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沒有比南疆這所學校更讓我引為自豪的了。就是因為這所學校的培養，我這個小學沒有畢業的小女兵主演和編排了《葡萄架下》《鼓舞》《幸福草原》《奶茶舞》《多浪人》《漠之靈》等全國聞名的舞蹈。
在南疆的我是快樂的，我像一個天使一樣給軍營和鄉村帶去了歡樂。人們不時可以聽見我快樂的笑聲。但十三歲那年，姑媽給我寄來一封信，那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使年幼的我難以承受，我變得沉默了。
姑媽在信中告訴我，說我父親在“鎮反”中被槍決了……
我把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敢相信這是真實的。我忍著淚——我不敢當著其他人的麵哭，怕他們說自己同情“反gemin父親”。我跑出屋子，一直跑到沒有人的地方，才哭了起來，我的淚水“嘩嘩”地流，浸濕了我的衣襟。
南疆大地上那片白楊林中，我的哭聲撕心裂肺。我突然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如此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我隻有抱著那株白楊發呆。
我父親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當年曾隨何長工、賀龍一起鬧革命，因為祖母的阻攔，他沒有隨賀龍參加長征。他在華容縣是個鄉間紳士，雖然後來當過國民黨政府的省參議員，但隨程潛參加了湖南起義。五○年就參加了解放軍，進軍到廣西後，就讀於廣西第四野戰軍軍政大學，畢業後分到南寧軍區文化科工作。我不相信父親是“反gemin”，但我不得不麵對自己是“反gemin女兒”這一現實。哭完父親，擦幹眼淚，我把家信交給了領導。我迷茫地問道，首長，我該怎麽辦呀?問完，又哭了。
那位領導和藹地說，小夢道，不要哭，出身不能由自己選擇，但道路自己可以選擇。你已經參軍了，就是軍隊的女兒，不要為父親的問題背思想包袱，要嚴格要求自己，好好工作。
這時候，我已成為不可多得的藝術苗子，我的勤奮，加之單純，使大家都很喜歡我。經歷了那一次打擊後，我覺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斷的政治運動，使我清醒地認識到，在藝術上自己隻能老老實實地做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員。同時，我也在藝術上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藝術就是我的生命，如果當初僅僅是一個小女孩對舞蹈的自然愛好，那麽現在它則是我的人生追求。
南疆軍區文工團在五六年撤銷後，我調到了新疆軍區文工團。這對我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當時的新疆軍區文工團在全國全軍的名聲僅次於總政歌舞團。我更加刻苦地練功，虛心向別人學習，特別是向維吾爾族舞蹈家學習，但我不模仿，總以自己的身心去感悟、領會，然後進行再創造。我根植於新疆的民族舞蹈，又賦予漢文化的思想意識，並增加了現代審美情趣，使自己的藝術創作獨具個性，我很快成了團裏的主角。但因為當時的政治原因，我卻不能出國演出。我也清醒地知道這些沒有自己的份兒。
六○年，文工團去非洲演出，其他人都去了，隻留下我這個“台柱子”在家，我心裏自然難過，但也沒有辦法。我決心下去體驗生活，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南疆。四個月時間裏，收集了上千個舞蹈動作，學會了流傳在民間的巫舞、酒舞和獅舞，這些古老的舞蹈被我第一次發掘出來，從那以後，我就利用別人出國演出的時間，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各個角落，經過我的努力，使軍區文工團的舞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被禁止)年，新疆軍區文工團去越南訪問演出，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原以為自己可以去的，但名單裏還是沒有我的名字，我有些想不通。為此，軍區司令員郭鵬親自找我談話，說，這是上麵的規定，有幾種人的親屬不能出國，這是死政策，誰也沒辦法，這和你本人沒有關係，你千萬不可以鬧情緒。
我一聽司令員這麽說，也就釋然了，說，首長，你放心吧，我不會鬧情緒的。
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頂替我的演員跳舞。但舞蹈不僅僅是動作，它還貫注著對藝術的理解，對生命的感悟，傾注著自己的體驗和情感，所以，我雖然把各種技巧都毫無保留地教給了那位演員，但“外文委”(中央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審查後還是不滿意。他們讓我試跳，我試跳後，他們說，就是你了!他們問軍區文化部部長宋肖，何夢道跳得這麽好，為什麽不讓她去?
