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是8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藍。丈夫在伏案工作，我餵完剛三個月的女兒後正準備睡覺。有人打電話叫走了丈夫，他剛走，幾個人沖了進來，說我被捕了，讓我跟他們走。我大聲申辯。孩子嚇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們不讓。他們抄走了我的日記、信件和部分書籍，粗魯地、強行地給我戴上手銬，把我押走了。
幾乎沒有任何審判，根據那位同學的誣告信和父親給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國民黨中統特務，被宣判為“歷史反gemin”，要判處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在押往監獄之前，他們強迫我與丈夫劃清界限。為了我愛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見見孩子，他們沒有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瑪幹大漠中的監獄裏，我還覺得自己是在做一場噩夢。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牆壁、牢固的鐵窗，使我知道那是現實。
家人遠在異國他鄉，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認，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切夢想轉眼間破滅了。想到這裏，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牆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冤”字，然後一頭撞到了牆上……
……但我……卻沒有……沒有死成!我……我被他們……搶救……後,不再讓我回……回單人牢房,而是放在一個大牢房中,讓五個女犯輪流……監視……我……
佚名：活著就是勝利(2)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認的美人。我的命運似乎印證了“紅顏薄命”那句古話。監管人員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計想占我的便宜。
那次自殺未遂後，我就決定無論如何我都要活著——即使像牲畜一樣，我也要活著。除非他們槍斃我，我決不自殺。我認為活著就是勝利，就是戰勝邪惡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們向我懺悔為止。我要用活著來證實人的良知曾被徹底泯滅過。
半年後，我又被安排到了單人牢房，能擺脫那群魔鬼樣的女人，我暗自慶幸。我找到了打發時間的方式，那就是默記英語和法語單詞，有時還用法語和英語自己跟自己對話。
有一天半夜，一個獄頭來到牢房，與我拉起了家常，顯出讓我受寵若驚的親切樣子，最後說，隻要你好好表現，我可以給你減刑。
他以後就三天兩頭地來，一來就無話找話地聊上半天，磨蹭著不走。我已知道他是個人麵獸心的傢夥，所以時時防備著。他說什麽，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終於撲向了我，無恥地說，隻要我答應他一次，就為我減刑一個月。我給了他一個耳光，大叫著讓他滾開。
他惱羞成怒，臨走時惡狠狠地說，你不識抬舉，我們就走著瞧吧!
過了幾天，我被換到一個偏僻的單人牢房，我感到了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來的牢房中去。他們“哐”的一聲關上了鐵門。我見了，就威脅說，你們敢把我關在這裏，我就自殺。
那個傢夥說，你自殺吧，反gemin分子在這裏連狗都不如，你死了，就當死了一條狗。
當天半夜，有三個人打開了牢房的門，他們進來後就對我劈頭蓋臉一陣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後，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被禁止)了我。這樣的事後來就經常發生。在那個獄頭1968年調走時，我在監獄中先後生了三個不知父親是誰的孩子。
我……我隻能說……我的靈……靈魂是高潔的!我後來還知道，由於肅清“反gemin分子”時打擊麵過寬，五七年曾進行過甄別平反，正是那個獄頭說我是真正的反gemin，沒有給我平反。
在那十二年的時間裏，他就以這種卑鄙的方式強暴我。我……我認為我……我的(禁止)早已死亡……一切惡行……都隻能占有或消滅我的(禁止)，卻永遠，永遠，不能占有我的靈魂!
我說過，我不會死去。在他們把我當成一條狗，想讓我像狗一樣去死時，我要像人一樣活著。我要等到昭雪的時候，我要等到邪惡受到懲罰。如果我死去，這一段罪惡就剛好被邪惡輕易地抹殺。作為人類可以唾棄的邪惡就會以為沒有發生過。我願意把我(禁止)所承載的罪惡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麵前，我才能控訴!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獲得了自由，從監獄走出時，我的頭髮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個(被禁止)犯送進了監獄。
我要在一個適當的時候，把我的經歷講給我的兒子、孫子。我至少要讓他們銘記，人不能淪為禽獸。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書中說過這樣的話——
上帝的交給上帝，魔鬼的還給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臉上!
