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又去考，還是憑著身上的傷疤和眼淚。
到新疆後，我先分到二十七師師部，後來又隨三營調來修建獨山子，擔任九連婦女班副班長。編葦席、打土坯、背土塊，什麽活兒都跟男的一樣幹。獨山子的老俱樂部、專供蘇聯專家住的蘇聯賓館等都是我們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築奠定了這座石化新城的基礎。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調到柳溝修柳溝水庫。我是苦命人出身，參軍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來新疆後，再苦的活兒也不覺得苦了。我不怕勞動，按老人家的說法，幹什麽不要怕用勁兒，勁兒是使不完的，頭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長出來。我成了模範團員。水庫剪完彩第三天，我到烏魯木齊去和張文玉結婚，他是模範排長，我也成了模範團員，我想這就是我送給他的新婚禮物。當時，兩人都是模範，大家挺羨慕的。我與他已認識一年，是老鄉介紹的，他在軍區軍人服務社工作，甘肅莊浪人，也是苦命人，本來姓楊，是他父母實在沒有辦法，用兩升洋芋的價格把他賣給了張家。
1958年5月，新疆軍區動員黨員幹部帶頭開發新疆，我們一起轉業到了農七師，組建軍官農場，後來叫共青團農場。
那其實是一片戈壁灘，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陽曬得發黑的戈壁石，和偶爾出現的一叢駱駝刺外，什麽也沒有。當時已是傍晚，我們大都是從軍區機關下來的幹部，看到這種情形，沒有一個男人不心寒，沒有一個女人不抹淚的。大家的心緒沒有調整過來，麵對這種情況，顯得手足無措。大家把駱駝刺拔一拔，把背包打開，一家人一塊地方，鋪地蓋天，度過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風沒停歇地颳了整整一個晚上，像餓鬼在哭。狼一邊叫著，一邊在我們周圍亂竄，嚇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沒有幾個人睡著。
第二天天還沒亮，就有人起來挖地窩子了。
然後開荒，然後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種子。當那些種子第一次冒出芽時，我們高興得直掉淚，然後就看著它們生長，把原來是荒涼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綠。到了六月份，莊稼已長得很好了。每個人都在估算著今年的收成情況，但天老爺像是有意要和我們作對，突然下了一場冰雹和暴雨。(又鳥)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勞動的我們到處亂竄，但平展展的戈壁灘，連一個躲避的地方都沒有。情急之中，我們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鏝頂在頭上，保護自己。
沒過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莊稼被打得稀爛，好多人被冰雹打傷了。但誰也顧不了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著暴雨往地窩子裏跑，因為那裏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當。
回到地窩子，水已灌了兩尺深，被子、衣服、吃的東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剛從泥水裏撈出來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窩子的孩子則在水裏泡著，哭著。
我的孩子才幾個月，哭得真讓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來一會兒，後果簡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餵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壞了。
莊稼全毀了，地窩子全泡垮了，幾百人站在雨裏，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來。而那天晚上更慘，地窩子裏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漿，一時半會兒弄不幹，大家找來稜稜柴，燒起篝火，勉強把衣服烤幹，就坐在戈壁灘上，擠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從阿爾泰軍分區轉業來的一個排長的愛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卻要生孩子。
我們正坐著，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來，說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趕快給她找地方，找到一眼還沒有陷塌的地窩子，燒了一堆稜稜柴，就成了產房。我當時任婦女幹事，就叫我接生。
產婦正在生產，暴雨又來了，火淋熄了，水從上麵往下灌，地窩子裏的水則往上漲。她先是生了一個兒子，又生了一個兒子，這還沒完，最後又生了一個女兒。一些人負責從地窩子裏往外舀水，一些人則想辦法為產婦遮風擋雨，但可能是條件太差，三個孩子生下來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女人則傷心得一次次昏了過去。其實，所有在場的人，都為那三個孩子傷心落淚。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產呀，戈壁灘上的抽泣聲和哭聲響成了一片，那種情景，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當年十月，全師投入了大煉鋼鐵運動，丈夫去額敏縣鐵廠溝煉鋼鐵。我隨後也去了那裏。我當時已懷了第二個孩子，我就這樣懷著一個，還抱著老大，坐著一輛快要散架的車，“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額敏，然後又走了兩天，到了鐵廠溝。
鐵廠溝位於離額敏縣城一百多公裏外的薩伊山脈裏，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開礦把山體挖得癩癩疤疤的，到處立著一些土煉鐵爐。那裏除了幾頂哈薩克人的帳篷外，沒有一間房子，仍是住地窩子和岩洞。
