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巴爾魯克山一年之後，連隊有年輕人要結婚，共有四對，連隊決定把全連唯一的一間牧民作“冬窩子”的房子騰出來作新房。房子是用石頭壘起來的，很小。大家挖掉厚厚的牛羊糞，鋪上幹草，然後每對新人之間隻留下十多厘米的間隔作為分界線，四對新人的新房和婚床就收拾好了。新婚之夜，有個小夥子半夜出去小便，天氣冷，小夥子進屋就摸被窩。一摸，不對勁——咦，怎麽床上還睡了一個男的?自己的新房裏怎麽會有別人?——他以為那是他一個人的新房呢，沒記起還有另外三家。他一把把床上的小夥子拽起來，拉著就要去找領導，吵嚷得其他人都醒了，點亮油燈，才知是自己摸了別人的被窩。後來，大家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迷糊”。
山上沒有學校，孩子們上學要走三十裏山路。他們自上小學開始就隻能住校，夏天一兩個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隻能一兩個月回家一次。巴爾魯克山狼多，他們不時遇到狼坐在路中間，貪婪地盯著他們。孩子們嚇得直哭，他們就用哭聲和吼叫聲與狼群較量。後來，他們上學時，家長們就給他們備上一掛鞭炮，專門用來驅狼。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還不時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況發生。孩子們冬天趟著沒膝的大雪，要走十幾個小時，到家裏大腿以下的褲腿全結上了冰殼，鞋子和褲子常常脫不下來。見到孩子那個樣子，哪個做母親的不心痛呀!
我們的孩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有人說他們“生在地窩子，長在泥土中”，從小就經歷了艱苦的磨難。
在塔城地區，原中蘇邊境共有三百八十餘公裏邊境線，我們這些屯墾戰士迅速建成了八個邊境國營農場，其中三十七個連隊的四十七萬畝耕地與蘇聯接壤。
解放之後，國家一直把蘇聯作為“老大哥”看待，中蘇邊境一直是有邊無防，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邊民能夠通過邊界湧入蘇聯的原因。
中蘇邊境有三條線。一條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形成的不平等條約線。第二條是蘇圖線。也即是蘇聯地圖單方麵標示的國界線，它將我國的六百五十平方公裏領土劃入其版圖。這樣，就在不平等條約線和蘇圖線之間形成了爭議區。我國邊民始終沒有放棄在這些爭議區內生產、放牧和居住。由於蘇聯軍隊不斷越過蘇圖線向我方推進，並不斷發生邊境衝突和武裝挑釁，1962年由兩國總理達成邊防諒解，互在原地不進不退，維持現狀，就形成了第三條線——實際控製線。但蘇聯依仗其強大的武力，在中蘇關係緊張的年月裏，仍不時越過實際控製線。
1963年，蘇聯邊防軍人抓走了執行邊防任務的班長李增和和另外兩名戰士，抓過去達一個星期，經外交途徑交涉後，才放回來。
1969年5月，加曼奇的三名農工按照邊境協議在雙方共用的界河裏放水澆地，被蘇聯邊防軍人抓走，經多次會晤，才送回。
同年8月13日，我鐵列克提邊防連官兵前往邊境巡邏，突然遭到蘇聯邊防軍人的伏擊，他們動用坦克和武裝直升機。打死我邊防官兵二十五人，隨軍記者三人。
1979年中蘇關係最緊張時，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雙方均加緊戰備，老百姓都紛紛往口內遷移。當時隻有建設兵團和部隊沒有動。
王艷萍：邊境告急!新疆告急!(3)
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中生存，我們的存在，其實就是戰鬥。
