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員一時愣住了，到後來才聽明白她的意思。他笑著解釋道，那是給棉花脫褲腿，打“油條”，一點別的意思也沒有。
這時，圍攏來的湖南姑娘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開頭住地窩子時，因為它跟地麵相平，有時早出晚歸，轉來轉去總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戰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進地窩子裏，嚇人一跳。還有老鄉趕著毛驢車，連車帶人帶毛驢掉進地窩子的。有一次，文工隊有個女兵就這樣掉進了地窩子，正好落在戰士床上。剛剛看完節目回到地窩子的戰士一愣，“嘩”地樂了。一個戰士開玩笑說，這不是文工隊的演員嗎?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來”呀!
還有個關於地窩子的故事發生在七十四團四連，該連有個班長姓劉，甘肅人，他母親五十四歲時生他，就給他取名劉五十四。1947年，他結婚不久，被國民黨抓了壯丁，來到新疆。起義後成了解放軍，家裏的成了軍屬。1953年，妻子來部隊找他，到連隊時天已黑了，便住進了地窩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轉了一圈，回來時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進的地窩子，煤油燈豆大的亮，沒感覺到地窩子是個什麽東西。早上起來一見房子沒有，還以為自己是在夢遊。掐了自己一把，覺得自己是醒著的。她一邊找，一邊想，這房子到哪裏去了?這些人都住哪裏去了?
劉五十四見妻子半天沒回來，就出去找她。兩人回到地窩子進口，妻子停住了，說啥也不進去，她指著地窩子說，這是什麽房子，還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進去。
劉五十四一聽笑了，女人卻傷心地哭了起來。她找到指導員，說，我這麽遠到新疆來找解放軍丈夫，你們好壞總得給間房子吧，怎麽能讓我們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雖那麽窮，但老八輩下來也沒人住過這樣的房子。
指導員又是講形勢，又是擺難處，說了半天，她才進了地窩子。她後來在地窩子裏生了一個白胖兒子，小名兒就叫“地窩子”。那小子長大了，取了學名叫劉建新，雖然後來當了老師，但人們還叫他“劉地窩子”。
在那個年代，命運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強加給你的。要麽是革命同誌，要麽是牛鬼蛇神，而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頭天還屬於革命同誌，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體轉業後，師文工隊解散，我分到總場，在總場演出隊待了兩年。我那時還一直夢想著做一個梅蘭芳那樣的京劇大師，夢想著成為藝術家。還成天琢磨著坐練唱打。我沒想到，十八歲那年，我與演出隊的演員，也是我原來的丈夫結了婚，然後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請假回湖南給孩子治病。因為大老遠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幾天假，待我回來，場領導已把我從二級職工降為零工。後來因為表現好，又恢復為職工，但降了級。沒過多久，突然宣布我為“五類分子”。我感到非常吃驚。我去質問領導，我說，我既不是地主富農，也不是“右派”和反gemin，我怎麽成了“五類分子”?
你已被定為壞人。那位領導蠻橫得很。
我哪裏壞了?
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問革命群眾吧!
可是，誰會告訴我呢?