那條山溝陰冷潮濕，一位哈薩克老太太覺得這樣對孕婦和孩子都不好，就讓我到她家的帳篷裏住。
我來到鐵廠溝後，工作就是給煉鋼的職工做飯。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剛把饃饃上籠，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帳篷去，剛進帳篷，娃娃就掉下來了。
陳雲華：我僅僅是需要勞動(2)
唐紀玉：“五類分子”(1)
唐紀玉：我們想找一個不把我們看做“五類分子”的地方
我是長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歲學湘戲，1949年解放後，就失學了，然後進了茶葉廠當工人。
當時參軍按說年齡是不夠的，但我學過湘劇，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隊。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師文工隊，一邊生產，一邊演唱京戲。雖然很苦，但因為年齡小，大家都挺照顧，生活還是很快樂的。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年齡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麵臨婚姻生子、上學提幹這一類問題，可以說是無憂無慮。
我們湖南女兵大多是城裏來的，很少參加過生產勞動，勞動中鬧了不少笑話。有些人分不清麥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時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為甜瓜是花皮的，葉子也就是花的，以為西瓜是圓的，葉子也就是圓的，所以讓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讓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還有什麽是砍土鏝、抬把子、二牛抬槓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說新疆不能種棉花，1952年，我們師就在瑪納斯河畔試種棉花成功。從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國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蘇聯專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進行棉花“脫褲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結棉桃的“油條”。晚上，連長召集全連同誌作動員，先介紹棉花“脫褲腿”的意義及管理技術，最後製定了嚴格的技術要求。他說，棉花地脫褲腿一定要保證質量，要把褲腿脫得幹幹淨淨，絕不留尾巴，新來的湖南姑娘沒有做過這項工作，要虛心學習，多請教男同誌，男同誌有經驗有技術，要積極主動幫助新來的湖南姑娘把褲腿脫幹淨……
會後，一位湖南姑娘哭著鼻子氣沖沖地去質問指導員，新社會還興壓迫人嗎?
到新疆後，我先分到二十七師師部，後來又隨三營調來修建獨山子，擔任九連婦女班副班長。編葦席、打土坯、背土塊，什麽活兒都跟男的一樣幹。獨山子的老俱樂部、專供蘇聯專家住的蘇聯賓館等都是我們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築奠定了這座石化新城的基礎。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調到柳溝修柳溝水庫。我是苦命人出身，參軍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來新疆後，再苦的活兒也不覺得苦了。我不怕勞動，按老人家的說法，幹什麽不要怕用勁兒，勁兒是使不完的，頭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長出來。我成了模範團員。水庫剪完彩第三天，我到烏魯木齊去和張文玉結婚，他是模範排長，我也成了模範團員，我想這就是我送給他的新婚禮物。當時，兩人都是模範，大家挺羨慕的。我與他已認識一年，是老鄉介紹的，他在軍區軍人服務社工作，甘肅莊浪人，也是苦命人，本來姓楊，是他父母實在沒有辦法，用兩升洋芋的價格把他賣給了張家。
1958年5月，新疆軍區動員黨員幹部帶頭開發新疆，我們一起轉業到了農七師，組建軍官農場，後來叫共青團農場。
那其實是一片戈壁灘，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陽曬得發黑的戈壁石，和偶爾出現的一叢駱駝刺外，什麽也沒有。當時已是傍晚，我們大都是從軍區機關下來的幹部，看到這種情形，沒有一個男人不心寒，沒有一個女人不抹淚的。大家的心緒沒有調整過來，麵對這種情況，顯得手足無措。大家把駱駝刺拔一拔，把背包打開，一家人一塊地方，鋪地蓋天，度過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風沒停歇地颳了整整一個晚上，像餓鬼在哭。狼一邊叫著，一邊在我們周圍亂竄，嚇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沒有幾個人睡著。
第二天天還沒亮，就有人起來挖地窩子了。
然後開荒，然後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種子。當那些種子第一次冒出芽時，我們高興得直掉淚，然後就看著它們生長，把原來是荒涼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綠。到了六月份，莊稼已長得很好了。每個人都在估算著今年的收成情況，但天老爺像是有意要和我們作對，突然下了一場冰雹和暴雨。(又鳥)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勞動的我們到處亂竄，但平展展的戈壁灘，連一個躲避的地方都沒有。情急之中，我們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鏝頂在頭上，保護自己。
沒過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莊稼被打得稀爛，好多人被冰雹打傷了。但誰也顧不了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著暴雨往地窩子裏跑，因為那裏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當。