我們每年都要趕著畜群在春秋之季轉場。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我們要多走幾十裏的山路有意穿越爭議區。每當那個時節，蘇聯軍人便荷槍實彈、全副武裝前來阻止和幹涉。但我們毫不畏懼，他們甚至多次出動裝甲車和直升機來驅趕羊群。一個叫腳丫子的地方的轉場鬥爭最為激烈。周總理的電話可以直接打到轉場指揮部前沿。在1979年7月，蘇軍在鐵列沙地設伏，把獸醫布龍布提克和幹警李寶勤打死後，用直升機把屍體劫走，經過四十四次外交交涉，他們才歸還了遺體。所以，那些轉場路上，不但灑下了軍墾戰士的汗水，也流下了他們的鮮血。
隻有在邊境上，才能認識每一寸國土的神聖。
隻要你去過邊境線，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把莊稼一直種到了邊境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種到了蘇軍的鐵絲網前，因為那是被他們蠶食的我們的土地。我們在他們的槍口下耕種，莊稼也在他們的槍口下生長。
每個人的勞作都是為了收穫，但在那種情況下不是。那種勞作有無收穫，能不能收回勞動果實都已不重要，它隻不過是一種鬥爭方式。但作為一個莊稼人，在那些莊稼受到對方騎兵踐踏時，眼睜睜看著粒大穗重的莊稼收不回來時，心中是十分難受的。
在巴爾魯克山下，有孫龍珍烈士的墓碑。那是1969年6月10日，蘇軍騎兵越過實際控製線侵入我國領土，綁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張成山。消息傳到連隊，孫龍珍不顧自己已有六個月的身孕，飛快地趕往出事地點。快到現場時，蘇軍開槍了，一顆子彈穿透了她的胸膛。待其他人冒著生命危險把她搶救下來時，她已經停止了呼吸，犧牲時年僅二十九歲，她是江蘇泰縣人。她的墓碑就坐落在離邊境線很近的山包上……
張瑾子：生活在戰爭的陰影中(1)
多爾布爾津即是現在的北屯。在1958年之前，這個地名在中國地圖上還沒有誕生，但有關的傳說卻流傳久遠。據說成吉思汗六次揮師西征時都曾在此駐足，得仁山就是他當年調兵布陣的點將台。
遠古的鐵馬金戈已難覓蹤跡。當年兵團政委張仲翰和農十師第一任師長張立長來到這裏時，這片土地還沉睡著，隻有連天衰草，隻有額爾齊斯河在落寞地流淌。
據說，張立長是嫌多爾布爾津這名字不好叫，也覺得悲涼，才請張仲翰取了北屯這個名字的。北屯誕生時，瓦無一片，房無一間。現在，它與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樣，已成為北疆屯墾新城。
我原來所在的一八五團團部駐地在克孜勒烏英克。它與塔城、伊犁的許多地方一樣，地處邊境，也屬於邊境團場之一。在中蘇關係緊張的年月裏，我們的頭上始終籠罩著戰爭的陰影。我們已習慣了間諜、探照燈、高倍望遠鏡、信號彈、曳光彈、穿甲彈、警報器、戰壕、散兵坑、鐵絲網、潛伏這些與戰爭和軍事有關的名詞。
我1952年入伍後，先是分到了駐莎車的騎兵第八師，後又調到農八師鐵木工廠、瑪納斯河水利處等單位工作，農十師組建後，調北屯。我幾乎是從新疆的最南邊到了最北邊。
其實，我們農十師一八五團的職工們履行的就是邊防軍人的職責。因為我們有老人和孩子，所以在戰爭爆發後，甚至連撤退都困難。與伊犁、塔城的邊境農場一樣，我們的生命與腳下那片土地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的一切，從我們到達那裏的那一刻起，就已交給了那片土地。我們與邊防軍人麵對的戰爭一樣直接。
什麽叫血肉長城?
我想，那就是不僅用自己的生命，還要用身家性命築成的防線就叫血肉長城。
山上沒有學校，孩子們上學要走三十裏山路。他們自上小學開始就隻能住校，夏天一兩個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隻能一兩個月回家一次。巴爾魯克山狼多，他們不時遇到狼坐在路中間，貪婪地盯著他們。孩子們嚇得直哭，他們就用哭聲和吼叫聲與狼群較量。後來，他們上學時，家長們就給他們備上一掛鞭炮，專門用來驅狼。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還不時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況發生。孩子們冬天趟著沒膝的大雪，要走十幾個小時，到家裏大腿以下的褲腿全結上了冰殼，鞋子和褲子常常脫不下來。見到孩子那個樣子，哪個做母親的不心痛呀!
