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正確地指導人們的思想，現在移民區裏規定每周上政治課，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課由擔任務大隊(每大隊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隊長的軍官講授，每次圍繞一定的專題，例如：我國製度的人道主義性質，我國製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覺醒，等等。據說，移民區的囚犯都非常關心這些問題，他們了解這些問題之後便會更好地遵守移民區的各項製度，更賣力地勞動。(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確理解。例如，有人就從伊爾庫茨克寫信來說：“在飢餓的勞改營裏卻向我們講什麽我國的產品極大豐富。我們這裏在勞動中隻看見十字鎬、鐵鍬、抬筐、背簍，但人們卻向我們宣講什麽到處都在實現機械化。”)
在上麵提到的全營大會之前，萬尼亞·阿列克謝耶夫還幹過這樣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課上舉手請求發言，然後站起來對講課人說，“您是內務部的軍官，我們這些人是囚犯，咱們都是在個人迷信時期犯了罪的。因此，我們和您同是人民的敵人。如今咱們都應該以自己的忘我勞動向蘇聯人民請罪。所以，我很嚴肅地建議您，少校公民，要堅決地走共產主義的路!”這件事被認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蘇情緒”，後來寫進了他的檔案。
這位阿列克謝耶夫從烏斯特維姆勞改營寄來一封內容廣泛的長信。信紙已經揉搓軟了，字跡也不清楚，我花了六個小時才看完它。這裏真是無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發出的這種一般性議論：“什麽人現在蹲在勞改移民區，蹲在這奴隸的貧民窟裏?這是被社會排擠出來的、人民中間最勇敢而不妥協的那個階層……是官僚集團把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淵的，因為它看到：如果這部分青年用關於社會公正的理論武裝起來的話，那將對官僚集團十分危險。”“囚犯是被排擠出來的無產階級的孩子，是勞改營的財產。”
另一個工具便是廣播，如果能正確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樂和愛情歌曲，而是教育性節目!)廣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樣，按製度不同區別對待：對特種製度移民區播音二一三小時，對普通移民區則整日播送聲
此外還有學校!(那還用說!我們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會去的呀!)隻不過“一切都是形式主義的。是為了遮人耳目……人們是在棍棒驅趕下去學校的，學習興趣被加強管製棚打消了”，而且年輕的人們因為自己的衣著破舊“不好意思讓自由人女教師看見自己這副樣子”。
是的，對於囚犯來說，看到一個活女人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說。隻有根據戰後史達林和貝利亞實行的男女分別關押原則，才能對犯人進行正確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對成年犯人，對刑期長達幾十年的人更是如此。這個辦法在古拉格群島已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了。盡管整個人類世界都承認男女兩性間的互相作用是推動改良和發展的因素，但這個原則是古拉格群島所絕不能接受的，因為那樣一來勞改犯的生活就會“像是住療養院”了。而且，我們越是接近已經照亮半邊天的共產主義光輝，就越得堅決地把男女罪犯分開，隻有通過這種隔絕才能使他(她)們好好受點苦楚，從而得到改造。
在我們這個不是沒有公開性的、不是人民無權的時代，通過勞改移民區進行改造的這一整套製度也還受到社會的監督。是的，我們有監察委員會。讀者還沒有忘掉它吧，它並沒有被取消。
監察委員會是由“地方組織的代表”組成的。但實際上，在荒僻地區，在自由居民的村鎮上，除了行政領導的夫人們之外誰能參加這類委員會呢?它不過是隻會重複丈夫意見的娘兒們委員會而已。
但是，這個辦法在某些大城市卻有時會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區黨委委派女共產黨員加麗娜·彼得羅夫娜·菲利波娃參加敖德薩監獄的監察委員會。她極力推辭：“我可不願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黨有黨紀呀，她不得不參加。參加之後，她被這項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監獄裏看到了各種人，而且他們中間有多少無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經徹底悔改了呀!於是，她想出了一個辦法：不要監獄當局參加，她要同囚犯個別談話(這自然使監獄當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連幾個月都像仇人似的看著她，但後來終於改變了態度。她從此便常去監獄，一個星期去兩次，三次、四次。在監獄裏一直呆到晚點名，有時甚至假日也不休息。這時，那些派她來的人們當然就不很高興了。她向上級機關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況(刑法典上已經沒有這麽長的刑期了，但是人們卻還在服刑)，請求紫刑滿釋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況。上級機關或者對她的報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監禁場所管理局的局長，一位將軍，一九六三年曾極力使她相信，蘇聯國內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這位局長原來是“不知道”!)或者對她談的情況完全了解，然而堅決反對她的意見。接著便在烏克蘭共和國政府係統和按黨的係統開始對她進行迫害和誣陷了。她所在的那個委員會也因為不斷提意見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許人們妨礙古拉格群島的統治者們!不能允許人們妨礙實際工作者!讀者大概記得吧：“當時在那裏工作的人們現在還在那裏工作，或許人員增加了大約百分之十”，這不是我們剛剛從他們本人那裏了解到的嗎!?