回到地窩子，水已灌了兩尺深，被子、衣服、吃的東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剛從泥水裏撈出來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窩子的孩子則在水裏泡著，哭著。
我的孩子才幾個月，哭得真讓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來一會兒，後果簡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餵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壞了。
莊稼全毀了，地窩子全泡垮了，幾百人站在雨裏，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來。而那天晚上更慘，地窩子裏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漿，一時半會兒弄不幹，大家找來稜稜柴，燒起篝火，勉強把衣服烤幹，就坐在戈壁灘上，擠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從阿爾泰軍分區轉業來的一個排長的愛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卻要生孩子。
我們正坐著，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來，說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趕快給她找地方，找到一眼還沒有陷塌的地窩子，燒了一堆稜稜柴，就成了產房。我當時任婦女幹事，就叫我接生。
產婦正在生產，暴雨又來了，火淋熄了，水從上麵往下灌，地窩子裏的水則往上漲。她先是生了一個兒子，又生了一個兒子，這還沒完，最後又生了一個女兒。一些人負責從地窩子裏往外舀水，一些人則想辦法為產婦遮風擋雨，但可能是條件太差，三個孩子生下來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女人則傷心得一次次昏了過去。其實，所有在場的人，都為那三個孩子傷心落淚。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產呀，戈壁灘上的抽泣聲和哭聲響成了一片，那種情景，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當年十月，全師投入了大煉鋼鐵運動，丈夫去額敏縣鐵廠溝煉鋼鐵。我隨後也去了那裏。我當時已懷了第二個孩子，我就這樣懷著一個，還抱著老大，坐著一輛快要散架的車，“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額敏，然後又走了兩天，到了鐵廠溝。
鐵廠溝位於離額敏縣城一百多公裏外的薩伊山脈裏，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開礦把山體挖得癩癩疤疤的，到處立著一些土煉鐵爐。那裏除了幾頂哈薩克人的帳篷外，沒有一間房子，仍是住地窩子和岩洞。
那條山溝陰冷潮濕，一位哈薩克老太太覺得這樣對孕婦和孩子都不好，就讓我到她家的帳篷裏住。
我來到鐵廠溝後，工作就是給煉鋼的職工做飯。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剛把饃饃上籠，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帳篷去，剛進帳篷，娃娃就掉下來了。
陳雲華：我僅僅是需要勞動(2)
唐紀玉：“五類分子”(1)
唐紀玉：我們想找一個不把我們看做“五類分子”的地方
我是長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歲學湘戲，1949年解放後，就失學了，然後進了茶葉廠當工人。
當時參軍按說年齡是不夠的，但我學過湘劇，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隊。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師文工隊，一邊生產，一邊演唱京戲。雖然很苦，但因為年齡小，大家都挺照顧，生活還是很快樂的。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年齡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麵臨婚姻生子、上學提幹這一類問題，可以說是無憂無慮。
我們湖南女兵大多是城裏來的，很少參加過生產勞動，勞動中鬧了不少笑話。有些人分不清麥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時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為甜瓜是花皮的，葉子也就是花的，以為西瓜是圓的，葉子也就是圓的，所以讓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讓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還有什麽是砍土鏝、抬把子、二牛抬槓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說新疆不能種棉花，1952年，我們師就在瑪納斯河畔試種棉花成功。從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國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蘇聯專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進行棉花“脫褲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結棉桃的“油條”。晚上，連長召集全連同誌作動員，先介紹棉花“脫褲腿”的意義及管理技術，最後製定了嚴格的技術要求。他說，棉花地脫褲腿一定要保證質量，要把褲腿脫得幹幹淨淨，絕不留尾巴，新來的湖南姑娘沒有做過這項工作，要虛心學習，多請教男同誌，男同誌有經驗有技術，要積極主動幫助新來的湖南姑娘把褲腿脫幹淨……
會後，一位湖南姑娘哭著鼻子氣沖沖地去質問指導員，新社會還興壓迫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