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心裏有許多話要說時，往往倒不容易開口。何況這時我還被許多絲繩束縛住，仿佛稍一動作就牽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說還是準備好了的，而且，看來不會被任何絲繩牽扯住。我首先對他們談到：有人認為(我不能說他們認為)現在勞改營有變成“療養院”的危險，似乎如果勞改營沒有飢餓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話從何說起?我請求他們，盡管缺乏親身體驗，也不妨設想一下監禁本身給人造成的痛苦和懲罰：一個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裏，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屬、朋友)們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長;不能自由走動，一般也不能從事自己喜愛的專業勞動;他經常感到別人——具有不同生活經驗、觀點和習慣的其他犯人對自己的壓力甚至仇視;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異性的影響(就不必談生理問題了);甚至醫療條件也壞得同獄外無法相比。這哪裏能同什麽黑海海濱的療養院相比呢?為什麽那麽害怕監獄會變成“療養院”?‘不，這個想法根本不能打動他們。他們穩坐如山，毫不為之所動。
那麽，就談得廣泛些吧。我們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後重返社會嗎?那麽為什麽要讓他們經常生活在嚴酷的環境之中?為什麽現在的製度仍要百般淩辱犯人、經常在肉體上折磨他們?使他們變成殘廢對國家有什麽好處?
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了。於是他們向我解釋我的錯誤：首先，是我對今天的犯人構成不夠了解，是憑老印象看問題，落後於生活(這確是我的弱點，我的確沒有看見現在坐車的人們)。而對於那些被隔離的累犯來說，我剛才列舉的事根本算不上剝奪權利，目前的製度隻能使他們覺悟起來(絲繩把我拉痛了!是的，在這一範圍內他們有發言權，他們了解現在是什麽人在坐牢)。使他們重返社會?……是的，這當然不成問題。老頭子們象留聲機似地說著，但我從那聲音裏聽見的卻是：不，當然不能，讓他們老死在移民區吧，這樣咱們大家都會太平些。
那麽，現在的管理製度呢?其中一位檢察長回答了，就是那個穿藍色製服、胸前有星章痕跡的老頭兒，他頭上的白髮已經很稀了，臉型有點像蘇沃洛夫將軍。他回答說：
“實行嚴格管理製度以來，我們已經收到一些效果：殺人事件從每年兩千起(在這間屋子裏是可以談這類數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幾十起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我悄悄把它記了下來。看來，這就是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
什麽人在坐牢?當然，要想談論製度是否得當的問題，必須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麽人。弄清這一點需要幾十名心理學家和法學家，得讓他們去現場調查，自由地同囚犯談話，然後才有可能展開討論。而我那些“勞改營通信員們”的來信恰恰不寫這些事，他們不寫自己和其他犯人是為什麽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親屬們還在孤單中吞咽著淚水。莫斯科的自由人還不知道勞改營的詳情(《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描寫的是“過去”)，他們還是膽怯的，四分五裂的，還不存在任何社會運動。還是以前的，史達林時代的死寂。
一般性討論已經結束，我們過渡到專題討論。其實，不用我說，委員會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決定。他們並不需要我，隻不過出於好奇，想見一見我而已。
郵政包裹?隻能限製在五公斤之內，而且要按現行辦法分成見等，區別對待。我提議每一等的限額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郵局規定每個郵包的重量限製可在八公斤之內。我說：“他們在挨餓!用飢餓能夠改造人嗎?!”
“怎麽會挨餓?!”委員會對此一致表示憤慨。“我們親自去過，我們看到那裏吃剩下的麵包成汽車地往外技!”(是拉去給看守們餵豬嗎?……)
我該怎麽辦?我應該對他們大聲說：“你們說謊!這不可能!”可是，通過肩膀縫在後臀的絲繩緊緊拉住我的舌頭。我不能違反原定的條件：應該承認他們了解情況，是誠心實意的，是關懷囚犯的。把囚犯們給我的信拿給他們看嗎?這些信對他們來說無異於一堆廢紙，何況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樣子的紙片擺到這鋪著紅色天鵝絨的會議桌上來，也顯得可笑，不成體統。而且也絕對不能拿給他們看，他們會記下姓名，這些小夥子們就會遭殃了!
“但是，讓他們多收到幾次郵包，這對國家並沒有什麽損害呀!”
“您知道是什麽人利用這些郵包嗎?”委員們反駁說，“基本上是有錢的家庭。(“有錢的”這個詞這裏可以使用，因為談論現實的國家性問題時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隱藏了財產的人們。因此，允許增加接受郵包的次數，就會相對地使勞動者家庭處於不利地位!”