以後就是被鬥、關押、打罵，那時雖沒有後來的“文革”那麽厲害，但我畢竟才是二十歲出頭的人，平白無故地蒙受了這麽大的冤屈，心裏怎麽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後見我媽一麵。我想離開這裏回到老家去，就像一個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婦一樣。
我們想在湖南落戶。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們。這時我才知道，全國到處都是一樣。他們說，你在新疆是“五類分子”，回到長沙還是“五類分子”，無論你走到哪裏，都是“五類分子”。你沒法逃避，無處躲藏。
我們想找一個不把我們看做“五類分子”，而把我們看做“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縣萬金公社萬金大隊。
我們回到了那裏。
唐紀玉：“五類分子”(2)
但那裏並不接受我們落戶，但作為勞力，我們可以出工，可以給我們評工分，可以按社員對待。
我們幾乎一無所有。先借住親戚家，然後築了間土牆蓋草的房子，便安頓下來。不久，我們發現，這裏也有“五類分子”，隻是社裏不知道我們的底細，所以沒有把我們劃入。
河南是個苦地方，三年自然災害，那裏曾餓死過成千上萬的人，每一次天災人禍，也都有人餓死。我們也躲不過。我們吃過神仙土，吃過樹皮，吃過糠，吃過各種各樣的野菜、苞穀芯子，甚至嚼過野草。但這裏不把我們當“五類分子”，我們寧願活在這裏。
1965年，河南發生澇災，莊稼收不回來，全爛在了地裏。把人餓得呀，脖子都變長了，腸子都變細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點野菜，就趕快煮了給兒子吃。我們想讓他多吃點，自己少吃點，沒想吃下去後，全都上吐下瀉，最後連爬都爬不動了，我……我知道……中毒了……連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勁兒……都沒有了，孩子他爸……也是……過了好久……才有一個過路的人……人來，但孩子……吃得多……已經……已經……救不了，他……他就這樣死……死了，他那時……已滿七……七歲……
那簡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覺得自己沒法活下去了。我抱著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著，我親他，一次次親他……我哭，沒完沒了地哭……我抱著孩子四天四夜，不讓他們埋他。最後鄉親們怕我瘋了，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奪去埋了。我……我撲在孩子的墳上哭呀，哭呀……
人們都來安慰我。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鄉親們送來的一個糠餅子，一個野菜糰子，一碗地瓜幹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懷的話。
我像一個躲避著傷害的蟲子，龜縮在人世那個小小的縫隙裏，等待陰雲過去，等待暴雨過去。一晃，十八年過去了。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裏竟生活了十八年。
1980年，我聽說到處都在平反。我決心回新疆去。我身無分文，幾乎變賣了所有能換來錢的東西，然後幾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湊了八十元錢，因為這隻夠一個人的費用，我和丈夫合計了半天，又因為當年被打成壞分子的是我，就決定由我回新疆申請平反，待平反後，他再帶孩子過來。
我就那八十元錢，在新疆無親無故，我是靠著乞討要飯在喊冤呀，但四年過去了，他們把我安排到一三○團三角莊老鄉隊，連職工身份也沒恢復。我1951年懷抱理想，參軍進疆……沒……沒想到……受了那麽多磨難，沒想三十多年後，我成了一個沒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個漂流來疆的盲流。
這時，圍攏來的湖南姑娘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開頭住地窩子時，因為它跟地麵相平，有時早出晚歸，轉來轉去總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戰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進地窩子裏，嚇人一跳。還有老鄉趕著毛驢車，連車帶人帶毛驢掉進地窩子的。有一次，文工隊有個女兵就這樣掉進了地窩子，正好落在戰士床上。剛剛看完節目回到地窩子的戰士一愣，“嘩”地樂了。一個戰士開玩笑說，這不是文工隊的演員嗎?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來”呀!
還有個關於地窩子的故事發生在七十四團四連，該連有個班長姓劉，甘肅人，他母親五十四歲時生他，就給他取名劉五十四。1947年，他結婚不久，被國民黨抓了壯丁，來到新疆。起義後成了解放軍，家裏的成了軍屬。1953年，妻子來部隊找他，到連隊時天已黑了，便住進了地窩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轉了一圈，回來時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進的地窩子，煤油燈豆大的亮，沒感覺到地窩子是個什麽東西。早上起來一見房子沒有，還以為自己是在夢遊。掐了自己一把，覺得自己是醒著的。她一邊找，一邊想，這房子到哪裏去了?這些人都住哪裏去了?
劉五十四見妻子半天沒回來，就出去找她。兩人回到地窩子進口，妻子停住了，說啥也不進去，她指著地窩子說，這是什麽房子，還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進去。
劉五十四一聽笑了，女人卻傷心地哭了起來。她找到指導員，說，我這麽遠到新疆來找解放軍丈夫，你們好壞總得給間房子吧，怎麽能讓我們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雖那麽窮，但老八輩下來也沒人住過這樣的房子。
指導員又是講形勢，又是擺難處，說了半天，她才進了地窩子。她後來在地窩子裏生了一個白胖兒子，小名兒就叫“地窩子”。那小子長大了，取了學名叫劉建新，雖然後來當了老師，但人們還叫他“劉地窩子”。
在那個年代，命運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強加給你的。要麽是革命同誌，要麽是牛鬼蛇神，而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頭天還屬於革命同誌，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體轉業後，師文工隊解散，我分到總場，在總場演出隊待了兩年。我那時還一直夢想著做一個梅蘭芳那樣的京劇大師，夢想著成為藝術家。還成天琢磨著坐練唱打。我沒想到，十八歲那年，我與演出隊的演員，也是我原來的丈夫結了婚，然後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請假回湖南給孩子治病。因為大老遠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幾天假，待我回來，場領導已把我從二級職工降為零工。後來因為表現好，又恢復為職工，但降了級。沒過多久，突然宣布我為“五類分子”。我感到非常吃驚。我去質問領導，我說，我既不是地主富農，也不是“右派”和反gemin，我怎麽成了“五類分子”?
