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打電話調回!
接到讓我火速回疆的調令，我悲喜交加，欲哭無淚。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創作並擔任領舞的《奶茶舞》立即轟動了舞壇，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復甦。隨著我的聲名遠播，又招來了麻煩。有次在人民大會堂演出，一位首長看著節目單，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頓時起了疑心，對身邊的人說，這不會是何鍵的孫女吧?不知怎麽搞的，這個消息一下傳開了。一時間沸沸揚揚，都說我是何鍵的孫女。這可不得了，因為楊開慧就是何鍵殺害的，我爺爺殺了楊開慧，而我卻在全國風光，這使當時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況拍成紀錄片的八一電影製片廠犯難了——這個片子還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這種情況。
當時，文工團都已知道了這個傳聞，就我自己還全身心投入紀錄片的拍攝中，一無所知。也沒人敢把這消息告訴我。
我丈夫劉玉喜憋不住了，找了個機會裝作若無其事地問道，你知道你爺爺叫什麽名字嗎?
小時候就叫爺爺，沒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趕快寫信回去問問呀。
怎麽了?
你就甭問了，快寫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麽事了?
我丈夫見我追問，隻好告訴了那傳聞，我的臉當即就嚇白了，當即給家裏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著回信，弄得我兩個多月抬不起頭來。
回信來了，一看才知道爺爺叫何百裏。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奶茶舞》讓我走到了藝術生涯的頂峰，但年齡卻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去擔任編導。
1985年，我父親的冤案被平反，華容縣政協為父親造墓立碑。至此，離別故鄉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華容縣老家，第一次站在父親的墓前，為父親獻上花圈，敬了個莊重的軍禮。
佚名：活著就是勝利(1)
佚名：活著就是勝利，就是戰勝邪惡的唯一手段
解放時，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學讀書。我學的是英語和法語。我嚮往歐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學的老師，家教很嚴，我從小就養成了刻苦好學的習慣。我的成績很優秀，這也是我雖然歷經五十年坷坎，在獄中待了二十三年後，至今仍能流利地說這兩種語言的原因。
1949年是中國人命運大轉折的一年，新中國誕生了。父親不願去台灣，他想讓我們全家到法國去。他不是一個政治家，隻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對新的國家沒有認識，但他熱愛中華民族，時常為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而牽腸掛肚。他去法國，也是為了在以後適當的時候能夠回來。
我沒有跟父親去。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得留一個將來歡迎你的人。
父親雖然很是捨不得，但還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認為我僅僅是個學生，一個有知識的青年，沒有在舊政權中謀過事，不會為誰承擔什麽責任。我留下後，就沒有什麽能動搖他回到祖國的決心了。
幾乎自解放戰爭一開始，校園裏的氣氛就不寧靜，顯得十分浮躁。解放軍進城時，我們都去歡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樣樸實的軍人，他們給我的感覺不是從血雨腥風的戰場上走來的，而是從一塊豐收的田地中走回來的。這支軍隊沒有其他軍隊獲勝後的不可一世，飛揚跋扈，而是像從農田裏勞作歸來的農民一樣熱情謙和，小心謹慎，甚至有些害羞。從他們身上，我一下覺得放心了，覺得原先的擔憂和懼怕是多餘的，甚至覺得家人大可不必為了這種憂懼而遠走異國他鄉。
我當時想，在這個新的國家裏，我會像一個生活在農村的人一樣安寧，有田園詩一般的情調，有苦澀辛勞，有單純而親切的人際關係，充滿著互助、關懷與和諧。可能也有農民似的紛爭，但不會發展到互相傾軋和鬥爭——是的，那些軍人多像我鄉下的親戚和朋友啊，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親切。
這是我後來加入解放軍行列的原因。
剛解放時，我常常可以收到父親輾轉澳門或香港寄來的信。我也寫信告訴了我對新政權的認識。我勸他盡快回來，不想他卻害怕了。至於為什麽，他在信中沒有說，隻在來信中流露出對我命運的擔憂。
但我當時並沒有在意，認為他的擔憂是多餘的，僅僅出於父親對女兒的愛。
後來，與父親的通信越來越困難，最後，我寫的信都退了回來。到當兵時，我與家人的聯繫就完全中斷了。
我當兵是為了過一種新的生活，新疆的遙遠和神奇令我嚮往。在當時，這也是一種能走向遠方的方式。
