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信件也同樣匯成了一片共同的喊聲。不過，這個聲音是在問：“那麽我們呢!!??”
要知道，報刊上圍繞我的那部小說掀起的一片鼓譟，是千方百計地適應獄外世界和國外的需要的，其總的調子是：“曾經發生過這類事，但這一切永遠不會重演了。”
正因為這樣，囚犯們便叫喊起來了：我們今天還被關在裏麵呀i條件還和原先一樣，怎麽能說不會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來信異口同聲地說：“從伊萬·傑尼索維奇的時候起到現在，什麽都沒有改變!”
“囚犯讀了您的小說，感到痛苦和委屈，因為現在一切仍舊是老樣子。”
“既然史達林時期頒布的判處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種法律依然有效，那麽到底什麽東西改變了呢?”
“既然我們今天又在無辜坐牢，那麽現在又是在搞誰的‘個人迷信’呢?”
“我們被藏在黑色煙霧中，誰也看不見我們。”
“為什麽沃爾科伏依這類人至今仍然逍遙法外?……他們還在擔任著我們的教育員呢!”
“從微末的看守到勞改營管理局的長官，全部同勞改營的存在有切身利害關係。看守人及為了羅織罪名、編造決定，便到處吹毛求疵，行動人員任意塗改囚犯們的案情材料……我們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們就像是奶油甜麵包，餵肥了那些生來就該教訓我們的、少廉寡恥的德行家們。當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裏也都不完全是人，我們現在不是一樣嗎?要想動員社會輿論起來反對我們。那是十分容易的，隻須寫上一篇《鐵窗裏麵的人》之類的文章就足夠了……第二天人們就會集會遊行，要求把我們扔進爐裏燒死。”
對。的確是這樣。
“您採取的立場正是起了他們的後衛部隊的作用!”——瓦尼亞·阿列克謝耶夫的這句話，對我來說，更是有如晴天霹靂。
所有這些來信都使我這個自命不凡的人認識到自己愧對所有的人：確實怪我這十年來喪失了對古拉格群島的痛切感。
對於他們，對於這些今天的囚犯來說，“我的那本小說如果沒有下文，如果我不繼續把他們的情況也說說，那本書就不成其為書，那裏所寫的真實也就不成其為真實了。必須把它說出來。說出來是為了求得改變!如果隻是說說，不談實質問題，不能使人有所作為，那麽這種話有什麽用?那不是無異於僻鄉黑夜裏遠方的犬吠聲嗎?
(我願意把我這種議論獻給我們那些現代派。告訴他們：我國人民向來是習慣於這樣理解文學作品的，而且他們不會很快丟掉這種習慣。何況，難道應該丟掉它嗎?)
於是，我清醒過來了。透過恢復名譽這層粉紅色的芳香雲霧，我又辨認出了龐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島的真麵目，看清了它那布滿崗樓的灰色輪廓。
我們的社會狀況酷似一個物理場。這個場的所有力線都從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這些力線都十分穩定，它們像是深深嵌進去了、變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們鬆動，不可能敲下或弄彎它們。任何進入這個場的電荷或物質都立即被輕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簡直不可能到達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萬頭公牛來拉。
今天，我那本小說早已被公開宣布為有害讀物，認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錯誤(“這是唯意誌論在文學中造成的惡果”)，它已成為社會上所有圖書館的禁書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島上隻要提一提伊萬·傑尼索維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當初呢?!當初，赫魯雪夫曾經緊握著我的手在一片掌聲中把我介紹給那三百名以蘇聯文藝界精華自詡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為“頭號新聞人物”，新聞記者們不辭勞苦地等在我的旅館房間門外;當初曾公開宣布：黨和政府“肯定這樣的作品”;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庭引為自豪的是它管我恢復了名譽，(現在大概又後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軍法官們曾在軍事法庭上宣布：勞改營裏的人們應該讀讀這本書!就在當時，那種沒有聲音、沒有形象、沒有名稱的場力便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作用，它頂住了——於是，我的書便停止不動了!!早在那時它就停住了!隻有極個別的勞改營合法地得到了這本書，通過勞改營文教科的圖書館允許人們借閱它。接著這本書便從圖書館藏書中被查禁。如果從外麵，從社會上寄給某人的印刷品郵件裏包括這本書，它立即被沒收。於是，自由工人們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帶進勞改營，每本向囚犯們索價五盧布，聽說甚至高達二十盧布(這是赫魯雪夫時期的盧布!這是索取囚犯們的錢!但是，凡領教過勞改營周圍社會的無恥作風的人，都不會感到奇怪人囚犯們帶著它提心弔膽，就像帶著自製的刀子一樣，躲過搜查，進入勞改營，白天藏起來，夜間偷偷閱讀。在北烏拉爾的某個勞改營裏，人們為了能夠長久地閱讀，給這本書包了一層金屬書皮。