這樣，我又被繩子拴住了，它簡直勒進了我的肉裏!是呀，這又是一條不能違反的條件：勞動階層的利益高於一切。他們成天坐在這裏就是為了勞動階層的利益嘛!
我發現自己實在不夠機敏。我不知道該怎樣反駁他們。對他們說：“不，一你們沒有說服我?”他們才不理呢，我算什麽，難道我是他們的上司?!
“那麽，小賣部呢?”我又從另一方麵通過去!“我們為什麽不實行社會主義付酬原則?自己勞動掙的錢，讓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還應該積累一些基金供釋放時使用!”他們又反駁我，“否則犯人在刑滿釋放時不名一文，就得靠國家養活。”
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條繩也拉緊了，我的舌頭還是不能動彈。我怎麽能提出要慷國家之慨而給犯人提高勞動報酬呢?!
“那麽，總該保證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這一點早已經布置下去了。正是這樣執行的。”
“可是，在營區內部還有幾十種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請你們特別強調一下，不準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裏不能規定得那麽細膩。”
工作日是八小時製。我有氣無力地說了幾句關於七小時工作日的話，但自己也覺得過分了：現在已經不是十二小時勞動，也不是十小時了。還想怎麽樣?!
“通信，這是使囚犯同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保持聯繫的一條渠道。(看，我也學會擺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請不要限製通信吧。”
但是，這一點他們不想重新討論。限額已經規定出來，而且不像從前那麽嚴格……他們還把接見次數規定表拿給我看，其中還包括為期三天的“單獨接見”，而我們那時期則是多年不許接見的。所以，也過得去。我甚至覺得他們在這方麵的規定是比較寬大的，差一點兒沒稱讚他們。
我疲倦了。到處都被牽製住，一動也不能動。我在這裏毫無益處。我該走了
從這間節日般輝煌的、寬敞的辦公室看，根據這些軟椅裏的委員們滔滔不絕的談話看，勞改營根本不是什麽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達理的。看，成卡車成卡車地往外拉剩麵包……總不該把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會上來吧?這時，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賊頭們的嘴臉……我已經十年不在牢房了，怎麽知道現在坐牢的縣些什麽人?我的弟兄們，政治犯們，似乎已被釋放。強製遷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
但是，我的主旨演說還是準備好了的，而且，看來不會被任何絲繩牽扯住。我首先對他們談到：有人認為(我不能說他們認為)現在勞改營有變成“療養院”的危險，似乎如果勞改營沒有飢餓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話從何說起?我請求他們，盡管缺乏親身體驗，也不妨設想一下監禁本身給人造成的痛苦和懲罰：一個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裏，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屬、朋友)們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長;不能自由走動，一般也不能從事自己喜愛的專業勞動;他經常感到別人——具有不同生活經驗、觀點和習慣的其他犯人對自己的壓力甚至仇視;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異性的影響(就不必談生理問題了);甚至醫療條件也壞得同獄外無法相比。這哪裏能同什麽黑海海濱的療養院相比呢?為什麽那麽害怕監獄會變成“療養院”?‘不，這個想法根本不能打動他們。他們穩坐如山，毫不為之所動。
那麽，就談得廣泛些吧。我們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後重返社會嗎?那麽為什麽要讓他們經常生活在嚴酷的環境之中?為什麽現在的製度仍要百般淩辱犯人、經常在肉體上折磨他們?使他們變成殘廢對國家有什麽好處?