你已被定為壞人。那位領導蠻橫得很。
我哪裏壞了?
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問革命群眾吧!
可是，誰會告訴我呢?
以後就是被鬥、關押、打罵，那時雖沒有後來的“文革”那麽厲害，但我畢竟才是二十歲出頭的人，平白無故地蒙受了這麽大的冤屈，心裏怎麽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後見我媽一麵。我想離開這裏回到老家去，就像一個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婦一樣。
我們想在湖南落戶。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們。這時我才知道，全國到處都是一樣。他們說，你在新疆是“五類分子”，回到長沙還是“五類分子”，無論你走到哪裏，都是“五類分子”。你沒法逃避，無處躲藏。
我們想找一個不把我們看做“五類分子”，而把我們看做“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縣萬金公社萬金大隊。
我們回到了那裏。
唐紀玉：“五類分子”(2)
但那裏並不接受我們落戶，但作為勞力，我們可以出工，可以給我們評工分，可以按社員對待。
我們幾乎一無所有。先借住親戚家，然後築了間土牆蓋草的房子，便安頓下來。不久，我們發現，這裏也有“五類分子”，隻是社裏不知道我們的底細，所以沒有把我們劃入。
河南是個苦地方，三年自然災害，那裏曾餓死過成千上萬的人，每一次天災人禍，也都有人餓死。我們也躲不過。我們吃過神仙土，吃過樹皮，吃過糠，吃過各種各樣的野菜、苞穀芯子，甚至嚼過野草。但這裏不把我們當“五類分子”，我們寧願活在這裏。
1965年，河南發生澇災，莊稼收不回來，全爛在了地裏。把人餓得呀，脖子都變長了，腸子都變細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點野菜，就趕快煮了給兒子吃。我們想讓他多吃點，自己少吃點，沒想吃下去後，全都上吐下瀉，最後連爬都爬不動了，我……我知道……中毒了……連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勁兒……都沒有了，孩子他爸……也是……過了好久……才有一個過路的人……人來，但孩子……吃得多……已經……已經……救不了，他……他就這樣死……死了，他那時……已滿七……七歲……
那簡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覺得自己沒法活下去了。我抱著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著，我親他，一次次親他……我哭，沒完沒了地哭……我抱著孩子四天四夜，不讓他們埋他。最後鄉親們怕我瘋了，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奪去埋了。我……我撲在孩子的墳上哭呀，哭呀……
人們都來安慰我。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鄉親們送來的一個糠餅子，一個野菜糰子，一碗地瓜幹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懷的話。
我像一個躲避著傷害的蟲子，龜縮在人世那個小小的縫隙裏，等待陰雲過去，等待暴雨過去。一晃，十八年過去了。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裏竟生活了十八年。
1980年，我聽說到處都在平反。我決心回新疆去。我身無分文，幾乎變賣了所有能換來錢的東西，然後幾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湊了八十元錢，因為這隻夠一個人的費用，我和丈夫合計了半天，又因為當年被打成壞分子的是我，就決定由我回新疆申請平反，待平反後，他再帶孩子過來。
我就那八十元錢，在新疆無親無故，我是靠著乞討要飯在喊冤呀，但四年過去了，他們把我安排到一三○團三角莊老鄉隊，連職工身份也沒恢復。我1951年懷抱理想，參軍進疆……沒……沒想到……受了那麽多磨難，沒想三十多年後，我成了一個沒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個漂流來疆的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