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被風颳得搖擺著，颳得篷布發出“桌球桌球”的聲響，像要把篷布撕掉，把人們唯一的藏身之所毀掉。
越來越冷，車上的人緊緊地擠在一起也不管用，車裏的哆嗦聲響成一片，孩子被凍醒了，哇哇地哭叫起來。
這也許是這荒原上第一聲孩子的哭叫，尖銳而嘹亮，像優質金屬發出的聲音，像天籟，風把它一直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一個孩子哭了，其他的孩子也跟著哭起來。哭聲使女人們抽泣，男人們落淚。哭聲使我們意識到，這就是我們的家，這就是我們要到的家。
男人們紛紛跳下了車，司機把車開到向風的一麵，擋住風，男人們無聲地、狠勁地鏟雪，然後把行李從車上甩下來，然後燒起篝火。
女人們也下車了，她們緊緊地摟抱著孩子，緊緊地咬住嘴唇，再不讓眼淚流出來。
火是唯一的溫暖之源，也是家的雛形。大家圍著篝火，把被子打開，鋪在地上，然後幾十個人蓋一頂汽車帳篷，緊緊地擠在一起，入睡了。我們就這樣擁抱著這塊處女地進入了夢鄉。
幾天之後，在博爾塔拉的荒原上，就誕生了紅星十一場、十二場、十三場、十四場、十五場、十六場。除了這塊冰凍的土地，沒一間房舍，沒一寸耕地，真正是白手起家。
而我們拜西布拉克的條件又是最艱苦的。
住房是用蘆葦、樹枝和鹼土壘起來的，又低又矮，但總算有了個避風擋雪的地方。最苦的是開荒，拖拉機還沒有運來，而春天來了又得播種，沒有土地怎麽播種呢?我們就先用鐵鍬、砍土鏝、十字鎬開荒。地還凍著，挖不動，一鎬下去，手震裂了，卻隻有一個白點子，那勞動強度可想而知。
關鍵是糧食越來越少。糧食都是從哈密走時帶的，帶不了多少。這裏的氣候潮濕，玉米麵捂黴了，但也得吃。最後，這樣的東西也沒有了，大家就去買老鄉的苜蓿苗吃，還有的職工把頭年就已死掉的羊、馬挖出來煮了吃，還有的就用盆子煮蠍子草吃，或到老鄉地裏撿已凍爛的洋芋吃，還有個職工吃了斷腸草，死了。
最可憐的是孩子。他們常常在晚上餓得哭起來。隻要一個孩子哭，其他孩子也會公(又鳥)打鳴一般跟著哭。就這樣，整個駐地都是孩子的哭聲。這時，最傷心的就是母親，她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孩子吃，隻有一邊暗暗落淚，一邊把孩子緊緊貼在懷裏，千方百計把孩子哄睡了。
最後，師裏作出規定，將一星期吃一頓白麵的規定取消，剩餘的極少的白麵留給重病號吃;將一日三餐改為兩餐，實行定量供應，每人每餐兩塊發糕;再後，又將一日兩餐改為午餐吃發糕，晚餐喝菜糊。後來，發糕裏摻進了磨碎的玉米芯葉，叫“高產飯”，還有的發明了“人造肉精”，吃了拉不下屎，一家人常常要找個沒人的地方，撅起屁股用手相互掏屎。那真是個餓啊，有些人餓急了，見啥吃啥，吃地裏的蟲子，趴在野地裏啃野草，恨不得見了人都上去啃兩口!
