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們就是這樣閱讀“黨和政府肯定的作品”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蘇聯政府曾發表聲明，聲明中有這樣的話：“那些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罪人，無論在什麽時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逃脫正義的懲罰……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的法西斯殺人犯的暴行是無與倫比的。”
當時發表這個聲明，是為了對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施加壓力，因為西德正準備批準適用二十年的“時效”期限。
可他們就是不想審判自己，盡管他們自己也曾“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
我國發表了許多文章，大談懲罰在逃的西德戰犯之重要。有的文章探討對納粹分子曾進行過怎樣的思想訓練，才能使他們覺得大規模屠殺是自然的、符合道德的?有人簡直成了寫這類文章的專家。如今立法者尋求辯護說，判決不是他們執行的，而執行者說，法不是他們立的。
這聲音多麽熟悉啊!……剛才還看到我們那些實際工作者們的來信上說：“把囚犯關進勞改營……是在執行法院的判決嘛!……警衛人員並不知道哪個囚犯為了什麽事坐牢。”
不，如果你們是人的話，你們就應該設法知道才對!正因為你們對於自己所看守的人們既沒有用一般公民的眼光，也沒有用十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才把你們稱為惡棍的!難道納粹分子不也是在執行命令嗎?難道納粹分子不是也曾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他們的雅利安種族嗎?
自然，我國的偵查員們也會毫不猶豫地(他們確實也沒有猶豫，而是立即)反問：那麽囚犯們自己為什麽要把供?我們嚴刑拷問他們的時候，他們應該堅貞不屈嘛!為什麽告密的人會提供假情況?我們是把這些告密看作證人證詞，作為依據的呀!
這些人也有過很短一段時間感到不安。前麵我們曾談到b·h·伊利英(前國家安全部的中將)，他在說起斯托爾布諾夫斯基(審訊戈爾巴托夫將軍的偵查員、將軍提到過他)時說：“哎呀呀，一真糟糕1他現在的b子可真不好過，雖說他拿的養老金不少。”正因為這樣，紮哈羅娃才不得不寫文章的，她害怕的是，這樣下去將會對所有的人開刀了。於是她寫了一篇文章，極力為曾經被李亞科夫“抹了黑”的利霍舍爾斯托夫(!)大尉辯護，她激動地說：“他現在也還有大尉軍籍，擔任著黨組織的書記(!)，在農業移民區工作。大家可以設想一下，當有人寫這類東西攻擊他時，他的工作會遇到多大困難!據傳說，要開始審查利霍舍爾斯托夫，甚至要追究(!)他的責任。訪問：這是為什麽?假如這僅僅是‘傳說’還倒好，可是並不排除他們真下手的可能性呀。這就會在內務部的工作人員中間造成真正的混亂!難道因為他執行了上級的所有指示就對他進行審查嗎?是要求他現在去替那些下達過指示的人負責嗎?這太妙了!讓小兵當替罪羊!”
但是，這惶惶不安的狀況很快就過去了。不，誰也不必負責。不必審查任何人。
也許，個別機關的人員編製有所削減。但是，暫時忍耐一下嘛!將來會擴充的!暫時可以先讓那些還沒有退休資格或者需要工作到退休年齡的國家安全人員去當作家、當記者、當編輯、當反宗教宣講員和思想工作人員嘛!有些人還可以去噹噹廠長、經理。改頭換麵之後，他們仍舊是要領導我們的。這樣更可靠些。(至於願意退休的人，就讓他去享清福好了。例如，退役中校胡爾堅科就是這樣。中校i這個官可不小!大概總指揮過一個團吧?不，他是一九三八年從一名普通監獄看守起家的，隻靠拿著強迫灌食的軟管折磨囚犯便升到了中校!)
而在各個檔案部門裏，則正不慌不忙地翻閱並且銷毀一切多餘的文件：被處決的囚犯名單、送懲戒隔離室和加強管製棚的批示、勞改營裏的偵查材料。眼線的告密信、關於.“實際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的多餘材料等等。還有衛生所和會計室也都得進行清理，那裏也有多餘的文件、材料、不應留下的痕跡……
……我們將會來默默參加筵席。
在世時我們不配來到你們這裏。
今天，我們已死去，並不言語，
但，死去的我們仍使你們恐懼!