我沒有覺得西去的路有多麽荒涼，因為它充滿了傳奇色彩。我知道這條路上走過許多偉大的行者，比如張騫、班超、法顯、宋雲、玄奘、耶律楚材、馬可·波羅等，他們那穿越文明的腳步聲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親人在遙遠的異國，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鄉。我沒有思鄉的情緒，隻想向前，向前，走到越來越遠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愛上了這個地方。帕米爾高峻的身影，開闊的綠洲，奇異的民俗，空氣中塵土和居民身上散發的氣息，白楊林、泥坯屋、麵紗、艾德萊絲綢、騎士、驢車……這一切使我像是來到一個夢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軍的一個騎兵師，當時它駐在於闐，是為了進軍西藏而組建的。我曾騎馬跟隨慰問團翻越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岡底斯山到阿裏慰問部隊。不久又調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領導給我介紹了一位旅參謀長。他當時二十九歲，是在抗戰期間投筆從戎的，軍人氣和書生氣兼而有之。在當時的師團幹部中，像他這種讀過大學的並不多。他的幹練精明、彬彬有禮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當時已聽說過部隊中女兵的婚姻問題，原來一直不信。後來知道了真相，還抗議他們包辦婚姻。在一次舞會上，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真地對我作了解釋，並半開玩笑地說，自己堅決拒絕分配給他的夫人。我當時對他的解釋雖然不滿意，但我知道他隻能這麽說。他也同時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單身。
那時部隊經常組織舞會。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動地、有禮貌地邀請我跳舞，不像有的領導，等著女兵去邀請他。我們常常一邊跳舞，一邊談些曾經讀過的書。在交談中，我知道他對西方的文學、哲學和歷史都很了解。他也把當時能搜羅到的書借給我看。我們漸漸成了朋友。在當時，他是我唯一能夠交談的人。
我當時不知道，組織上在介紹我們第一次認識時，已把我“定”給了他。當時組織決定的，很快就可以結婚。而我們從相識到相愛卻長達兩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選擇，尊重我的內心，尊重我的情感，這在當時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與我的相處中，是怎麽做到不以一個首長的麵孔出現的，我們一直是平等的兩個人。我承認，我愛上了他。當時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沒有任何愛的情況下結合的。我慶幸自己擁有愛情。
在大學時，就有一個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愛他。我告訴他我即將在部隊結婚的消息後，他曾割腕自殺。他因愛生恨，懷恨在心，最終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肅清反gemin運動中，他寫信給部隊說我父親是中統特務，說我是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反gemin分子，自上大學開始，就加入了特務組織。我當時結婚才一年多，與愛人過著幸福的、充實的、帶著理想色彩的生活，我們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個人的未來都是樂觀的、充滿信心的。
接到讓我火速回疆的調令，我悲喜交加，欲哭無淚。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創作並擔任領舞的《奶茶舞》立即轟動了舞壇，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復甦。隨著我的聲名遠播，又招來了麻煩。有次在人民大會堂演出，一位首長看著節目單，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頓時起了疑心，對身邊的人說，這不會是何鍵的孫女吧?不知怎麽搞的，這個消息一下傳開了。一時間沸沸揚揚，都說我是何鍵的孫女。這可不得了，因為楊開慧就是何鍵殺害的，我爺爺殺了楊開慧，而我卻在全國風光，這使當時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況拍成紀錄片的八一電影製片廠犯難了——這個片子還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這種情況。
當時，文工團都已知道了這個傳聞，就我自己還全身心投入紀錄片的拍攝中，一無所知。也沒人敢把這消息告訴我。
我丈夫劉玉喜憋不住了，找了個機會裝作若無其事地問道，你知道你爺爺叫什麽名字嗎?
小時候就叫爺爺，沒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趕快寫信回去問問呀。
怎麽了?
你就甭問了，快寫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麽事了?