最後，連“高產飯”都斷了。每個農場都在告急。我們場的職工王彪徒步去向上級報告斷糧的事，餓得在路上暈倒了，等他醒過來，雙腿已不幸被凍殘，他是爬到博樂去的。
餓死人的事情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而當時，正是國家最困難的時候，新疆的糧食大多調往口內，支援重災區。最後，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借了些糧食給我們，並無償地支援榨油後剩下的油渣和碾米後留下的糠麩。
我們住在重鹼區，還有成片的沼澤地，冬天冰凍了還好點，其他季節即使人走在上麵也吱吱冒水泡，加之四月正是雪水融化、土地開凍的季節，汽車一到阿拉山口就陷住了。那裏離農場還有二十多公裏，我們也顧不得了，都去運糧。場領導也說了，如果餓了，可以吃。大家見了糧食，都哭了，都往嘴裏塞著生麵粉，這哪裏像人呀，簡直就是一群餓癆鬼。
但借糧畢竟是有限的，整個國家都在挨餓，不可能給我們提供支援，我們得浮腫病的人越來越多。但隻要還有一點力氣，大家都仍然堅持開荒。因為我們知道，糧食隻有土地裏才能出，隻有把種子撒進地裏，才有不挨餓的希望。
沒有收成，自然也就沒有工資，男人們沒錢買煙抽，就抽一種叫“胖姑娘”的植物葉子;女人生孩子，沒錢買紅糖，領導就寫個條子到場部商場領兩斤;有時連寄信的郵票錢都沒有。就這樣，我們靠雙手開出了兩萬多畝荒地，完成了水利工程土石方二十六萬立方米。拖拉機運到後，又開荒播種六點三萬畝，當年收穫麵積近四萬畝，超過了哈密全墾區的總播種麵積，收糧食三百多萬斤。
我們就這樣把一塊荒原喚醒了。現在，這裏已找不出當年荒涼的影子。現在，我們這些人已老了，當了祖母，但這裏的綠洲是年輕的。我們吃過苦，我們的兒子吃過苦，但我們的孫子再也不會吃我們當年的苦了，這是我們這些祖母們深感欣慰的。
王艷萍：邊境告急!新疆告急!(1)
塔城因塔爾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爾巴哈台城”。早在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在這裏的簽訂，就使它蒙羞受辱。這個條約使沙俄割占了那片美麗肥沃的，包括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圍共四十四萬平方公裏的國土。這也使塔城成了西北地區距邊境最近的城市，直線距離僅十一公裏，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邊城。這裏也一度成為中蘇對抗的最前沿，在塔爾巴哈台山和巴爾魯克山之間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沿邊境行去，蘇軍當年顯示其強大的、盛氣淩人的高高哨樓、鬆土帶、鐵絲網、巡邏路、壕塹碉堡還可看見。蘇聯解體後，它們已經頹廢了，但當年那濃烈的硝煙味兒，似乎還隱隱可以聞到。
自伊犁昭蘇汗騰格裏峰下經查布察爾、霍城、溫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賽爾、吉木乃、哈巴河、富蘊、青河一線建立起來的邊境農場帶依然如故。幾十年來，我們這些軍墾人就以這種悲壯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個強大的鄰國宣示著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一切置於與蘇聯對抗的火藥筒上……
我們農九師就誕生於震驚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後，是一支在悲壯中誕生並生存下來的勇敢的屯墾部隊之一。