(維克林麗佳·格，科雷馬女囚)
照這樣看來，真的，怎麽總是怨小兵們，怨小兵們呢!?那麽，運動指揮部呢?比看守、警衛士兵、實際工作人員更高些的人們呢?那些隻須用手指指點點的人呢?那些隻從講台上發出幾句指示的人呢?……
讓我再問一次：你們是怎麽說的?——“那些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罪人……無論在什麽時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正義的懲罰……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的……無與倫比的……”
噓!噓!不許作聲!正因為這樣，才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的思想工作會議(一個關於如何指導我們思想的秘密會議)的講台上宣布：“現在是時候了，‘人民的敵人’這個既有用而又正確的概念應該恢復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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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統治者易人，群島依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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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特種勞改營是史達林晚期思想的一個得意之作。經過教育改造方麵和懲罰方麵的多方探索，才終於產生了這個成熟的傑作。這是一個色彩單調的、被無情的折磨肢解的、編了囚犯號碼的組織;心理上它早已經脫離祖國這個母體;它隻有入口而沒有出口;它吞進來的隻是敵人，送出去的隻是它生產的財富和屍體。如果那位“高瞻遠矚的建築師”看到自己這一偉大體製如今竟也遭到破產，他這位設計人所感受的痛苦該會有多麽深啊，我們甚至難以想像。其實，他生前這個體製就早已經開始顫動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處出現裂痕。但是，看來，他並不了解這些，因為人們出於謹慎而不敢向他報告。特種勞改營這個體製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呆滯少動，趨於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內部溫度卻在迅速升高，幾年之間就達到了火山熔岩的狀態。假如那位“泰鬥”再多活一年半載，就無論如何不可能再對他隱瞞這些小爆炸了，那麽，這就必然會給他那老邁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項沉重負擔，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擇。要麽放棄這個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種勞改營打亂混編起來，或者相反，有步驟地把所有按字母表排號的千千萬萬囚犯統統槍殺，從而使這個主意能夠功德圓滿。
但是，這位“大思想家”在人們的失聲痛哭聲中死得稍微早了些。並且，他死去不久，就用他那正在變得僵硬的手一把拉住自己那個老搭檔——當時還是紅光滿麵、精力充沛、意誌堅定、掌管著最廣泛、最錯綜複雜、最棘手的內部事務的部長貝利亞，並把他咕咚一聲拉倒在地，拖帶走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蘇聯政府曾發表聲明，聲明中有這樣的話：“那些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罪人，無論在什麽時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逃脫正義的懲罰……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的法西斯殺人犯的暴行是無與倫比的。”
當時發表這個聲明，是為了對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施加壓力，因為西德正準備批準適用二十年的“時效”期限。
可他們就是不想審判自己，盡管他們自己也曾“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
我國發表了許多文章，大談懲罰在逃的西德戰犯之重要。有的文章探討對納粹分子曾進行過怎樣的思想訓練，才能使他們覺得大規模屠殺是自然的、符合道德的?有人簡直成了寫這類文章的專家。如今立法者尋求辯護說，判決不是他們執行的，而執行者說，法不是他們立的。
這聲音多麽熟悉啊!……剛才還看到我們那些實際工作者們的來信上說：“把囚犯關進勞改營……是在執行法院的判決嘛!……警衛人員並不知道哪個囚犯為了什麽事坐牢。”
不，如果你們是人的話，你們就應該設法知道才對!正因為你們對於自己所看守的人們既沒有用一般公民的眼光，也沒有用十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才把你們稱為惡棍的!難道納粹分子不也是在執行命令嗎?難道納粹分子不是也曾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他們的雅利安種族嗎?
自然，我國的偵查員們也會毫不猶豫地(他們確實也沒有猶豫，而是立即)反問：那麽囚犯們自己為什麽要把供?我們嚴刑拷問他們的時候，他們應該堅貞不屈嘛!為什麽告密的人會提供假情況?我們是把這些告密看作證人證詞，作為依據的呀!