既然那個無聲的、但卻為大家所接受的禁令已經深入到勞改營周圍的地區，對於囚犯們就更不必說了!北方鐵路線上的維斯車站有一個自由人婦女瑪麗婭·阿列耶娃給《文學報》寫了一篇書評，讚揚這部小說。不知是她把價投進信筒了，還是她粗心大意地把信放在桌上被別人看見了，總之，在她寫好評論五個小時之後，黨組織的書記希什金就把她叫去，指責她進行政治挑撥，(多麽會找詞兒!)當場便把她逮捕了。
在蒂拉斯波的第二勞改區有個囚犯叫涅多夫，是雕塑家。他是個雜役，閑時在屋裏用蠟泥塑造了一個囚犯的塑像。不料被區段的長官索洛江金大尉發現了：“你在給囚犯塑像?誰允許你幹的?這是反革命行為i”他說著便抓起塑像的腿，一扯兩半，扔在地上，“這都是因為你讀了什麽《伊萬·傑尼索維奇》的緣故!”(幸而他並沒有再用腳去踩那塑像。他走後，涅多夫把兩半塑像藏了起來。)索洛江金向上匯報了這件事，勞改營長官巴卡耶夫立即傳喚漢多夫。不過，漢多夫已經利用這段時間及時地在文教科找到了幾張報紙，記住了那上麵的幾句話。“我們要審判你!你這是唆使人們反對蘇維埃政權!”巴卡耶夫長官對涅多夫吼叫。(看來他們懂得一個囚犯的形象意味著什麽!)“請允許我說句話，長官公民!……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雪夫)說……還有，伊利喬夫同誌也說過……”“看你說話的樣子，像是要同我們平起平坐?!”但巴卡耶夫也隻好嘆一口氣。涅多夫在經過半年之後才敢把那兩半塑像拿出來，粘到一起，用巴比脫合金鑄好，終於通過一個自由工人把它送出了營區。
開始在整個第二勞改區搜查《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了。生活區進行了全麵大搜查。沒有找到。有一次涅多夫想捉弄他們一下：一天晚上，他拿著一本捷維凱良寫的《花崗石豈能熔化戶偷偷看，裝作故意不讓屋裏的人們看見的樣子，並且當著眼線的麵故意請夥伴們把自己擋住，而他坐的位置恰好從窗外可以看到。不一會兒就有人去匯報了。突然三名看守沖了進來。(第四個看守在窗外監視著，看他把書遞給誰!)這下子可找到了!把書拿到看守辦公室去，鎖進了保險櫃。看守奇日克帶著一大串鑰匙，兩手叉腰說：“涅多夫，查到了你的書!哼!等著去監獄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值班軍官一看：“哎!笨蛋!……去還給他!”
要知道，報刊上圍繞我的那部小說掀起的一片鼓譟，是千方百計地適應獄外世界和國外的需要的，其總的調子是：“曾經發生過這類事，但這一切永遠不會重演了。”
正因為這樣，囚犯們便叫喊起來了：我們今天還被關在裏麵呀i條件還和原先一樣，怎麽能說不會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來信異口同聲地說：“從伊萬·傑尼索維奇的時候起到現在，什麽都沒有改變!”
“囚犯讀了您的小說，感到痛苦和委屈，因為現在一切仍舊是老樣子。”
“既然史達林時期頒布的判處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種法律依然有效，那麽到底什麽東西改變了呢?”
“既然我們今天又在無辜坐牢，那麽現在又是在搞誰的‘個人迷信’呢?”
“我們被藏在黑色煙霧中，誰也看不見我們。”
“為什麽沃爾科伏依這類人至今仍然逍遙法外?……他們還在擔任著我們的教育員呢!”
“從微末的看守到勞改營管理局的長官，全部同勞改營的存在有切身利害關係。看守人及為了羅織罪名、編造決定，便到處吹毛求疵，行動人員任意塗改囚犯們的案情材料……我們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們就像是奶油甜麵包，餵肥了那些生來就該教訓我們的、少廉寡恥的德行家們。當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裏也都不完全是人，我們現在不是一樣嗎?要想動員社會輿論起來反對我們。那是十分容易的，隻須寫上一篇《鐵窗裏麵的人》之類的文章就足夠了……第二天人們就會集會遊行，要求把我們扔進爐裏燒死。”
對。的確是這樣。
“您採取的立場正是起了他們的後衛部隊的作用!”——瓦尼亞·阿列克謝耶夫的這句話，對我來說，更是有如晴天霹靂。
所有這些來信都使我這個自命不凡的人認識到自己愧對所有的人：確實怪我這十年來喪失了對古拉格群島的痛切感。
對於他們，對於這些今天的囚犯來說，“我的那本小說如果沒有下文，如果我不繼續把他們的情況也說說，那本書就不成其為書，那裏所寫的真實也就不成其為真實了。必須把它說出來。說出來是為了求得改變!如果隻是說說，不談實質問題，不能使人有所作為，那麽這種話有什麽用?那不是無異於僻鄉黑夜裏遠方的犬吠聲嗎?