宋部長說，她出身不好。
外文委的人說，出身不好，舞跳得好就是為國爭光!我們破格讓她去。
宋肖回來後就找我談話，說，上級決定，由你去越南參加演出。
我一聽宋肖這麽說，以為是在騙我，是怕不讓我去我就不認真教別人。因此，我有些委屈地說，部長，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從沒想過出國的事，我去不了，但我會認真教她的。
這是決定，已決定由你去。
這是我第一次受此待遇，聽後，我非常激動。
那次在越南演出非常成功，胡誌明主席接見了我們，並邀請我和李雙江、賈米娜、董誌波等人一起進餐。胡誌明主席還授予文工團“國家一級國旗勳章”，越南《人民報》評論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部沙漠發現的一顆明珠”。
無論我在藝術上取得怎樣的成功，也無論我為自己和集體獲取過多麽大的榮譽，都難逃“文革”劫數。70年代初“清理階級隊伍”，文工團二百二十人清理掉了一百四十人。而我早在一年前就被“清理”掉了。一紙命令，宣布我脫下軍裝，告別舞台，復轉到西安電力電容器廠當工人。我和家人被分開了，孤身一人在那個古老的城市裏學習生產技術。我背負著那個“出身”的十字架，努力適應著一種完全陌生的生活。
何夢道：藝術是我的生命和靈魂(3)
我希望自己能忘掉藝術，忘掉在新疆的一切，忘掉那一片遼闊的大地。那種粗笨的工作對我來說是辛苦的，但每當我疲憊地回到宿舍，我常常會忍不住往西北望去，我一聽見播放新疆歌曲，就止不住熱淚長流。有時，我實在忍不住，就會把宿舍的門關上，獨自起舞。新疆那塊土地已使我學會永不消沉和頹喪。我要積極地活著，像維吾爾人那樣用歌聲戰勝苦難，即使衣衫襤褸，赤著雙腳，也要舞蹈。我當年就這樣鼓勵著自己，後來被評為廠裏的先進工作者。
林彪的飛機在溫都爾汗墜毀後，葉劍英元帥整頓部隊。七三年恢復了已中斷十多年的全軍文藝匯演，新疆軍區由於藝術人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已排不出像樣的節目。離匯演隻有一個月時間了，節目還沒有排出來，軍區為此開了一個常委會，決定給總政治部打報告，不參加這屆文藝匯演。但總政的批示是，新疆是“反帝反修”的前線，如果沒有新疆參加，不但在國內，在國際上也會有一定的負麵影響，處於“反帝反修”前線的新疆軍區不參加全軍匯演是個政治問題，所以不參加是不行的。軍區的將軍們感到了事態的嚴重。這時，賽福鼎看了軍區的演員名單，問道，何夢道呢?
在西安當工人。
在南疆的我是快樂的，我像一個天使一樣給軍營和鄉村帶去了歡樂。人們不時可以聽見我快樂的笑聲。但十三歲那年，姑媽給我寄來一封信，那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使年幼的我難以承受，我變得沉默了。
姑媽在信中告訴我，說我父親在“鎮反”中被槍決了……
我把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敢相信這是真實的。我忍著淚——我不敢當著其他人的麵哭，怕他們說自己同情“反gemin父親”。我跑出屋子，一直跑到沒有人的地方，才哭了起來，我的淚水“嘩嘩”地流，浸濕了我的衣襟。
南疆大地上那片白楊林中，我的哭聲撕心裂肺。我突然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如此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我隻有抱著那株白楊發呆。
我父親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當年曾隨何長工、賀龍一起鬧革命，因為祖母的阻攔，他沒有隨賀龍參加長征。他在華容縣是個鄉間紳士，雖然後來當過國民黨政府的省參議員，但隨程潛參加了湖南起義。五○年就參加了解放軍，進軍到廣西後，就讀於廣西第四野戰軍軍政大學，畢業後分到南寧軍區文化科工作。我不相信父親是“反gemin”，但我不得不麵對自己是“反gemin女兒”這一現實。哭完父親，擦幹眼淚，我把家信交給了領導。我迷茫地問道，首長，我該怎麽辦呀?問完，又哭了。
那位領導和藹地說，小夢道，不要哭，出身不能由自己選擇，但道路自己可以選擇。你已經參軍了，就是軍隊的女兒，不要為父親的問題背思想包袱，要嚴格要求自己，好好工作。
這時候，我已成為不可多得的藝術苗子，我的勤奮，加之單純，使大家都很喜歡我。經歷了那一次打擊後，我覺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斷的政治運動，使我清醒地認識到，在藝術上自己隻能老老實實地做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員。同時，我也在藝術上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藝術就是我的生命，如果當初僅僅是一個小女孩對舞蹈的自然愛好，那麽現在它則是我的人生追求。
