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討厭的老頭想聽聽我對於絕食的看法:如果餵的是比爛菜湯更富有營養的東西,我總不能不贊成通過軟管強製給絕食者灌食吧?


    我隻好厚著臉皮對他們說:囚犯不僅有權使用絕食這唯一手段維護自己的主張,而且有……餓死的權利。


    我的論據使他們驚訝不已。可是我這裏一切都是被拉住的:我不能對他們談絕食與國內社會輿論的關係。


    我離開那裏時感到疲倦,而且像是被擊潰了;我甚至有點動搖,他們卻絲毫沒有動搖。他們將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最高蘇維埃將會全體一致給予批準。


    蘇聯社會治安部部長瓦季姆·斯捷潘諾維奇·季庫諾夫。真是異想天開!我這個微不足道的“m字232號”政治苦役犯竟要去見內務部長,並且教給他該怎樣管理古拉格嗎?!


    要想接近部長辦公室,先要見一些上校。他們一個個養得肥頭大耳、細皮嫩肉的,但動作都十分敏捷。進入主任秘書的辦公室後就再沒有往前去的路了。這個房間裏沒有別的門。可是有一個巨大的玻璃櫃,玻璃裏麵掛著縐紗帷慢。櫃子之大足能裝進兩個騎馬的人。原來這就是進入部長辦公室的門鬥。辦公室很大,坐下兩百人也寬寬綽綽。


    部長本人胖得有些病態,下顎很寬,整個臉是上小下大,成個梯形。全部談話過程中他一直嚴肅而冷淡地打著官腔,對我的話毫無興趣,隻是出於職責不得不聽。


    我首先擺出一大段關於“療養院”的議論。接著談到上麵那些一般性問題:“我們”(我和他們)麵前究竟有沒有改造囚犯的共同任務?(我對“改造”的看法已在第四部裏談過)為什麽要有一九六一年的轉變?為什麽要建立四種勞改區?我向他重複著本章前麵提到的那些枯燥的問題:關於夥食、郵包、衣服、勞動安排、關於違法亂紀、關於“實際工作者”的麵目。(至於我收到的信件,這次連帶都沒敢帶來:怕他當場沒收掉。我隻是摘抄下其中一些話,而且不提寫信人。)我向他談了足有四十分鍾,或許有一小時,相當長,而他居然會耐心地聽完,這倒使我有點驚奇。


    他有時也打斷我,為的是立即表示同意或者否定我的意見。他並不對我一概否定。我原來把他設想成一堵驕傲的牆,但這人卻溫和得多。他對許多問題都表示同意!他同意應該多發些零用錢,好去小賣部買東西,郵包限額應該放寬,不必像法案委員會那樣對包裹內容作具體規定。(但是,這些都不取決於他呀!不是由他這位部長決定的。由新勞改法典規定!)他也同意讓囚犯可以煮點或燒點自己的東西吃。(可是東西哪裏來呢?)通信和郵寄書報可以不管限製。(這可要給勞改營的書報檢查人員增加負擔。)他也反對阿拉克切耶夫式的過分暴虐的措施,例如,經常站隊之類。(但是,領導機關去幹涉這類具體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壞紀律容易,要重整紀律可就難了。)他同意營區裏的草不必拔掉。(可是,杜布洛夫特種營的囚犯竟然在機械製造廠旁邊開闢了私人菜地,工具機工們休息時就去侍弄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種些西紅柿和黃瓜之類。部長已經下令立即全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頗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對他說:“人和土地的聯繫有助於道德教育!”他卻反駁說:“犯人私有菜地會培養私有製的本能!”)當部長聽到又把“營區外拘禁”的人們抓回勞改營時,他甚至為之震驚。這太可怕了!(我沒好意思問他:你當時擔任什麽職務?你是怎樣反對這種作法的?)不僅如此,這位部長還承認:現在對囚犯的看管比“伊萬·傑尼索維奇”那時候嚴厲得多!


    既然如此,我還有什麽可以說服他的呢!我們簡直沒有什麽可談了。(一個不擔任職務的人的建議,部長認為是不必記下來的!)


    我該提出什麽建議?把群島解散,改為無警戒監禁嗎?說都說不出口,十足的烏托邦!何況任何一個重大問題都不取決於個別人,它總是在許多機關中串來串去,而不取決於其中任何一個個人的。


    部長則相反,他信心十足地堅持說:條紋布囚服對那些累犯來說是需要的。(“您如果知道這是些什麽人,就不會反對給他們穿條紋布囚服了!”)而聽到我對看守人員和警衛人員的指責時,他覺得很委屈,他說:“這是你弄錯了,要麽就是你的感受與眾不同,這或許是你的個人經歷所造成的。”他極力使我相信現在誰也不願意去當看守,趕都趕不去,因為現在沒有優待了。(我真想對他高興地叫起來:“不願意去,這是一種健康的、人民大眾的心理呀!”但是耳朵、舌頭和眼皮全被預防性的絲繩牽扯住,動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點:不願意去的隻是上等兵和軍士,軍官們還是在爭先恐後往那裏鑽。)他說,不得不依靠預備役人員去當看守。相反,部長向我說明,是囚犯越來越放肆了,現在看守同囚犯談話時很有禮貌,規規矩矩。


    既然微不足道的囚犯們的來信和部長的談話如此大有逕庭,我們應該相信誰呢?很明顯;囚犯們在扯謊。


    而且這位部長講話時還說這是他親眼所見。他是部長,當然有機會去勞改營看看,我就沒有機會。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勞改營?(一聽他主動提出這兩處,我就知道這是波將金式的、安排布置好專供參觀的地方。再說,我以什麽身份去?是部長派來的監察員嗎?那我在囚犯麵前連頭也抬不起來……我當然不同意去看……)


    部長反過來指責囚犯們不夠通情達理,對給予他們的關懷毫無反響。他來到馬路尼托哥爾斯克勞改移民區問他們:“你們對目前的生活有什麽意見?”他們當著特種勞改點領導的麵就齊聲說:“沒有意見!”而他們自己永遠是不滿的。


    而且部長從下列各種表現上看到了“勞改區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勞改點首長表揚的工具機工臉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勞改區的囚犯得知他們的產品(煮水器)是供應英雄的古巴的,都為此感到自豪;


    ——勞改營的“維持內部秩序小組”(既“母狗出去散步小組”)按期報告工作並進行改選;


    ——杜布洛夫勞改營裏有很多(公家的)鮮花。


    部長現在主要關心的是:使每個勞改區都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基地。部長認為,隻要各項有意義的工作都開展起來,囚犯也就不會再逃跑了。(至於我對他的反駁,指出“人對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無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著疲憊的身體離開了部長辦公室,深信這一切是不會有盡頭的。我認識到自己絲毫未能推動什麽,人們將依舊照章辦理。我離去時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對事物的理解是多麽互不相同啊!除非讓囚犯親身高踞於這間辦公室的寶座,否則他不可能理解部長腦心理;而部長,隻要他自己沒有落入鐵絲網裏,他辛辛苦苦開出來的一小塊菜地沒有被衛兵們踐踏掉,隻要人們沒有強迫他丟掉自由去學習開工具機,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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