(我願意把我這種議論獻給我們那些現代派。告訴他們：我國人民向來是習慣於這樣理解文學作品的，而且他們不會很快丟掉這種習慣。何況，難道應該丟掉它嗎?)
於是，我清醒過來了。透過恢復名譽這層粉紅色的芳香雲霧，我又辨認出了龐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島的真麵目，看清了它那布滿崗樓的灰色輪廓。
我們的社會狀況酷似一個物理場。這個場的所有力線都從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這些力線都十分穩定，它們像是深深嵌進去了、變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們鬆動，不可能敲下或弄彎它們。任何進入這個場的電荷或物質都立即被輕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簡直不可能到達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萬頭公牛來拉。
今天，我那本小說早已被公開宣布為有害讀物，認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錯誤(“這是唯意誌論在文學中造成的惡果”)，它已成為社會上所有圖書館的禁書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島上隻要提一提伊萬·傑尼索維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當初呢?!當初，赫魯雪夫曾經緊握著我的手在一片掌聲中把我介紹給那三百名以蘇聯文藝界精華自詡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為“頭號新聞人物”，新聞記者們不辭勞苦地等在我的旅館房間門外;當初曾公開宣布：黨和政府“肯定這樣的作品”;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庭引為自豪的是它管我恢復了名譽，(現在大概又後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軍法官們曾在軍事法庭上宣布：勞改營裏的人們應該讀讀這本書!就在當時，那種沒有聲音、沒有形象、沒有名稱的場力便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作用，它頂住了——於是，我的書便停止不動了!!早在那時它就停住了!隻有極個別的勞改營合法地得到了這本書，通過勞改營文教科的圖書館允許人們借閱它。接著這本書便從圖書館藏書中被查禁。如果從外麵，從社會上寄給某人的印刷品郵件裏包括這本書，它立即被沒收。於是，自由工人們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帶進勞改營，每本向囚犯們索價五盧布，聽說甚至高達二十盧布(這是赫魯雪夫時期的盧布!這是索取囚犯們的錢!但是，凡領教過勞改營周圍社會的無恥作風的人，都不會感到奇怪人囚犯們帶著它提心弔膽，就像帶著自製的刀子一樣，躲過搜查，進入勞改營，白天藏起來，夜間偷偷閱讀。在北烏拉爾的某個勞改營裏，人們為了能夠長久地閱讀，給這本書包了一層金屬書皮。
既然那個無聲的、但卻為大家所接受的禁令已經深入到勞改營周圍的地區，對於囚犯們就更不必說了!北方鐵路線上的維斯車站有一個自由人婦女瑪麗婭·阿列耶娃給《文學報》寫了一篇書評，讚揚這部小說。不知是她把價投進信筒了，還是她粗心大意地把信放在桌上被別人看見了，總之，在她寫好評論五個小時之後，黨組織的書記希什金就把她叫去，指責她進行政治挑撥，(多麽會找詞兒!)當場便把她逮捕了。
在蒂拉斯波的第二勞改區有個囚犯叫涅多夫，是雕塑家。他是個雜役，閑時在屋裏用蠟泥塑造了一個囚犯的塑像。不料被區段的長官索洛江金大尉發現了：“你在給囚犯塑像?誰允許你幹的?這是反革命行為i”他說著便抓起塑像的腿，一扯兩半，扔在地上，“這都是因為你讀了什麽《伊萬·傑尼索維奇》的緣故!”(幸而他並沒有再用腳去踩那塑像。他走後，涅多夫把兩半塑像藏了起來。)索洛江金向上匯報了這件事，勞改營長官巴卡耶夫立即傳喚漢多夫。不過，漢多夫已經利用這段時間及時地在文教科找到了幾張報紙，記住了那上麵的幾句話。“我們要審判你!你這是唆使人們反對蘇維埃政權!”巴卡耶夫長官對涅多夫吼叫。(看來他們懂得一個囚犯的形象意味著什麽!)“請允許我說句話，長官公民!……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雪夫)說……還有，伊利喬夫同誌也說過……”“看你說話的樣子，像是要同我們平起平坐?!”但巴卡耶夫也隻好嘆一口氣。涅多夫在經過半年之後才敢把那兩半塑像拿出來，粘到一起，用巴比脫合金鑄好，終於通過一個自由工人把它送出了營區。
開始在整個第二勞改區搜查《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了。生活區進行了全麵大搜查。沒有找到。有一次涅多夫想捉弄他們一下：一天晚上，他拿著一本捷維凱良寫的《花崗石豈能熔化戶偷偷看，裝作故意不讓屋裏的人們看見的樣子，並且當著眼線的麵故意請夥伴們把自己擋住，而他坐的位置恰好從窗外可以看到。不一會兒就有人去匯報了。突然三名看守沖了進來。(第四個看守在窗外監視著，看他把書遞給誰!)這下子可找到了!把書拿到看守辦公室去，鎖進了保險櫃。看守奇日克帶著一大串鑰匙，兩手叉腰說：“涅多夫，查到了你的書!哼!等著去監獄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值班軍官一看：“哎!笨蛋!……去還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