南疆軍區文工團在五六年撤銷後，我調到了新疆軍區文工團。這對我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當時的新疆軍區文工團在全國全軍的名聲僅次於總政歌舞團。我更加刻苦地練功，虛心向別人學習，特別是向維吾爾族舞蹈家學習，但我不模仿，總以自己的身心去感悟、領會，然後進行再創造。我根植於新疆的民族舞蹈，又賦予漢文化的思想意識，並增加了現代審美情趣，使自己的藝術創作獨具個性，我很快成了團裏的主角。但因為當時的政治原因，我卻不能出國演出。我也清醒地知道這些沒有自己的份兒。
六○年，文工團去非洲演出，其他人都去了，隻留下我這個“台柱子”在家，我心裏自然難過，但也沒有辦法。我決心下去體驗生活，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南疆。四個月時間裏，收集了上千個舞蹈動作，學會了流傳在民間的巫舞、酒舞和獅舞，這些古老的舞蹈被我第一次發掘出來，從那以後，我就利用別人出國演出的時間，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各個角落，經過我的努力，使軍區文工團的舞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被禁止)年，新疆軍區文工團去越南訪問演出，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原以為自己可以去的，但名單裏還是沒有我的名字，我有些想不通。為此，軍區司令員郭鵬親自找我談話，說，這是上麵的規定，有幾種人的親屬不能出國，這是死政策，誰也沒辦法，這和你本人沒有關係，你千萬不可以鬧情緒。
我一聽司令員這麽說，也就釋然了，說，首長，你放心吧，我不會鬧情緒的。
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頂替我的演員跳舞。但舞蹈不僅僅是動作，它還貫注著對藝術的理解，對生命的感悟，傾注著自己的體驗和情感，所以，我雖然把各種技巧都毫無保留地教給了那位演員，但“外文委”(中央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審查後還是不滿意。他們讓我試跳，我試跳後，他們說，就是你了!他們問軍區文化部部長宋肖，何夢道跳得這麽好，為什麽不讓她去?
宋部長說，她出身不好。
外文委的人說，出身不好，舞跳得好就是為國爭光!我們破格讓她去。
宋肖回來後就找我談話，說，上級決定，由你去越南參加演出。
我一聽宋肖這麽說，以為是在騙我，是怕不讓我去我就不認真教別人。因此，我有些委屈地說，部長，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從沒想過出國的事，我去不了，但我會認真教她的。
這是決定，已決定由你去。
這是我第一次受此待遇，聽後，我非常激動。
那次在越南演出非常成功，胡誌明主席接見了我們，並邀請我和李雙江、賈米娜、董誌波等人一起進餐。胡誌明主席還授予文工團“國家一級國旗勳章”，越南《人民報》評論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部沙漠發現的一顆明珠”。
無論我在藝術上取得怎樣的成功，也無論我為自己和集體獲取過多麽大的榮譽，都難逃“文革”劫數。70年代初“清理階級隊伍”，文工團二百二十人清理掉了一百四十人。而我早在一年前就被“清理”掉了。一紙命令，宣布我脫下軍裝，告別舞台，復轉到西安電力電容器廠當工人。我和家人被分開了，孤身一人在那個古老的城市裏學習生產技術。我背負著那個“出身”的十字架，努力適應著一種完全陌生的生活。
何夢道：藝術是我的生命和靈魂(3)
我希望自己能忘掉藝術，忘掉在新疆的一切，忘掉那一片遼闊的大地。那種粗笨的工作對我來說是辛苦的，但每當我疲憊地回到宿舍，我常常會忍不住往西北望去，我一聽見播放新疆歌曲，就止不住熱淚長流。有時，我實在忍不住，就會把宿舍的門關上，獨自起舞。新疆那塊土地已使我學會永不消沉和頹喪。我要積極地活著，像維吾爾人那樣用歌聲戰勝苦難，即使衣衫襤褸，赤著雙腳，也要舞蹈。我當年就這樣鼓勵著自己，後來被評為廠裏的先進工作者。
林彪的飛機在溫都爾汗墜毀後，葉劍英元帥整頓部隊。七三年恢復了已中斷十多年的全軍文藝匯演，新疆軍區由於藝術人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已排不出像樣的節目。離匯演隻有一個月時間了，節目還沒有排出來，軍區為此開了一個常委會，決定給總政治部打報告，不參加這屆文藝匯演。但總政的批示是，新疆是“反帝反修”的前線，如果沒有新疆參加，不但在國內，在國際上也會有一定的負麵影響，處於“反帝反修”前線的新疆軍區不參加全軍匯演是個政治問題，所以不參加是不行的。軍區的將軍們感到了事態的嚴重。這時，賽福鼎看了軍區的演員名單，問道，何夢道呢?
在西安當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