但是，他們在思想上是否發生了某些變化?他們現在是否對自己看管的人們多少有了些憐憫之心?是的，所有報紙和雜誌都一再強調現在他們確實有憐憫之心了。我並沒有專門去尋找，但我們已在《文學報》上看到(第一章)葉爾采沃村的今天的勞改營主人對犯人是多麽關心備至了。另外，《文學報》還請移民區的首長發表了談話：(1964年3月3日)
“要批評(在勞改移民區裏)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對他們進行幫助就困難得多。而要選擇合適的人選——積極熱情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養的(還一定得有文化素養!)、對這項工作有興趣而且在這方麵有才幹的人選，那就更加困難……應該為這些人創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們要能在這裏結束本章該多好，就認定是這樣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靜，可以獻身藝術，還可以更安全地獻身於科學。但是，這些可詛咒的來信，這些揉皺了的、磨破了的、通過非法的“小道”從勞改營裏寄出來的信件卻不允許我結束它。那麽，這些忘恩負義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擔負著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獻給囚犯的人時，是怎麽說的呢?請看：
伊-恩寫道：“你把心裏的話全都掏給教育員，可是，你會覺得你的話像是碰在他的灰色軍大衣上反彈回來。這時，你恨不得想問他：‘對不起，您家那頭奶牛近來挺好吧?’因為這位教育員在牛棚裏花在奶牛身上的時間要比他用於教育對象的時間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種勞改營，列紹蒂。)
在上麵提到的全營大會之前，萬尼亞·阿列克謝耶夫還幹過這樣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課上舉手請求發言，然後站起來對講課人說，“您是內務部的軍官，我們這些人是囚犯，咱們都是在個人迷信時期犯了罪的。因此，我們和您同是人民的敵人。如今咱們都應該以自己的忘我勞動向蘇聯人民請罪。所以，我很嚴肅地建議您，少校公民，要堅決地走共產主義的路!”這件事被認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蘇情緒”，後來寫進了他的檔案。
這位阿列克謝耶夫從烏斯特維姆勞改營寄來一封內容廣泛的長信。信紙已經揉搓軟了，字跡也不清楚，我花了六個小時才看完它。這裏真是無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發出的這種一般性議論：“什麽人現在蹲在勞改移民區，蹲在這奴隸的貧民窟裏?這是被社會排擠出來的、人民中間最勇敢而不妥協的那個階層……是官僚集團把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淵的，因為它看到：如果這部分青年用關於社會公正的理論武裝起來的話，那將對官僚集團十分危險。”“囚犯是被排擠出來的無產階級的孩子，是勞改營的財產。”
另一個工具便是廣播，如果能正確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樂和愛情歌曲，而是教育性節目!)廣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樣，按製度不同區別對待：對特種製度移民區播音二一三小時，對普通移民區則整日播送聲
此外還有學校!(那還用說!我們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會去的呀!)隻不過“一切都是形式主義的。是為了遮人耳目……人們是在棍棒驅趕下去學校的，學習興趣被加強管製棚打消了”，而且年輕的人們因為自己的衣著破舊“不好意思讓自由人女教師看見自己這副樣子”。
是的，對於囚犯來說，看到一個活女人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說。隻有根據戰後史達林和貝利亞實行的男女分別關押原則，才能對犯人進行正確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對成年犯人，對刑期長達幾十年的人更是如此。這個辦法在古拉格群島已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了。盡管整個人類世界都承認男女兩性間的互相作用是推動改良和發展的因素，但這個原則是古拉格群島所絕不能接受的，因為那樣一來勞改犯的生活就會“像是住療養院”了。而且，我們越是接近已經照亮半邊天的共產主義光輝，就越得堅決地把男女罪犯分開，隻有通過這種隔絕才能使他(她)們好好受點苦楚，從而得到改造。