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了。於是他們向我解釋我的錯誤：首先，是我對今天的犯人構成不夠了解，是憑老印象看問題，落後於生活(這確是我的弱點，我的確沒有看見現在坐車的人們)。而對於那些被隔離的累犯來說，我剛才列舉的事根本算不上剝奪權利，目前的製度隻能使他們覺悟起來(絲繩把我拉痛了!是的，在這一範圍內他們有發言權，他們了解現在是什麽人在坐牢)。使他們重返社會?……是的，這當然不成問題。老頭子們象留聲機似地說著，但我從那聲音裏聽見的卻是：不，當然不能，讓他們老死在移民區吧，這樣咱們大家都會太平些。
那麽，現在的管理製度呢?其中一位檢察長回答了，就是那個穿藍色製服、胸前有星章痕跡的老頭兒，他頭上的白髮已經很稀了，臉型有點像蘇沃洛夫將軍。他回答說：
“實行嚴格管理製度以來，我們已經收到一些效果：殺人事件從每年兩千起(在這間屋子裏是可以談這類數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幾十起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我悄悄把它記了下來。看來，這就是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
什麽人在坐牢?當然，要想談論製度是否得當的問題，必須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麽人。弄清這一點需要幾十名心理學家和法學家，得讓他們去現場調查，自由地同囚犯談話，然後才有可能展開討論。而我那些“勞改營通信員們”的來信恰恰不寫這些事，他們不寫自己和其他犯人是為什麽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親屬們還在孤單中吞咽著淚水。莫斯科的自由人還不知道勞改營的詳情(《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描寫的是“過去”)，他們還是膽怯的，四分五裂的，還不存在任何社會運動。還是以前的，史達林時代的死寂。
一般性討論已經結束，我們過渡到專題討論。其實，不用我說，委員會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決定。他們並不需要我，隻不過出於好奇，想見一見我而已。
郵政包裹?隻能限製在五公斤之內，而且要按現行辦法分成見等，區別對待。我提議每一等的限額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郵局規定每個郵包的重量限製可在八公斤之內。我說：“他們在挨餓!用飢餓能夠改造人嗎?!”
“怎麽會挨餓?!”委員會對此一致表示憤慨。“我們親自去過，我們看到那裏吃剩下的麵包成汽車地往外技!”(是拉去給看守們餵豬嗎?……)
我該怎麽辦?我應該對他們大聲說：“你們說謊!這不可能!”可是，通過肩膀縫在後臀的絲繩緊緊拉住我的舌頭。我不能違反原定的條件：應該承認他們了解情況，是誠心實意的，是關懷囚犯的。把囚犯們給我的信拿給他們看嗎?這些信對他們來說無異於一堆廢紙，何況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樣子的紙片擺到這鋪著紅色天鵝絨的會議桌上來，也顯得可笑，不成體統。而且也絕對不能拿給他們看，他們會記下姓名，這些小夥子們就會遭殃了!
“但是，讓他們多收到幾次郵包，這對國家並沒有什麽損害呀!”
“您知道是什麽人利用這些郵包嗎?”委員們反駁說，“基本上是有錢的家庭。(“有錢的”這個詞這裏可以使用，因為談論現實的國家性問題時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隱藏了財產的人們。因此，允許增加接受郵包的次數，就會相對地使勞動者家庭處於不利地位!”
這樣，我又被繩子拴住了，它簡直勒進了我的肉裏!是呀，這又是一條不能違反的條件：勞動階層的利益高於一切。他們成天坐在這裏就是為了勞動階層的利益嘛!
我發現自己實在不夠機敏。我不知道該怎樣反駁他們。對他們說：“不，一你們沒有說服我?”他們才不理呢，我算什麽，難道我是他們的上司?!
“那麽，小賣部呢?”我又從另一方麵通過去!“我們為什麽不實行社會主義付酬原則?自己勞動掙的錢，讓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還應該積累一些基金供釋放時使用!”他們又反駁我，“否則犯人在刑滿釋放時不名一文，就得靠國家養活。”
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條繩也拉緊了，我的舌頭還是不能動彈。我怎麽能提出要慷國家之慨而給犯人提高勞動報酬呢?!
“那麽，總該保證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這一點早已經布置下去了。正是這樣執行的。”
“可是，在營區內部還有幾十種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請你們特別強調一下，不準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裏不能規定得那麽細膩。”
工作日是八小時製。我有氣無力地說了幾句關於七小時工作日的話，但自己也覺得過分了：現在已經不是十二小時勞動，也不是十小時了。還想怎麽樣?!
“通信，這是使囚犯同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保持聯繫的一條渠道。(看，我也學會擺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請不要限製通信吧。”
但是，這一點他們不想重新討論。限額已經規定出來，而且不像從前那麽嚴格……他們還把接見次數規定表拿給我看，其中還包括為期三天的“單獨接見”，而我們那時期則是多年不許接見的。所以，也過得去。我甚至覺得他們在這方麵的規定是比較寬大的，差一點兒沒稱讚他們。
我疲倦了。到處都被牽製住，一動也不能動。我在這裏毫無益處。我該走了
從這間節日般輝煌的、寬敞的辦公室看，根據這些軟椅裏的委員們滔滔不絕的談話看，勞改營根本不是什麽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達理的。看，成卡車成卡車地往外拉剩麵包……總不該把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會上來吧?這時，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賊頭們的嘴臉……我已經十年不在牢房了，怎麽知道現在坐牢的縣些什麽人?我的弟兄們，政治犯們，似乎已被釋放。強製遷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