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把一個羊配種用的地窩子指給我，說你就住那裏。
丈夫隨後帶著孩子來了，一看這樣的情況，氣得渾身發抖，轉身就走了。1986年，我們離了婚。
丈夫走後，我在一三○團種了一年地，本想有點收成的，不想一場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錢的帳。
慪氣，傷心，加之生活艱苦，無論做工，還是生活都感到難以應付，後來，我又找了一個老伴。1988年，我到這裏來種菜，是奎屯市農牧公司的臨時工，也叫落戶菜農，我的檔案聽說至今不清，能澄清就澄清吧，清不了，就帶到墳墓裏去，人世弄不清的東西也許閻王爺能把它弄清楚吧!
洪虹：我想帶著你父親的頭骨到新疆來(1)
我考進軍政大學時才十四歲，1950年畢業時，我懷著報效國家、鎮守邊關的強烈願望來到新疆。我父親洪行是國民黨軍隊的中將師長，抗戰時期為保衛中緬公路以身殉國。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蘭之誌。當時的朝鮮戰場是我最希望去的地方，但政審時，我被刷下來了。
在高校裏，我的軍政素質一直名列前茅。沒能去朝鮮，我心裏很不服氣，就去找大隊長。
大隊長，為什麽不讓我去朝鮮?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說朝鮮是祖國最需要我們去的地方嗎?
大隊長被我問得一時語塞，支吾了半天，終於說，小鬼呀，並不是任何一個想上朝鮮戰場的人都能上，並不是這樣的，得……得有條件……
我具備去那裏的條件，我是軍人，我的軍政素質都是合格的。
並不是這些條件，我是說，嗯，我是說家庭出身，必須要嚴格審查。
我的父親是在抗擊日本入侵的戰鬥中戰死的，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軍人家庭，難道，憑藉我父親的一腔忠烈，我還不能去打美國人?
可是，你父親畢竟是國民黨的將軍，不管怎麽說，他都屬於反動派!
他是國民黨的將軍，但他是為抗戰而死的。我自己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最後，我還想抓住一線希望，我說，父親戰死已快十年，他死時，我年紀還小，現在我又參加了革命，與父親的關係已經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問題的，看來，我得找教導員跟你談心。大隊長丟下這麽一句話，轉身走了。
這時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個反動派的女兒。我的世界崩潰了。
父親戰死疆場那年，我才七八歲。先是傳來了父親陣亡的噩耗，然後是靈柩將運回故鄉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些陰暗的日子。梅雨季那麽漫長，像是沒了盡頭，像是要把一切都黴爛掉。整個家庭都被悲傷籠罩著。我就是在那一刻萌發了長大以後要繼承父親遺誌，強國富民，抵禦外侮的誌向。
然而，歷史虐待了許許多多無辜的人。
“土改”一開始，我父親的墓碑就被搗毀了，被掘了墳，他的棺木被拉出來，砸掉了，遺骨被無知的工作隊和同樣無知的、被鼓動起來的農民甩得到處都是。這是我不可思議的，也是已逝的父親萬萬沒想到的，看著那些散亂的遺骨，全家人連哭都不敢哭。半夜裏，外婆偷偷去把父親的頭骨撿回來，重新埋了一個地方。
我原以為自己考上了軍大，就與其他人是一樣的了，即使家中有過“罪行”，也會因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諒。現在，我才知道，在那時的歷史氛圍下是不可能的。所以，當我聽到自己被準許到新疆時，就特別高興，我那顆被傷害的心終於得到了一絲慰藉。不能效命沙場，能去馳騁邊關，也是沒有違背父親的軍人品質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學們從長沙啟程了。我當時已經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女的占多數，男的隻有一個班，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為什麽。
到達迪化，我先進俄文學校學習，一年後，又到八一農學院學習了三年多，五五年春天分到了農二師農業試驗站。
我覺得自己是最為幸運的，到了新疆還能上學，學校裏不準談戀愛的規定，使我逃脫了分配婚姻的痛苦。這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學習和工作。
進俄文學校時，連校舍都沒有，天氣好時，就在外麵上課;天氣不好，則在帳篷裏。所以，大家得一邊上學，一邊建學校。一天上八小時課，幹六小時活，主要是打土坯和運土坯。就這樣，趕在冬天到來時，俄文學校的師生終於有了躲避風寒的地方。
在八一農學院上學時，勞動也同樣繁重，八一農場就是師生在課餘和寒暑假時開墾的。五二年冬天來臨之際，我還和十幾個同學去挖了幾個月的煤，然後用爬犁把煤拉回學校，用來取暖。
當時，我的祖父、祖母和兩個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全靠母親一人支撐，而母親原來出身於，很少勞動過。解放後，要把她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每天都逼迫她參加集體勞動，幹各種各樣的體力活，身體很難承受，受盡了虐待和折磨。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有人說我父親的屍體被挖出來後，頭骨不知到哪裏去了，肯定是我母親藏了起來。母親的確想保住父親的一點遺骨，所以無論怎樣也不承認，隻是說，墳是你們扒的，骨頭是你們扔的，我怎麽知道他的頭骨去了哪裏?最後忍無可忍了，就氣憤地說，你們如此糟蹋作賤一個戰死的人，你們也真狠得下心。
洪虹：我想帶著你父親的頭骨到新疆來(2)
但我母親終歸是不放心，生怕別人再把父親的頭骨挖出來糟蹋，就重新埋了一個地方。但她心中總是不得安寧，甚至疑神疑鬼，把父親的頭骨不停地埋來埋去。精神的緊張，使她常常覺得自己馬上就要崩潰了。五九年，母親給我寫信說，你父親雖然是國民黨的將軍，但他抗日是為了中華民族，他是為中華民族而死的。但這些人不但掘墳拋屍，連一塊遺骨也不讓保存，逼我一定要交出來，我擔驚受怕，藏了很多地方，我想帶著你父親的頭骨到新疆來，保存在你那裏，你父親在天之靈不能安息，也至少讓他能得到一點安慰吧!不知道你那裏是否安全，是否會連累你?
