等率16000餘人堅持遊擊戰爭。
留在蘇區的同誌隨即成立了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及閩、浙、贛根據地的鬥爭。
△粟裕
粟裕,在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時,到葉挺的第二十四師教導隊當戰士,同時轉為共產黨員。南昌起義時,他在警衛隊當班長,跟隨朱德、陳毅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鬥爭中,先後在主力部隊二十八團任連長、黨代表,隨後升任師長、軍團參謀長等職。主力紅軍長征後,他率紅十軍團失敗後剩餘的幾百人,在閩、浙、贛邊區度過三年艱苦的遊擊生活。中央紅軍突圍的最初3個月中,在錯誤路線指導下,處處被動挨打,使突圍時的8萬多人減少到3萬人;紅區的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使革命陷人極端危險的境地。
紅二、紅六軍團於11月發起湘西攻勢,先攻占永順,隨後取得十萬坪大捷,並乘勝占領大庸、桑植在內的廣大地區。12月中旬占領桃源,圍攻常德,威脅嶽陽和長沙。何健一麵向蔣介石告急,一麵急令遠在湘南阻攔中央紅軍的十九、十六、六十二師兼程北調。與此同時,鄂軍將其主力停留在鄂西施南地區和湘西的津、澄一帶。蔣介石也急令遠在江西的嫡係部隊馳援常德,又調4個師轉移到湘、黔邊境布防。這樣,紅二、紅六軍團以7000之師,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殲滅國民黨軍萬餘人,調動和鉗製了11個師又兩個旅的兵力,完全打亂了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突圍作戰,並且創建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會議通過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全會推選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康生、毛澤東12人為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會議對革命形勢的發展做了完全錯誤的“左”的估計,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繼續誇大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成分”的意義,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的打擊政策,並對黨中央的領導機構進行了宗派主義的改造。在軍事上仍強調“進攻路線”,同時接受了李德“短促突擊”的戰術。
2月7日,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在瑞金召開。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開幕詞,並作《目前形勢與政治工作任務》的報告,李卓然代表紅一方麵軍,介紹戰時政治工作經驗。周恩來作了《一切政治工作為著前線上的勝利》的報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從整個作戰計劃,要為著前線的勝利。他說:“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你們是領導者,每一次戰鬥的勝利離不開你們,離不開政治工作。”
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在加緊圍剿紅軍的同時,更加殘酷地鎮壓抗日的群眾運動。自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中特務團逮捕和槍殺共產黨員就達4500多人。北京學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釗而先後被捕千餘人,光在北平監獄內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就達500餘人。
△吉鴻昌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仍大力推行抗日主張,組織了以共產黨員吉鴻昌、抗日將軍馮玉祥、方振武為首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同盟軍很快由幾千人擴大到十餘萬人,把日偽軍完全驅逐出察哈爾省境。正當同盟軍進軍多倫時,蔣介石令其部圍攻同盟軍,馮玉樣被迫離職。同盟軍在吉鴻昌的領導下,仍堅持抗日。此時,蔣介石反動集團竟和日寇商妥聯合“圍剿”抗日同盟軍。日寇在北麵,國民黨軍隊在東、南、西三麵進行包圍,並有日本飛機輪流轟炸。這支抗日隊伍終因彈盡糧絕而失敗了。同盟軍中抗日最堅決的民族英雄吉鴻昌,英勇犧牲在蔣介石賣國集團的屠刀下。
1934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誌敏、尋淮洲率部擔任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經閩人浙向北進發。
△長征
中央蘇區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由於博古等領導人實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方針,致使中央紅軍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益嚴重。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000餘人,開始長征。隻留下陳毅、鄧子恢、張鼎丞、粟裕等率16000餘人堅持遊擊戰爭。
留在蘇區的同誌隨即成立了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及閩、浙、贛根據地的鬥爭。
△粟裕
粟裕,在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時,到葉挺的第二十四師教導隊當戰士,同時轉為共產黨員。南昌起義時,他在警衛隊當班長,跟隨朱德、陳毅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鬥爭中,先後在主力部隊二十八團任連長、黨代表,隨後升任師長、軍團參謀長等職。主力紅軍長征後,他率紅十軍團失敗後剩餘的幾百人,在閩、浙、贛邊區度過三年艱苦的遊擊生活。中央紅軍突圍的最初3個月中,在錯誤路線指導下,處處被動挨打,使突圍時的8萬多人減少到3萬人;紅區的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使革命陷人極端危險的境地。
紅二、紅六軍團於11月發起湘西攻勢,先攻占永順,隨後取得十萬坪大捷,並乘勝占領大庸、桑植在內的廣大地區。12月中旬占領桃源,圍攻常德,威脅嶽陽和長沙。何健一麵向蔣介石告急,一麵急令遠在湘南阻攔中央紅軍的十九、十六、六十二師兼程北調。與此同時,鄂軍將其主力停留在鄂西施南地區和湘西的津、澄一帶。蔣介石也急令遠在江西的嫡係部隊馳援常德,又調4個師轉移到湘、黔邊境布防。這樣,紅二、紅六軍團以7000之師,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殲滅國民黨軍萬餘人,調動和鉗製了11個師又兩個旅的兵力,完全打亂了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突圍作戰,並且創建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