在我們這個不是沒有公開性的、不是人民無權的時代，通過勞改移民區進行改造的這一整套製度也還受到社會的監督。是的，我們有監察委員會。讀者還沒有忘掉它吧，它並沒有被取消。
監察委員會是由“地方組織的代表”組成的。但實際上，在荒僻地區，在自由居民的村鎮上，除了行政領導的夫人們之外誰能參加這類委員會呢?它不過是隻會重複丈夫意見的娘兒們委員會而已。
但是，這個辦法在某些大城市卻有時會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區黨委委派女共產黨員加麗娜·彼得羅夫娜·菲利波娃參加敖德薩監獄的監察委員會。她極力推辭：“我可不願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黨有黨紀呀，她不得不參加。參加之後，她被這項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監獄裏看到了各種人，而且他們中間有多少無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經徹底悔改了呀!於是，她想出了一個辦法：不要監獄當局參加，她要同囚犯個別談話(這自然使監獄當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連幾個月都像仇人似的看著她，但後來終於改變了態度。她從此便常去監獄，一個星期去兩次，三次、四次。在監獄裏一直呆到晚點名，有時甚至假日也不休息。這時，那些派她來的人們當然就不很高興了。她向上級機關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況(刑法典上已經沒有這麽長的刑期了，但是人們卻還在服刑)，請求紫刑滿釋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況。上級機關或者對她的報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監禁場所管理局的局長，一位將軍，一九六三年曾極力使她相信，蘇聯國內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這位局長原來是“不知道”!)或者對她談的情況完全了解，然而堅決反對她的意見。接著便在烏克蘭共和國政府係統和按黨的係統開始對她進行迫害和誣陷了。她所在的那個委員會也因為不斷提意見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許人們妨礙古拉格群島的統治者們!不能允許人們妨礙實際工作者!讀者大概記得吧：“當時在那裏工作的人們現在還在那裏工作，或許人員增加了大約百分之十”，這不是我們剛剛從他們本人那裏了解到的嗎!?
但是，他們在思想上是否發生了某些變化?他們現在是否對自己看管的人們多少有了些憐憫之心?是的，所有報紙和雜誌都一再強調現在他們確實有憐憫之心了。我並沒有專門去尋找，但我們已在《文學報》上看到(第一章)葉爾采沃村的今天的勞改營主人對犯人是多麽關心備至了。另外，《文學報》還請移民區的首長發表了談話：(1964年3月3日)
“要批評(在勞改移民區裏)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對他們進行幫助就困難得多。而要選擇合適的人選——積極熱情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養的(還一定得有文化素養!)、對這項工作有興趣而且在這方麵有才幹的人選，那就更加困難……應該為這些人創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們要能在這裏結束本章該多好，就認定是這樣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靜，可以獻身藝術，還可以更安全地獻身於科學。但是，這些可詛咒的來信，這些揉皺了的、磨破了的、通過非法的“小道”從勞改營裏寄出來的信件卻不允許我結束它。那麽，這些忘恩負義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擔負著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獻給囚犯的人時，是怎麽說的呢?請看：
伊-恩寫道：“你把心裏的話全都掏給教育員，可是，你會覺得你的話像是碰在他的灰色軍大衣上反彈回來。這時，你恨不得想問他：‘對不起，您家那頭奶牛近來挺好吧?’因為這位教育員在牛棚裏花在奶牛身上的時間要比他用於教育對象的時間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種勞改營，列紹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