我看了信就哭了起來。但我當時沒有條件，就沒敢答應。
我分配到農二師試驗站工作的第二年，就與同學蔡康結了婚。到五七年，兩個弟弟已經成人，我自己有了家，有了供養母親的條件，就讓母親帶著父親的遺骨來到了新疆庫爾勒。
沒有想到，“文革”期間還有人從湖南發函到新疆讓調查這一件事。我們全家當時已被下放到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的一個團場勞動。母親聽說這件事後，又擔心害怕起來，不得不像她在故鄉那樣，不停地藏著父親的頭骨。到七○年，老人終於在擔驚受怕中去世。
彌留之際，她老淚縱橫地說，如果以後有可能，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和父親的遺骨送回老家安葬，她和父親等著那一天的到來。
但我還是讓母親等了二十三年，父親，則等了近半個世紀——才實現了母親的遺願。
1993年，父親得以平反。他終於成了中華民族的烈士。
而已退休四年的我，此時，已不知道自己內心是何滋味。我悲喜交加，欲哭無淚。
丈夫隨後帶著孩子來了，一看這樣的情況，氣得渾身發抖，轉身就走了。1986年，我們離了婚。
丈夫走後，我在一三○團種了一年地，本想有點收成的，不想一場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錢的帳。
慪氣，傷心，加之生活艱苦，無論做工，還是生活都感到難以應付，後來，我又找了一個老伴。1988年，我到這裏來種菜，是奎屯市農牧公司的臨時工，也叫落戶菜農，我的檔案聽說至今不清，能澄清就澄清吧，清不了，就帶到墳墓裏去，人世弄不清的東西也許閻王爺能把它弄清楚吧!
洪虹：我想帶著你父親的頭骨到新疆來(1)
我考進軍政大學時才十四歲，1950年畢業時，我懷著報效國家、鎮守邊關的強烈願望來到新疆。我父親洪行是國民黨軍隊的中將師長，抗戰時期為保衛中緬公路以身殉國。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蘭之誌。當時的朝鮮戰場是我最希望去的地方，但政審時，我被刷下來了。
在高校裏，我的軍政素質一直名列前茅。沒能去朝鮮，我心裏很不服氣，就去找大隊長。
大隊長，為什麽不讓我去朝鮮?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說朝鮮是祖國最需要我們去的地方嗎?
大隊長被我問得一時語塞，支吾了半天，終於說，小鬼呀，並不是任何一個想上朝鮮戰場的人都能上，並不是這樣的，得……得有條件……
我具備去那裏的條件，我是軍人，我的軍政素質都是合格的。
並不是這些條件，我是說，嗯，我是說家庭出身，必須要嚴格審查。
我的父親是在抗擊日本入侵的戰鬥中戰死的，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軍人家庭，難道，憑藉我父親的一腔忠烈，我還不能去打美國人?
可是，你父親畢竟是國民黨的將軍，不管怎麽說，他都屬於反動派!