肖業群：從“社教”開始(1)
肖業群：從“社教”開始，我就一直是“黑樣板”
我父親原是國民黨空軍上尉，我的少年時光就是在遷徙中度過的。父親的戰鬥機停在哪裏，我也就到了哪裏。先是桂林、貴陽，再是成都、長沙，最後到了上海。到達上海後，日本已經投降了。內戰很快就全麵爆發。到四八年，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已日薄西山，父親將我和母親送回長沙，說是讓我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以便上學——我四歲開始啟蒙，但因為父親轉戰四方，所以直到新政權建立，我才上完高小。其實我父親也有迫於當時的戰爭局勢，要把親屬轉移到國統區後方的考慮。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大勢已去。1949年元月，我父親回到寧鄉，一臉憂鬱，心事重重。他先到祠堂祭拜了祖先，再和親屬一一作別，像是要作一次遠行。當他跪在祖母跟前時，他流下了熱淚。
爸爸，這是怎麽回事呢?你又要去打仗嗎?我看著父親，不解地問。
父親猛吸了一口煙，說，是的，一場惡戰，打完這次仗可能就不再打了。
為什麽?
因為有一方的老本已快輸完了。
打完了仗，你就回來吧，可以安定下來了。
好的，打完了仗，我哪裏也不去了。
可你打仗為什麽還要把弟妹和媽媽帶上?
你弟妹小，跟著我我放心，你媽是去照顧他們的，你要聽奶奶的話，發奮學習。頓了頓，他含著眼淚，對我和姐姐說，你們生活雖然尚難自理，但已有自謀生路的能力，我先把你母親和弟妹接走，過些日子再來接你們。
他把我和姐姐留給了祖母，當天晚上就悄悄地走了。我們沒有想到，這一別竟是三十年之久。
而我的叔父，也即是與我一同入伍的堂妹肖哲明的父親肖學太，則因轟動全國的“寧案”，早在30年代就家喻戶曉。他同時也是寧鄉人民革命史上與劉少奇、何叔衡、謝覺哉等一樣具有影響的風雲人物。然而，1952年，寧鄉縣將地下黨員肖學太作為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處死了，造成了一大冤案。直到80年代初才弄清了肖學太的身份和“寧案”的事實真相。這裏有一份1983年10月15日出版的《黨史通訊》，裏麵有一篇文章，是這樣說的，我念給你聽——
幾乎沒有任何審判，根據那位同學的誣告信和父親給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國民黨中統特務，被宣判為“歷史反gemin”，要判處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在押往監獄之前，他們強迫我與丈夫劃清界限。為了我愛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見見孩子，他們沒有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瑪幹大漠中的監獄裏，我還覺得自己是在做一場噩夢。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牆壁、牢固的鐵窗，使我知道那是現實。
家人遠在異國他鄉，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認，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切夢想轉眼間破滅了。想到這裏，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牆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冤”字，然後一頭撞到了牆上……
……但我……卻沒有……沒有死成!我……我被他們……搶救……後,不再讓我回……回單人牢房,而是放在一個大牢房中,讓五個女犯輪流……監視……我……
佚名：活著就是勝利(2)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認的美人。我的命運似乎印證了“紅顏薄命”那句古話。監管人員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計想占我的便宜。
那次自殺未遂後，我就決定無論如何我都要活著——即使像牲畜一樣，我也要活著。除非他們槍斃我，我決不自殺。我認為活著就是勝利，就是戰勝邪惡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們向我懺悔為止。我要用活著來證實人的良知曾被徹底泯滅過。
半年後，我又被安排到了單人牢房，能擺脫那群魔鬼樣的女人，我暗自慶幸。我找到了打發時間的方式，那就是默記英語和法語單詞，有時還用法語和英語自己跟自己對話。
有一天半夜，一個獄頭來到牢房，與我拉起了家常，顯出讓我受寵若驚的親切樣子，最後說，隻要你好好表現，我可以給你減刑。
他以後就三天兩頭地來，一來就無話找話地聊上半天，磨蹭著不走。我已知道他是個人麵獸心的傢夥，所以時時防備著。他說什麽，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終於撲向了我，無恥地說，隻要我答應他一次，就為我減刑一個月。我給了他一個耳光，大叫著讓他滾開。
他惱羞成怒，臨走時惡狠狠地說，你不識抬舉，我們就走著瞧吧!