這些人也有過很短一段時間感到不安。前麵我們曾談到b·h·伊利英(前國家安全部的中將)，他在說起斯托爾布諾夫斯基(審訊戈爾巴托夫將軍的偵查員、將軍提到過他)時說：“哎呀呀，一真糟糕1他現在的b子可真不好過，雖說他拿的養老金不少。”正因為這樣，紮哈羅娃才不得不寫文章的，她害怕的是，這樣下去將會對所有的人開刀了。於是她寫了一篇文章，極力為曾經被李亞科夫“抹了黑”的利霍舍爾斯托夫(!)大尉辯護，她激動地說：“他現在也還有大尉軍籍，擔任著黨組織的書記(!)，在農業移民區工作。大家可以設想一下，當有人寫這類東西攻擊他時，他的工作會遇到多大困難!據傳說，要開始審查利霍舍爾斯托夫，甚至要追究(!)他的責任。訪問：這是為什麽?假如這僅僅是‘傳說’還倒好，可是並不排除他們真下手的可能性呀。這就會在內務部的工作人員中間造成真正的混亂!難道因為他執行了上級的所有指示就對他進行審查嗎?是要求他現在去替那些下達過指示的人負責嗎?這太妙了!讓小兵當替罪羊!”
但是，這惶惶不安的狀況很快就過去了。不，誰也不必負責。不必審查任何人。
也許，個別機關的人員編製有所削減。但是，暫時忍耐一下嘛!將來會擴充的!暫時可以先讓那些還沒有退休資格或者需要工作到退休年齡的國家安全人員去當作家、當記者、當編輯、當反宗教宣講員和思想工作人員嘛!有些人還可以去噹噹廠長、經理。改頭換麵之後，他們仍舊是要領導我們的。這樣更可靠些。(至於願意退休的人，就讓他去享清福好了。例如，退役中校胡爾堅科就是這樣。中校i這個官可不小!大概總指揮過一個團吧?不，他是一九三八年從一名普通監獄看守起家的，隻靠拿著強迫灌食的軟管折磨囚犯便升到了中校!)
而在各個檔案部門裏，則正不慌不忙地翻閱並且銷毀一切多餘的文件：被處決的囚犯名單、送懲戒隔離室和加強管製棚的批示、勞改營裏的偵查材料。眼線的告密信、關於.“實際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的多餘材料等等。還有衛生所和會計室也都得進行清理，那裏也有多餘的文件、材料、不應留下的痕跡……
……我們將會來默默參加筵席。
在世時我們不配來到你們這裏。
今天，我們已死去，並不言語，
但，死去的我們仍使你們恐懼!
(維克林麗佳·格，科雷馬女囚)
照這樣看來，真的，怎麽總是怨小兵們，怨小兵們呢!?那麽，運動指揮部呢?比看守、警衛士兵、實際工作人員更高些的人們呢?那些隻須用手指指點點的人呢?那些隻從講台上發出幾句指示的人呢?……
讓我再問一次：你們是怎麽說的?——“那些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罪人……無論在什麽時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正義的懲罰……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的……無與倫比的……”
噓!噓!不許作聲!正因為這樣，才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的思想工作會議(一個關於如何指導我們思想的秘密會議)的講台上宣布：“現在是時候了，‘人民的敵人’這個既有用而又正確的概念應該恢復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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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特種勞改營是史達林晚期思想的一個得意之作。經過教育改造方麵和懲罰方麵的多方探索，才終於產生了這個成熟的傑作。這是一個色彩單調的、被無情的折磨肢解的、編了囚犯號碼的組織;心理上它早已經脫離祖國這個母體;它隻有入口而沒有出口;它吞進來的隻是敵人，送出去的隻是它生產的財富和屍體。如果那位“高瞻遠矚的建築師”看到自己這一偉大體製如今竟也遭到破產，他這位設計人所感受的痛苦該會有多麽深啊，我們甚至難以想像。其實，他生前這個體製就早已經開始顫動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處出現裂痕。但是，看來，他並不了解這些，因為人們出於謹慎而不敢向他報告。特種勞改營這個體製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呆滯少動，趨於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內部溫度卻在迅速升高，幾年之間就達到了火山熔岩的狀態。假如那位“泰鬥”再多活一年半載，就無論如何不可能再對他隱瞞這些小爆炸了，那麽，這就必然會給他那老邁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項沉重負擔，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擇。要麽放棄這個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種勞改營打亂混編起來，或者相反，有步驟地把所有按字母表排號的千千萬萬囚犯統統槍殺，從而使這個主意能夠功德圓滿。
但是，這位“大思想家”在人們的失聲痛哭聲中死得稍微早了些。並且，他死去不久，就用他那正在變得僵硬的手一把拉住自己那個老搭檔——當時還是紅光滿麵、精力充沛、意誌堅定、掌管著最廣泛、最錯綜複雜、最棘手的內部事務的部長貝利亞，並把他咕咚一聲拉倒在地，拖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