他是國民黨的將軍，但他是為抗戰而死的。我自己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最後，我還想抓住一線希望，我說，父親戰死已快十年，他死時，我年紀還小，現在我又參加了革命，與父親的關係已經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問題的，看來，我得找教導員跟你談心。大隊長丟下這麽一句話，轉身走了。
這時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個反動派的女兒。我的世界崩潰了。
父親戰死疆場那年，我才七八歲。先是傳來了父親陣亡的噩耗，然後是靈柩將運回故鄉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些陰暗的日子。梅雨季那麽漫長，像是沒了盡頭，像是要把一切都黴爛掉。整個家庭都被悲傷籠罩著。我就是在那一刻萌發了長大以後要繼承父親遺誌，強國富民，抵禦外侮的誌向。
然而，歷史虐待了許許多多無辜的人。
“土改”一開始，我父親的墓碑就被搗毀了，被掘了墳，他的棺木被拉出來，砸掉了，遺骨被無知的工作隊和同樣無知的、被鼓動起來的農民甩得到處都是。這是我不可思議的，也是已逝的父親萬萬沒想到的，看著那些散亂的遺骨，全家人連哭都不敢哭。半夜裏，外婆偷偷去把父親的頭骨撿回來，重新埋了一個地方。
我原以為自己考上了軍大，就與其他人是一樣的了，即使家中有過“罪行”，也會因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諒。現在，我才知道，在那時的歷史氛圍下是不可能的。所以，當我聽到自己被準許到新疆時，就特別高興，我那顆被傷害的心終於得到了一絲慰藉。不能效命沙場，能去馳騁邊關，也是沒有違背父親的軍人品質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學們從長沙啟程了。我當時已經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女的占多數，男的隻有一個班，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為什麽。
到達迪化，我先進俄文學校學習，一年後，又到八一農學院學習了三年多，五五年春天分到了農二師農業試驗站。
我覺得自己是最為幸運的，到了新疆還能上學，學校裏不準談戀愛的規定，使我逃脫了分配婚姻的痛苦。這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學習和工作。
進俄文學校時，連校舍都沒有，天氣好時，就在外麵上課;天氣不好，則在帳篷裏。所以，大家得一邊上學，一邊建學校。一天上八小時課，幹六小時活，主要是打土坯和運土坯。就這樣，趕在冬天到來時，俄文學校的師生終於有了躲避風寒的地方。
在八一農學院上學時，勞動也同樣繁重，八一農場就是師生在課餘和寒暑假時開墾的。五二年冬天來臨之際，我還和十幾個同學去挖了幾個月的煤，然後用爬犁把煤拉回學校，用來取暖。
當時，我的祖父、祖母和兩個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全靠母親一人支撐，而母親原來出身於，很少勞動過。解放後，要把她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每天都逼迫她參加集體勞動，幹各種各樣的體力活，身體很難承受，受盡了虐待和折磨。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有人說我父親的屍體被挖出來後，頭骨不知到哪裏去了，肯定是我母親藏了起來。母親的確想保住父親的一點遺骨，所以無論怎樣也不承認，隻是說，墳是你們扒的，骨頭是你們扔的，我怎麽知道他的頭骨去了哪裏?最後忍無可忍了，就氣憤地說，你們如此糟蹋作賤一個戰死的人，你們也真狠得下心。
洪虹：我想帶著你父親的頭骨到新疆來(2)
但我母親終歸是不放心，生怕別人再把父親的頭骨挖出來糟蹋，就重新埋了一個地方。但她心中總是不得安寧，甚至疑神疑鬼，把父親的頭骨不停地埋來埋去。精神的緊張，使她常常覺得自己馬上就要崩潰了。五九年，母親給我寫信說，你父親雖然是國民黨的將軍，但他抗日是為了中華民族，他是為中華民族而死的。但這些人不但掘墳拋屍，連一塊遺骨也不讓保存，逼我一定要交出來，我擔驚受怕，藏了很多地方，我想帶著你父親的頭骨到新疆來，保存在你那裏，你父親在天之靈不能安息，也至少讓他能得到一點安慰吧!不知道你那裏是否安全，是否會連累你?
我看了信就哭了起來。但我當時沒有條件，就沒敢答應。
我分配到農二師試驗站工作的第二年，就與同學蔡康結了婚。到五七年，兩個弟弟已經成人，我自己有了家，有了供養母親的條件，就讓母親帶著父親的遺骨來到了新疆庫爾勒。
沒有想到，“文革”期間還有人從湖南發函到新疆讓調查這一件事。我們全家當時已被下放到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的一個團場勞動。母親聽說這件事後，又擔心害怕起來，不得不像她在故鄉那樣，不停地藏著父親的頭骨。到七○年，老人終於在擔驚受怕中去世。
彌留之際，她老淚縱橫地說，如果以後有可能，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和父親的遺骨送回老家安葬，她和父親等著那一天的到來。
但我還是讓母親等了二十三年，父親，則等了近半個世紀——才實現了母親的遺願。
1993年，父親得以平反。他終於成了中華民族的烈士。
而已退休四年的我，此時，已不知道自己內心是何滋味。我悲喜交加，欲哭無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