我們的孩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有人說他們“生在地窩子，長在泥土中”，從小就經歷了艱苦的磨難。
在塔城地區，原中蘇邊境共有三百八十餘公裏邊境線，我們這些屯墾戰士迅速建成了八個邊境國營農場，其中三十七個連隊的四十七萬畝耕地與蘇聯接壤。
解放之後，國家一直把蘇聯作為“老大哥”看待，中蘇邊境一直是有邊無防，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邊民能夠通過邊界湧入蘇聯的原因。
中蘇邊境有三條線。一條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形成的不平等條約線。第二條是蘇圖線。也即是蘇聯地圖單方麵標示的國界線，它將我國的六百五十平方公裏領土劃入其版圖。這樣，就在不平等條約線和蘇圖線之間形成了爭議區。我國邊民始終沒有放棄在這些爭議區內生產、放牧和居住。由於蘇聯軍隊不斷越過蘇圖線向我方推進，並不斷發生邊境衝突和武裝挑釁，1962年由兩國總理達成邊防諒解，互在原地不進不退，維持現狀，就形成了第三條線——實際控製線。但蘇聯依仗其強大的武力，在中蘇關係緊張的年月裏，仍不時越過實際控製線。
1963年，蘇聯邊防軍人抓走了執行邊防任務的班長李增和和另外兩名戰士，抓過去達一個星期，經外交途徑交涉後，才放回來。
1969年5月，加曼奇的三名農工按照邊境協議在雙方共用的界河裏放水澆地，被蘇聯邊防軍人抓走，經多次會晤，才送回。
同年8月13日，我鐵列克提邊防連官兵前往邊境巡邏，突然遭到蘇聯邊防軍人的伏擊，他們動用坦克和武裝直升機。打死我邊防官兵二十五人，隨軍記者三人。
1979年中蘇關係最緊張時，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雙方均加緊戰備，老百姓都紛紛往口內遷移。當時隻有建設兵團和部隊沒有動。
王艷萍：邊境告急!新疆告急!(3)
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中生存，我們的存在，其實就是戰鬥。
我們每年都要趕著畜群在春秋之季轉場。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我們要多走幾十裏的山路有意穿越爭議區。每當那個時節，蘇聯軍人便荷槍實彈、全副武裝前來阻止和幹涉。但我們毫不畏懼，他們甚至多次出動裝甲車和直升機來驅趕羊群。一個叫腳丫子的地方的轉場鬥爭最為激烈。周總理的電話可以直接打到轉場指揮部前沿。在1979年7月，蘇軍在鐵列沙地設伏，把獸醫布龍布提克和幹警李寶勤打死後，用直升機把屍體劫走，經過四十四次外交交涉，他們才歸還了遺體。所以，那些轉場路上，不但灑下了軍墾戰士的汗水，也流下了他們的鮮血。
隻有在邊境上，才能認識每一寸國土的神聖。
隻要你去過邊境線，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把莊稼一直種到了邊境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種到了蘇軍的鐵絲網前，因為那是被他們蠶食的我們的土地。我們在他們的槍口下耕種，莊稼也在他們的槍口下生長。
每個人的勞作都是為了收穫，但在那種情況下不是。那種勞作有無收穫，能不能收回勞動果實都已不重要，它隻不過是一種鬥爭方式。但作為一個莊稼人，在那些莊稼受到對方騎兵踐踏時，眼睜睜看著粒大穗重的莊稼收不回來時，心中是十分難受的。
在巴爾魯克山下，有孫龍珍烈士的墓碑。那是1969年6月10日，蘇軍騎兵越過實際控製線侵入我國領土，綁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張成山。消息傳到連隊，孫龍珍不顧自己已有六個月的身孕，飛快地趕往出事地點。快到現場時，蘇軍開槍了，一顆子彈穿透了她的胸膛。待其他人冒著生命危險把她搶救下來時，她已經停止了呼吸，犧牲時年僅二十九歲，她是江蘇泰縣人。她的墓碑就坐落在離邊境線很近的山包上……
張瑾子：生活在戰爭的陰影中(1)
多爾布爾津即是現在的北屯。在1958年之前，這個地名在中國地圖上還沒有誕生，但有關的傳說卻流傳久遠。據說成吉思汗六次揮師西征時都曾在此駐足，得仁山就是他當年調兵布陣的點將台。
遠古的鐵馬金戈已難覓蹤跡。當年兵團政委張仲翰和農十師第一任師長張立長來到這裏時，這片土地還沉睡著，隻有連天衰草，隻有額爾齊斯河在落寞地流淌。
據說，張立長是嫌多爾布爾津這名字不好叫，也覺得悲涼，才請張仲翰取了北屯這個名字的。北屯誕生時，瓦無一片，房無一間。現在，它與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樣，已成為北疆屯墾新城。
我原來所在的一八五團團部駐地在克孜勒烏英克。它與塔城、伊犁的許多地方一樣，地處邊境，也屬於邊境團場之一。在中蘇關係緊張的年月裏，我們的頭上始終籠罩著戰爭的陰影。我們已習慣了間諜、探照燈、高倍望遠鏡、信號彈、曳光彈、穿甲彈、警報器、戰壕、散兵坑、鐵絲網、潛伏這些與戰爭和軍事有關的名詞。
我1952年入伍後，先是分到了駐莎車的騎兵第八師，後又調到農八師鐵木工廠、瑪納斯河水利處等單位工作，農十師組建後，調北屯。我幾乎是從新疆的最南邊到了最北邊。
其實，我們農十師一八五團的職工們履行的就是邊防軍人的職責。因為我們有老人和孩子，所以在戰爭爆發後，甚至連撤退都困難。與伊犁、塔城的邊境農場一樣，我們的生命與腳下那片土地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的一切，從我們到達那裏的那一刻起，就已交給了那片土地。我們與邊防軍人麵對的戰爭一樣直接。
什麽叫血肉長城?
我想，那就是不僅用自己的生命，還要用身家性命築成的防線就叫血肉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