我丈夫見我追問，隻好告訴了那傳聞，我的臉當即就嚇白了，當即給家裏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著回信，弄得我兩個多月抬不起頭來。
回信來了，一看才知道爺爺叫何百裏。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奶茶舞》讓我走到了藝術生涯的頂峰，但年齡卻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去擔任編導。
1985年，我父親的冤案被平反，華容縣政協為父親造墓立碑。至此，離別故鄉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華容縣老家，第一次站在父親的墓前，為父親獻上花圈，敬了個莊重的軍禮。
佚名：活著就是勝利(1)
佚名：活著就是勝利，就是戰勝邪惡的唯一手段
解放時，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學讀書。我學的是英語和法語。我嚮往歐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學的老師，家教很嚴，我從小就養成了刻苦好學的習慣。我的成績很優秀，這也是我雖然歷經五十年坷坎，在獄中待了二十三年後，至今仍能流利地說這兩種語言的原因。
1949年是中國人命運大轉折的一年，新中國誕生了。父親不願去台灣，他想讓我們全家到法國去。他不是一個政治家，隻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對新的國家沒有認識，但他熱愛中華民族，時常為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而牽腸掛肚。他去法國，也是為了在以後適當的時候能夠回來。
我沒有跟父親去。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得留一個將來歡迎你的人。
父親雖然很是捨不得，但還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認為我僅僅是個學生，一個有知識的青年，沒有在舊政權中謀過事，不會為誰承擔什麽責任。我留下後，就沒有什麽能動搖他回到祖國的決心了。
幾乎自解放戰爭一開始，校園裏的氣氛就不寧靜，顯得十分浮躁。解放軍進城時，我們都去歡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樣樸實的軍人，他們給我的感覺不是從血雨腥風的戰場上走來的，而是從一塊豐收的田地中走回來的。這支軍隊沒有其他軍隊獲勝後的不可一世，飛揚跋扈，而是像從農田裏勞作歸來的農民一樣熱情謙和，小心謹慎，甚至有些害羞。從他們身上，我一下覺得放心了，覺得原先的擔憂和懼怕是多餘的，甚至覺得家人大可不必為了這種憂懼而遠走異國他鄉。
我當時想，在這個新的國家裏，我會像一個生活在農村的人一樣安寧，有田園詩一般的情調，有苦澀辛勞，有單純而親切的人際關係，充滿著互助、關懷與和諧。可能也有農民似的紛爭，但不會發展到互相傾軋和鬥爭——是的，那些軍人多像我鄉下的親戚和朋友啊，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親切。
這是我後來加入解放軍行列的原因。
剛解放時，我常常可以收到父親輾轉澳門或香港寄來的信。我也寫信告訴了我對新政權的認識。我勸他盡快回來，不想他卻害怕了。至於為什麽，他在信中沒有說，隻在來信中流露出對我命運的擔憂。
但我當時並沒有在意，認為他的擔憂是多餘的，僅僅出於父親對女兒的愛。
後來，與父親的通信越來越困難，最後，我寫的信都退了回來。到當兵時，我與家人的聯繫就完全中斷了。
我當兵是為了過一種新的生活，新疆的遙遠和神奇令我嚮往。在當時，這也是一種能走向遠方的方式。
我沒有覺得西去的路有多麽荒涼，因為它充滿了傳奇色彩。我知道這條路上走過許多偉大的行者，比如張騫、班超、法顯、宋雲、玄奘、耶律楚材、馬可·波羅等，他們那穿越文明的腳步聲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親人在遙遠的異國，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鄉。我沒有思鄉的情緒，隻想向前，向前，走到越來越遠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愛上了這個地方。帕米爾高峻的身影，開闊的綠洲，奇異的民俗，空氣中塵土和居民身上散發的氣息，白楊林、泥坯屋、麵紗、艾德萊絲綢、騎士、驢車……這一切使我像是來到一個夢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軍的一個騎兵師，當時它駐在於闐，是為了進軍西藏而組建的。我曾騎馬跟隨慰問團翻越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岡底斯山到阿裏慰問部隊。不久又調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領導給我介紹了一位旅參謀長。他當時二十九歲，是在抗戰期間投筆從戎的，軍人氣和書生氣兼而有之。在當時的師團幹部中，像他這種讀過大學的並不多。他的幹練精明、彬彬有禮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當時已聽說過部隊中女兵的婚姻問題，原來一直不信。後來知道了真相，還抗議他們包辦婚姻。在一次舞會上，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真地對我作了解釋，並半開玩笑地說，自己堅決拒絕分配給他的夫人。我當時對他的解釋雖然不滿意，但我知道他隻能這麽說。他也同時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單身。
那時部隊經常組織舞會。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動地、有禮貌地邀請我跳舞，不像有的領導，等著女兵去邀請他。我們常常一邊跳舞，一邊談些曾經讀過的書。在交談中，我知道他對西方的文學、哲學和歷史都很了解。他也把當時能搜羅到的書借給我看。我們漸漸成了朋友。在當時，他是我唯一能夠交談的人。
我當時不知道，組織上在介紹我們第一次認識時，已把我“定”給了他。當時組織決定的，很快就可以結婚。而我們從相識到相愛卻長達兩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選擇，尊重我的內心，尊重我的情感，這在當時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與我的相處中，是怎麽做到不以一個首長的麵孔出現的，我們一直是平等的兩個人。我承認，我愛上了他。當時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沒有任何愛的情況下結合的。我慶幸自己擁有愛情。
在大學時，就有一個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愛他。我告訴他我即將在部隊結婚的消息後，他曾割腕自殺。他因愛生恨，懷恨在心，最終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肅清反gemin運動中，他寫信給部隊說我父親是中統特務，說我是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反gemin分子，自上大學開始，就加入了特務組織。我當時結婚才一年多，與愛人過著幸福的、充實的、帶著理想色彩的生活，我們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個人的未來都是樂觀的、充滿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