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把國家推入了貧困的境地，中印戰爭尚未結束，中蘇關係迅速惡化……
4月29日，伊犁河穀的春天剛剛到來，塔城和阿勒泰的積雪正在消融。突然，蘇軍扒開邊界上的鐵絲網，用車燈、探照燈、照明彈將豁口照得如同白晝，為外逃中國邊民驅趕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時，各地蘇僑協會大批散發蘇僑證，誘騙中國邊民外逃。那本是一個平靜的夜晚，卻被男女老幼的呼喚聲和牲畜的嘶叫聲劃破了。在蘇聯駐伊犁領事館和駐塔城領事館的煽動下，伊塔等地成千上萬的邊民，趕著一群群牛羊和馬匹，帶著所有能帶走的財物，擠滿了通向邊界的每一條道路，惶惶然湧向蘇聯。
數日之內，我國伊塔邊境內縱深數十公裏的範圍內便有六萬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區有四萬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煙杳然，一片蕭條，滿目瘡痍。來不及帶走的牲畜到處亂竄著，因走不動而留下來的老弱病殘守著零零星星的氈房和土屋，幾聲野狗的吠叫更顯得風聲鶴唳。
越來越冷，車上的人緊緊地擠在一起也不管用，車裏的哆嗦聲響成一片，孩子被凍醒了，哇哇地哭叫起來。
這也許是這荒原上第一聲孩子的哭叫，尖銳而嘹亮，像優質金屬發出的聲音，像天籟，風把它一直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一個孩子哭了，其他的孩子也跟著哭起來。哭聲使女人們抽泣，男人們落淚。哭聲使我們意識到，這就是我們的家，這就是我們要到的家。
男人們紛紛跳下了車，司機把車開到向風的一麵，擋住風，男人們無聲地、狠勁地鏟雪，然後把行李從車上甩下來，然後燒起篝火。
女人們也下車了，她們緊緊地摟抱著孩子，緊緊地咬住嘴唇，再不讓眼淚流出來。
火是唯一的溫暖之源，也是家的雛形。大家圍著篝火，把被子打開，鋪在地上，然後幾十個人蓋一頂汽車帳篷，緊緊地擠在一起，入睡了。我們就這樣擁抱著這塊處女地進入了夢鄉。
幾天之後，在博爾塔拉的荒原上，就誕生了紅星十一場、十二場、十三場、十四場、十五場、十六場。除了這塊冰凍的土地，沒一間房舍，沒一寸耕地，真正是白手起家。
而我們拜西布拉克的條件又是最艱苦的。
住房是用蘆葦、樹枝和鹼土壘起來的，又低又矮，但總算有了個避風擋雪的地方。最苦的是開荒，拖拉機還沒有運來，而春天來了又得播種，沒有土地怎麽播種呢?我們就先用鐵鍬、砍土鏝、十字鎬開荒。地還凍著，挖不動，一鎬下去，手震裂了，卻隻有一個白點子，那勞動強度可想而知。
關鍵是糧食越來越少。糧食都是從哈密走時帶的，帶不了多少。這裏的氣候潮濕，玉米麵捂黴了，但也得吃。最後，這樣的東西也沒有了，大家就去買老鄉的苜蓿苗吃，還有的職工把頭年就已死掉的羊、馬挖出來煮了吃，還有的就用盆子煮蠍子草吃，或到老鄉地裏撿已凍爛的洋芋吃，還有個職工吃了斷腸草，死了。
最可憐的是孩子。他們常常在晚上餓得哭起來。隻要一個孩子哭，其他孩子也會公(又鳥)打鳴一般跟著哭。就這樣，整個駐地都是孩子的哭聲。這時，最傷心的就是母親，她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孩子吃，隻有一邊暗暗落淚，一邊把孩子緊緊貼在懷裏，千方百計把孩子哄睡了。
最後，師裏作出規定，將一星期吃一頓白麵的規定取消，剩餘的極少的白麵留給重病號吃;將一日三餐改為兩餐，實行定量供應，每人每餐兩塊發糕;再後，又將一日兩餐改為午餐吃發糕，晚餐喝菜糊。後來，發糕裏摻進了磨碎的玉米芯葉，叫“高產飯”，還有的發明了“人造肉精”，吃了拉不下屎，一家人常常要找個沒人的地方，撅起屁股用手相互掏屎。那真是個餓啊，有些人餓急了，見啥吃啥，吃地裏的蟲子，趴在野地裏啃野草，恨不得見了人都上去啃兩口!
