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恩寫道:“還是原先那些蠢貨當看守。勞改營頭頭是個典型的沃爾科伏依式的人物。絕不能跟看守們頂嘴,否則立即關禁閉。”


    科-恩寫道:“隊長們跟我們說話,全用勞改營裏那一套詞兒。開口就是‘臭肉!’‘母狗!’‘畜牲!’……”(葉爾佐夫站。真湊巧!)


    科一伊寫道:“我們這裏的勞改營領導可以說是沃爾科伏依的親兄弟。不錯,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頭打,看人時那兩隻眼活像隻餓狼……大隊長是原先的行動人員,他豢養著一個‘壞事報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獎給那人一點麻醉品……那些過去打人、折磨人、槍殺人的傢夥如今隻不過是從一個勞改營調到了另一個勞改營,職務稍微有所變動而已。”(寄自伊爾庫茨克州)


    帕-夫來信說:“移民區的頭子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產建設單位都在趕走白吃飯的人,於是這些傢夥就跑到移民區來了……原先勞改營裏的那些蠢貨……至今也還在繼續工作。他們在混日子,混工齡,等待達到退休年齡。有的到年齡也不退休。他們一點也沒有消瘦。囚犯在他們眼裏過去不是人,現在也還不是人。”


    德-維的信中說:“我們諾裏爾斯克第288號信箱這裏沒有一個‘新麵孔’,全是原先的貝利亞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還是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趕走的那些人)……他們的工齡按兩倍算,工資標準定得很高,休假期間很長,夥食很好。他們幹一年算兩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歲就退休!……”


    帕-恩寫道:“我們這個分部有十二三個壯小夥子,穿著幾乎到腳麵的熟皮大衣,戴著皮帽,腳上是軍隊發的長筒氈靴。這些人為什麽不到礦山或墾荒地去勞動,去發揮力量呢?為什麽不把這裏的職位讓給年歲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繩索,由順伏爾加河而下的輪船來拖他們,也拖不走!大概隻有這批寄生蟲才會向上級報告說囚犯們不易改造。因為犯人一少,他們就會被裁減了。”


    可見,囚犯仍和從前一樣在統治者的菜園子裏替主人種土豆,澆地,替他們飼養家畜,做家具。


    看到這裏,一些缺乏準備的讀者可能會困惑不解地叫起來:那麽,到底誰說得對?到底該相信誰?


    當然應該相信報紙上的報導嘍!讀者,你相信報紙吧!永遠相信我國的報紙吧!


    內務部人員構成一種力量。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絕不會退讓。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頂住,今後更會站穩腳跟的,會站穩的!


    這不僅指勞改機關。也不僅是治安部。我們已經看到那些報刊,那些蘇維埃代表們是多麽樂於支持他們。


    因為他們是頂樑柱,是許多東西賴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們不僅有力量。他們還有理論論據。同他們爭論並不那麽容易。


    我試了試。


    其實,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打算。我不過是被這些來信所驅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這些來信是我全然沒有預料到的。今天的群島居民懷著莫大希望請求我:替他們把話說出來!維護他們的權利!使那些人變得有點人性!


    可是,我向誰去說?要知道,人家連聽都不要聽……假如有自由的報刊,我會把這一切都發表出去,一旦發表,就會促進大家來討論!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卻隻是作為一個不公開的、猶豫不決、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機關的走廊裏轉來轉去,在傳達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著值班軍人的不耐煩的和懷疑的目光。一個政論作家要想讓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員們把耳朵騰出哪怕半小時來聽聽他的話,那他得爭取到多大的社會榮譽和照顧才能辦到啊!


    但是,這還不是主要困難。我的主要困難,就像當年在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的隊長會上一樣,是:向他們講些什麽?用什麽樣的語言講話?


    把我在這本書裏寫的那些真實思想全講出來,既危險又完全無用。那僅僅會是一個社會聽不到的人在一間寂靜的辦公室裏發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著的人不會知道,實際問題絲毫也解決不了。


    那麽,我該怎麽講?我隻要一通過他們那大理石的、鏡子般明亮光潔的辦公大樓前廳,一走上那柔軟舒適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碼的絆羈——這是些用生絲製成的繩子,它們好像穿透我的舌頭、耳朵和眼瞼,緊緊地縫在我的兩肩上,縫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碼的絆羈就是:


    1.我得承認:過去、現在和將來光榮都歸於黨!(這也就是說,總的懲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確的。我不得懷疑整個古拉格群島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強調“大部分坐牢的人是無辜的”。)


    2·我得承認:將要同我談話的那些高官顯貴是忠於其事業的,是關懷囚犯的。我不能指責他們口是心非、冷漠無情、不了解情況。(他們既然全心全意為事業工作,怎麽能不了解自己的事業呢!)


    反過來,我本人幹預此事的動機倒值得懷疑;我算什麽人?既然這不是我的職責所在,我為什麽要幹預?我是否抱有某些骯髒的自私目的?……既使沒有我,黨也全看在眼裏嘛,會全部正確處理的,那麽我為什麽還要幹預?……


    為了使自己多少顯得理直氣壯些,我選擇了我被提名為列寧獎金獲獎候選人的這個身份。於是,我就像棋盤中的“小卒”一樣,一步步向前“拱”去,心裏想:說不走過了“河”能當“車”使呢?


    於是,我來到蘇聯最高蘇維埃。來到法案委員會。原來這個委員會正在製定新勞改法典,這項工作已進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將是群島未來生活的規範,它將代替一九三二三年那部確實存在過又從未存在過的、又好像是從來沒有成文的法典。這個委員會同意接見我,想讓我這個在古拉格群島成長起來的人了解一下他們的智慧,並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給他們作點綴。


    接見我的共有八個人。其中四人年紀之輕使我驚訝:這些孩子們如果能念完大學就算不錯了,看樣子不像是讀完大學的。他們已升上權力寶座,升得太快了!看,他們在這座大理石的、鑲木地板的宮殿裏顯得多麽悠然自得!而我呢,單單被允許進入這裏就要經過各級極其審慎的考慮。委員會的主席伊萬·安德烈耶維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決於他的話,他明天就會把古拉格群島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務卻是: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講話最多的是兩個小老頭——活像格裏鮑耶陀夫筆下的奧察柯夫時代,征服克裏米亞時代的小老頭。他們是那種一旦學會點什麽就永遠僵化在腦子裏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證他們從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後連報紙也沒有瀏覽過;對他們來說,不論發生過什麽事情,都不能影響他們的觀點!其中一人穿藍色上衣,我總覺得那像是葉卡捷林娜女皇時期的淺藍色宮廷製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前擰下葉卡捷林娜銀星章之後留下的痕跡。這兩個老頭從我一邁進房門時就對我和我的來訪流露了十分的反感。不過,他們還是決定表示出應有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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