過了幾天，我被換到一個偏僻的單人牢房，我感到了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來的牢房中去。他們“哐”的一聲關上了鐵門。我見了，就威脅說，你們敢把我關在這裏，我就自殺。
那個傢夥說，你自殺吧，反gemin分子在這裏連狗都不如，你死了，就當死了一條狗。
當天半夜，有三個人打開了牢房的門，他們進來後就對我劈頭蓋臉一陣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後，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被禁止)了我。這樣的事後來就經常發生。在那個獄頭1968年調走時，我在監獄中先後生了三個不知父親是誰的孩子。
我……我隻能說……我的靈……靈魂是高潔的!我後來還知道，由於肅清“反gemin分子”時打擊麵過寬，五七年曾進行過甄別平反，正是那個獄頭說我是真正的反gemin，沒有給我平反。
在那十二年的時間裏，他就以這種卑鄙的方式強暴我。我……我認為我……我的(禁止)早已死亡……一切惡行……都隻能占有或消滅我的(禁止)，卻永遠，永遠，不能占有我的靈魂!
我說過，我不會死去。在他們把我當成一條狗，想讓我像狗一樣去死時，我要像人一樣活著。我要等到昭雪的時候，我要等到邪惡受到懲罰。如果我死去，這一段罪惡就剛好被邪惡輕易地抹殺。作為人類可以唾棄的邪惡就會以為沒有發生過。我願意把我(禁止)所承載的罪惡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麵前，我才能控訴!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獲得了自由，從監獄走出時，我的頭髮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個(被禁止)犯送進了監獄。
我要在一個適當的時候，把我的經歷講給我的兒子、孫子。我至少要讓他們銘記，人不能淪為禽獸。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書中說過這樣的話——
上帝的交給上帝，魔鬼的還給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臉上!
肖業群：從“社教”開始(1)
肖業群：從“社教”開始，我就一直是“黑樣板”
我父親原是國民黨空軍上尉，我的少年時光就是在遷徙中度過的。父親的戰鬥機停在哪裏，我也就到了哪裏。先是桂林、貴陽，再是成都、長沙，最後到了上海。到達上海後，日本已經投降了。內戰很快就全麵爆發。到四八年，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已日薄西山，父親將我和母親送回長沙，說是讓我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以便上學——我四歲開始啟蒙，但因為父親轉戰四方，所以直到新政權建立，我才上完高小。其實我父親也有迫於當時的戰爭局勢，要把親屬轉移到國統區後方的考慮。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大勢已去。1949年元月，我父親回到寧鄉，一臉憂鬱，心事重重。他先到祠堂祭拜了祖先，再和親屬一一作別，像是要作一次遠行。當他跪在祖母跟前時，他流下了熱淚。
爸爸，這是怎麽回事呢?你又要去打仗嗎?我看著父親，不解地問。
父親猛吸了一口煙，說，是的，一場惡戰，打完這次仗可能就不再打了。
為什麽?
因為有一方的老本已快輸完了。
打完了仗，你就回來吧，可以安定下來了。
好的，打完了仗，我哪裏也不去了。
可你打仗為什麽還要把弟妹和媽媽帶上?
你弟妹小，跟著我我放心，你媽是去照顧他們的，你要聽奶奶的話，發奮學習。頓了頓，他含著眼淚，對我和姐姐說，你們生活雖然尚難自理，但已有自謀生路的能力，我先把你母親和弟妹接走，過些日子再來接你們。
他把我和姐姐留給了祖母，當天晚上就悄悄地走了。我們沒有想到，這一別竟是三十年之久。
而我的叔父，也即是與我一同入伍的堂妹肖哲明的父親肖學太，則因轟動全國的“寧案”，早在30年代就家喻戶曉。他同時也是寧鄉人民革命史上與劉少奇、何叔衡、謝覺哉等一樣具有影響的風雲人物。然而，1952年，寧鄉縣將地下黨員肖學太作為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處死了，造成了一大冤案。直到80年代初才弄清了肖學太的身份和“寧案”的事實真相。這裏有一份1983年10月15日出版的《黨史通訊》，裏麵有一篇文章，是這樣說的，我念給你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