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後塔城地委的一份會議紀要，紀要中寫道：“我們專區的現實是：生產組織遭到破壞，經濟受到損失，使我們的生產生活處於最困難的處境，遺留下來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達到恢復生產。”
邊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張仲翰，向他下達了指示：毛主席和黨中央非常關心新疆發生的問題。兵團要立即組織一支素質較高的軍墾隊伍，分赴邊境一線承擔維持治安，勸阻邊民外逃的任務。對邊民外逃地區遺留下來的農牧業生產和基層政權工作，實行無代價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邊民重返家園。同時，沿中蘇邊境建立國營農場帶。
1958年成立的塔(城)額(敏)總場，迅速組建了武裝連隊，進駐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監獄、銀行、倉庫、商店，承擔了黨政機關的保衛工作。並在邊境沿線設立望所，在四十三個關卡擔負巡邏和警戒任務。
事件發生後不到十天時間裏，兵團從各單位和各墾區抽調的近一萬人的隊伍開始向邊境一線開進。我有幸成為這大軍中的一員。
這是一次悲壯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們中有翻越過雪山草地的老紅軍，有參加過八年抗戰的老八路，有參加過解放戰爭的老戰士，有“九二五”起義官兵，有支邊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們這些從湖南、山東、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隻是我們已從當年的年輕姑娘變成了拖兒攜女的青年母親。
我們已告別過自己的故鄉，這一次又告別了我們剛剛建好的農場、工廠、醫院、街道和學校，又一次告別了我們付出過心血與汗水、辛酸與喜悅、愛與憂傷的土地——我們的第二個故鄉。我們要去的是一個充滿著烽火硝煙、被人拋棄的家園。我們知道自己此行意味著什麽。
就在“伊塔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我丈夫開完會，下午就坐飛機到了塔城。然後到了裕民縣負責“三代”。我隨後跟隨“三代”大軍，前往邊境。
我1952年元月從長沙入伍，來到新疆後，先在騎兵第八師二十二團工作，然後調到烏魯木齊河管理處。當時我已有三個孩子，丈夫雖然一直在修建烏庫公路的工地上，顧不了家，但在感覺中，生活終於安定下來了。一夜之間，通知我們前往千裏之外的一個陌生的地方，內心的確是難以割捨，但邊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際的衛國戍邊夢沒想在已為人妻、已為人母之際實現了，內心很是激動。但我畢竟是一個母親，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誰知道會有什麽遭遇呢?
自邊民外逃之後，許多傳聞就傳開了。說什麽“蘇修”把我們這邊的老百姓騙過去之後，就會出兵占領伊塔地區;還有人說會在那裏施化學毒劑，讓那裏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說他們要在那裏試驗原子彈，傳來傳去，把硝煙味傳得越來越濃。如果我是一個戰士，或者說我不是母親，我會義無反顧地前往那裏。可我有三個孩子，我和許多前往那裏的女人一樣，內心懷著深深的恐懼。
但我們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確很美。拖兒帶女的大軍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趕到了裕民縣。到那裏後，就感到那裏的確需要人。裕民縣原有一萬多人，我們去時，隻剩下了不到一千人，縣委隻剩下了書記和副書記，巴爾魯克山上的三個鄉因為離邊境線近，跑得一個人不剩，水磨還空轉著，有些氈房裏的牛糞火還飄著餘煙，牛羊則跑得滿山遍野都是。有時候，看著山上就十幾隻羊，但上山一趕，就會越趕越多，一天能趕回來成百上千隻。僅一六一團就趕回來了十四萬隻羊和幾千頭牛。
我丈夫帶的是築路工程處十一團值班連，他們全副武裝地到了已沒一絲人煙的巴爾魯克山上，一邊守衛那裏，一邊組建十二團。我也帶著孩子去了……
其實，這裏是一片不宜於農耕的地方。這裏有時九月份就開始降雪，到來年五月份還是銀裝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風口就在額敏附近。這一帶風大雪狂，一旦風雪來臨，就有行人被困、人員死傷的事情發生。所以駐在額敏的邊防團專門配備了一個裝甲連，以便在風雪來臨之後去搶險救人。
王艷萍：邊境告急!新疆告急!(2)
幹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大臣時，參贊大臣阿桂就藉口：“雅爾地方向來雪大，而牧場遙遠，近城所有地畝，不敷五百兵丁耕種”，要將雅爾城東遷。幹隆皇帝得知後，大發雷霆，斥責阿桂“於心何安”。但雅爾城終因“其地嚴寒，軍民不堪其苦”，於1766年東遷。新城“每年四月動工，九月雪凝冰凍，即須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無疑更加艱難。
我們幾個一起來的婦女，看到這荒山野嶺的，沒有住，沒有燒，沒有吃，就哭著不肯下車，男人們越勸，女人們就哭得越傷心。是啊，從到新疆來已十多年過去了，原以為在戈壁荒漠中開出了良田，節約每一分錢，每一根線，辦起了工廠，常人沒有吃過的苦已吃過了，該吃的苦已吃完了，沒想又到了這樣一個一無所有的地方。