最後，連“高產飯”都斷了。每個農場都在告急。我們場的職工王彪徒步去向上級報告斷糧的事，餓得在路上暈倒了，等他醒過來，雙腿已不幸被凍殘，他是爬到博樂去的。
餓死人的事情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而當時，正是國家最困難的時候，新疆的糧食大多調往口內，支援重災區。最後，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借了些糧食給我們，並無償地支援榨油後剩下的油渣和碾米後留下的糠麩。
我們住在重鹼區，還有成片的沼澤地，冬天冰凍了還好點，其他季節即使人走在上麵也吱吱冒水泡，加之四月正是雪水融化、土地開凍的季節，汽車一到阿拉山口就陷住了。那裏離農場還有二十多公裏，我們也顧不得了，都去運糧。場領導也說了，如果餓了，可以吃。大家見了糧食，都哭了，都往嘴裏塞著生麵粉，這哪裏像人呀，簡直就是一群餓癆鬼。
但借糧畢竟是有限的，整個國家都在挨餓，不可能給我們提供支援，我們得浮腫病的人越來越多。但隻要還有一點力氣，大家都仍然堅持開荒。因為我們知道，糧食隻有土地裏才能出，隻有把種子撒進地裏，才有不挨餓的希望。
沒有收成，自然也就沒有工資，男人們沒錢買煙抽，就抽一種叫“胖姑娘”的植物葉子;女人生孩子，沒錢買紅糖，領導就寫個條子到場部商場領兩斤;有時連寄信的郵票錢都沒有。就這樣，我們靠雙手開出了兩萬多畝荒地，完成了水利工程土石方二十六萬立方米。拖拉機運到後，又開荒播種六點三萬畝，當年收穫麵積近四萬畝，超過了哈密全墾區的總播種麵積，收糧食三百多萬斤。
我們就這樣把一塊荒原喚醒了。現在，這裏已找不出當年荒涼的影子。現在，我們這些人已老了，當了祖母，但這裏的綠洲是年輕的。我們吃過苦，我們的兒子吃過苦，但我們的孫子再也不會吃我們當年的苦了，這是我們這些祖母們深感欣慰的。
王艷萍：邊境告急!新疆告急!(1)
塔城因塔爾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爾巴哈台城”。早在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在這裏的簽訂，就使它蒙羞受辱。這個條約使沙俄割占了那片美麗肥沃的，包括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圍共四十四萬平方公裏的國土。這也使塔城成了西北地區距邊境最近的城市，直線距離僅十一公裏，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邊城。這裏也一度成為中蘇對抗的最前沿，在塔爾巴哈台山和巴爾魯克山之間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沿邊境行去，蘇軍當年顯示其強大的、盛氣淩人的高高哨樓、鬆土帶、鐵絲網、巡邏路、壕塹碉堡還可看見。蘇聯解體後，它們已經頹廢了，但當年那濃烈的硝煙味兒，似乎還隱隱可以聞到。
自伊犁昭蘇汗騰格裏峰下經查布察爾、霍城、溫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賽爾、吉木乃、哈巴河、富蘊、青河一線建立起來的邊境農場帶依然如故。幾十年來，我們這些軍墾人就以這種悲壯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個強大的鄰國宣示著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一切置於與蘇聯對抗的火藥筒上……
我們農九師就誕生於震驚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後，是一支在悲壯中誕生並生存下來的勇敢的屯墾部隊之一。
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把國家推入了貧困的境地，中印戰爭尚未結束，中蘇關係迅速惡化……
4月29日，伊犁河穀的春天剛剛到來，塔城和阿勒泰的積雪正在消融。突然，蘇軍扒開邊界上的鐵絲網，用車燈、探照燈、照明彈將豁口照得如同白晝，為外逃中國邊民驅趕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時，各地蘇僑協會大批散發蘇僑證，誘騙中國邊民外逃。那本是一個平靜的夜晚，卻被男女老幼的呼喚聲和牲畜的嘶叫聲劃破了。在蘇聯駐伊犁領事館和駐塔城領事館的煽動下，伊塔等地成千上萬的邊民，趕著一群群牛羊和馬匹，帶著所有能帶走的財物，擠滿了通向邊界的每一條道路，惶惶然湧向蘇聯。
數日之內，我國伊塔邊境內縱深數十公裏的範圍內便有六萬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區有四萬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煙杳然，一片蕭條，滿目瘡痍。來不及帶走的牲畜到處亂竄著，因走不動而留下來的老弱病殘守著零零星星的氈房和土屋，幾聲野狗的吠叫更顯得風聲鶴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