又得開荒，又得燒牛糞，又得住地窩子，已吃過的苦又得吃，已受過的罪還得受，而這裏比原來的地方更為艱苦。更主要是因為孩子，原來受苦受累終於給他們創造了一個成長的環境，到了這裏後，託兒所沒有了，學校沒有了，他們會變成一群小野人。我們包含著複雜情感的哭聲，使男人們也掉下了眼淚。
他們最後也大聲哭泣起來，這些男人的心裏比我們想得更多，他們所肩負的也就更多。
他們一哭，我們就不哭了。我們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這裏，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麵對一切困難，重新開始。
我們連的家當是兩口鐵鍋和幾張羊皮，當時還是國家最困難的時候，吃的是混著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產飯”;又住進了地窩子——地下挖幾個坑，篷上幾根幹樹枝，蓋上些剛割來的野草，再在裏麵鋪上些枯樹葉，打開背包一鋪，就住下了。然後開始開荒，搶種冬麥，還要站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兩口鐵鍋，一口做了個木蓋子，蒸“高產飯”窩窩頭，那窩窩頭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頓一個。另一口鍋裏煮蘿蔔片，沒有油，隻有鹽，每人一小勺。黑麵和玉米麵隻有婦女生孩子時才照顧給十幾斤。
當時住的地窩子，即使是地窩子，也不是每戶都有一眼，我們這些有家屬和子女的幹部職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窩子住六七家人，其實就是一個用布簾隔開的大通鋪。
在創業階段，我們頭腦裏幾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無論職務高低，大家都住地窩子。我調到烏魯木齊工作後，終於住上了土坯房。但剛住上沒幾天，又來這裏住地窩子了，於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有一年，有一個叫馬萬才的同誌半夜起來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許是裏麵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難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解完手，摸黑進了一個“家”裏，倒頭便睡，不一會兒就被人從床上揪了起來。原來馬萬才摸錯了家門，睡錯了床，把主人從床上擠下來摔醒了，主人這才發現來了一個“侵略者”。這事兒像風一樣傳開了，從此人們見了馬萬才都會把他取笑一番。
邊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張仲翰，向他下達了指示：毛主席和黨中央非常關心新疆發生的問題。兵團要立即組織一支素質較高的軍墾隊伍，分赴邊境一線承擔維持治安，勸阻邊民外逃的任務。對邊民外逃地區遺留下來的農牧業生產和基層政權工作，實行無代價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邊民重返家園。同時，沿中蘇邊境建立國營農場帶。
1958年成立的塔(城)額(敏)總場，迅速組建了武裝連隊，進駐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監獄、銀行、倉庫、商店，承擔了黨政機關的保衛工作。並在邊境沿線設立望所，在四十三個關卡擔負巡邏和警戒任務。
事件發生後不到十天時間裏，兵團從各單位和各墾區抽調的近一萬人的隊伍開始向邊境一線開進。我有幸成為這大軍中的一員。
這是一次悲壯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們中有翻越過雪山草地的老紅軍，有參加過八年抗戰的老八路，有參加過解放戰爭的老戰士，有“九二五”起義官兵，有支邊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們這些從湖南、山東、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隻是我們已從當年的年輕姑娘變成了拖兒攜女的青年母親。
我們已告別過自己的故鄉，這一次又告別了我們剛剛建好的農場、工廠、醫院、街道和學校，又一次告別了我們付出過心血與汗水、辛酸與喜悅、愛與憂傷的土地——我們的第二個故鄉。我們要去的是一個充滿著烽火硝煙、被人拋棄的家園。我們知道自己此行意味著什麽。
就在“伊塔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我丈夫開完會，下午就坐飛機到了塔城。然後到了裕民縣負責“三代”。我隨後跟隨“三代”大軍，前往邊境。
我1952年元月從長沙入伍，來到新疆後，先在騎兵第八師二十二團工作，然後調到烏魯木齊河管理處。當時我已有三個孩子，丈夫雖然一直在修建烏庫公路的工地上，顧不了家，但在感覺中，生活終於安定下來了。一夜之間，通知我們前往千裏之外的一個陌生的地方，內心的確是難以割捨，但邊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際的衛國戍邊夢沒想在已為人妻、已為人母之際實現了，內心很是激動。但我畢竟是一個母親，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誰知道會有什麽遭遇呢?
自邊民外逃之後，許多傳聞就傳開了。說什麽“蘇修”把我們這邊的老百姓騙過去之後，就會出兵占領伊塔地區;還有人說會在那裏施化學毒劑，讓那裏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說他們要在那裏試驗原子彈，傳來傳去，把硝煙味傳得越來越濃。如果我是一個戰士，或者說我不是母親，我會義無反顧地前往那裏。可我有三個孩子，我和許多前往那裏的女人一樣，內心懷著深深的恐懼。
但我們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確很美。拖兒帶女的大軍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趕到了裕民縣。到那裏後，就感到那裏的確需要人。裕民縣原有一萬多人，我們去時，隻剩下了不到一千人，縣委隻剩下了書記和副書記，巴爾魯克山上的三個鄉因為離邊境線近，跑得一個人不剩，水磨還空轉著，有些氈房裏的牛糞火還飄著餘煙，牛羊則跑得滿山遍野都是。有時候，看著山上就十幾隻羊，但上山一趕，就會越趕越多，一天能趕回來成百上千隻。僅一六一團就趕回來了十四萬隻羊和幾千頭牛。
我丈夫帶的是築路工程處十一團值班連，他們全副武裝地到了已沒一絲人煙的巴爾魯克山上，一邊守衛那裏，一邊組建十二團。我也帶著孩子去了……
其實，這裏是一片不宜於農耕的地方。這裏有時九月份就開始降雪，到來年五月份還是銀裝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風口就在額敏附近。這一帶風大雪狂，一旦風雪來臨，就有行人被困、人員死傷的事情發生。所以駐在額敏的邊防團專門配備了一個裝甲連，以便在風雪來臨之後去搶險救人。
王艷萍：邊境告急!新疆告急!(2)
幹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大臣時，參贊大臣阿桂就藉口：“雅爾地方向來雪大，而牧場遙遠，近城所有地畝，不敷五百兵丁耕種”，要將雅爾城東遷。幹隆皇帝得知後，大發雷霆，斥責阿桂“於心何安”。但雅爾城終因“其地嚴寒，軍民不堪其苦”，於1766年東遷。新城“每年四月動工，九月雪凝冰凍，即須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無疑更加艱難。
我們幾個一起來的婦女，看到這荒山野嶺的，沒有住，沒有燒，沒有吃，就哭著不肯下車，男人們越勸，女人們就哭得越傷心。是啊，從到新疆來已十多年過去了，原以為在戈壁荒漠中開出了良田，節約每一分錢，每一根線，辦起了工廠，常人沒有吃過的苦已吃過了，該吃的苦已吃完了，沒想又到了這樣一個一無所有的地方。
又得開荒，又得燒牛糞，又得住地窩子，已吃過的苦又得吃，已受過的罪還得受，而這裏比原來的地方更為艱苦。更主要是因為孩子，原來受苦受累終於給他們創造了一個成長的環境，到了這裏後，託兒所沒有了，學校沒有了，他們會變成一群小野人。我們包含著複雜情感的哭聲，使男人們也掉下了眼淚。
他們最後也大聲哭泣起來，這些男人的心裏比我們想得更多，他們所肩負的也就更多。
他們一哭，我們就不哭了。我們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這裏，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麵對一切困難，重新開始。
我們連的家當是兩口鐵鍋和幾張羊皮，當時還是國家最困難的時候，吃的是混著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產飯”;又住進了地窩子——地下挖幾個坑，篷上幾根幹樹枝，蓋上些剛割來的野草，再在裏麵鋪上些枯樹葉，打開背包一鋪，就住下了。然後開始開荒，搶種冬麥，還要站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兩口鐵鍋，一口做了個木蓋子，蒸“高產飯”窩窩頭，那窩窩頭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頓一個。另一口鍋裏煮蘿蔔片，沒有油，隻有鹽，每人一小勺。黑麵和玉米麵隻有婦女生孩子時才照顧給十幾斤。
當時住的地窩子，即使是地窩子，也不是每戶都有一眼，我們這些有家屬和子女的幹部職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窩子住六七家人，其實就是一個用布簾隔開的大通鋪。
在創業階段，我們頭腦裏幾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無論職務高低，大家都住地窩子。我調到烏魯木齊工作後，終於住上了土坯房。但剛住上沒幾天，又來這裏住地窩子了，於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有一年，有一個叫馬萬才的同誌半夜起來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許是裏麵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難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解完手，摸黑進了一個“家”裏，倒頭便睡，不一會兒就被人從床上揪了起來。原來馬萬才摸錯了家門，睡錯了床，把主人從床上擠下來摔醒了，主人這才發現來了一個“侵略者”。這事兒像風一樣傳開了，從此人們見了馬萬才都會把他取笑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