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好比把奧斯威辛死亡營的犧牲者和過去的警衛隊長們放在一起開個雜貨鋪一樣.
文學界也有大告密者。埃爾斯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誰都了解這兩個人，可誰也不敢碰他們，曾經策劃過把他們趕出作家協會。白費力!更不必說撤銷他們的職務了。根本談不到開除出黨。
一九二六年製定我國刑法典時，就認為用誹謗殺人要比用刀殺人的罪責輕得多，應該寬恕，所以對這種罪的量刑隻相當於用刀殺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沒想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會有人利用“誹謗”這種資產階級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條規定：對於有意誣告，提供偽證，並有：1對嚴重罪行的指控;2抱有私利目的;3偽造罪證行為的人，處以……兩年以下的徒刑。也許就隻判六個月。
起草這一條文的人要麽是白癡，要麽就是非常有遠見的。
我認為他們是很有遠見的。
從那時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史達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羅希洛夫”大赦)都沒有忘記把這一條包括進去。他們當然關心自己那些積極分子們嘛!
另外，不是還有個“時效”問題嗎!如果說別人(根據第五十八條)誣告了你，那就不論“時效”了。而如果你誣告了別人，那麽可以應用“時效”這一條，我們要保護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爾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徹頭徹尾的假證詞製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親和她的兩個哥哥同時被捕，罪狀是什麽“殺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殺害。三個男人全在獄中被折磨死了(都沒有招供)，安娜在獄中被關了十年。而那個被“殺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無恙。安娜出獄後要求覆審並恢復名譽，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檢察長對她的答覆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確的。覆審沒有根據。”後來終於給安娜恢復了名譽。這時，不知疲倦的斯克裏普尼科娃替安娜寫了一份控訴狀，要求追究偽證者的法律責任。蘇聯檢察長格·捷列霍夫對此訴狀的答覆是：鑑於時效，此案無法追訴……
二十年代曾經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據沙皇法庭的判決處決過民意黨人的無知莊稼漢搜索出來，揪到法院，判處槍決。那些莊稼人不是自己人，對他們不必講“時效”。今天的告密者是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嘛!
囚犯們獲釋後來到的自由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多少眾所周知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沒有受到審判，沒有受到懲罰呀!歷史上難道能找到這種先例嗎?
既然如此，還有什麽好東西可期待呢?從這種惡臭中能生長出什麽東西來呢?
古拉格群島這個惡毒的主意結出了多麽豐碩的果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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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 史達林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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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兇殺……的事。”
《新約·啟示錄》第九章 第二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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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到如今，左右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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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將來人們是會談起我們的。我們對此並沒有喪失希望。因為凡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其真相遲早總會為人們所知。但是，原來沒想此事絕不會很快發生，總要等到我們這些人大部分去世之後，而且將是在環境完全改觀的時候。我把自己看作古拉格群島史的編纂者，一直在寫啊，寫。可是，對於生前能看到它問世，我並沒有抱多大希望。
歷史的進程經常以其意外轉變使我們吃驚，就連最有洞察力的人也不例外。我們未能預見到這一切將會怎樣發生。並沒有覺察到有什麽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是，竟然一切都突然顫動起來，開始有所進展了。於是，剎那間，通向這個社會的深淵的門扉仿佛微微開了一道小縫兒，而且有兩三隻真理的小鳥居然趁著那門扉還沒有重新長久地關閉之前得以飛了出來。
我有多少前輩未能寫到底，寫出的東西未能保存下來啊!他們未能堅持到最後，未能攀登到上麵來!而這種幸福卻落到了我的頭上：我得以在鐵門扉重新關閉之前，從它的縫隙裏把極少的一點真相第一次傳遞到外麵去。
立刻，這點真相，好似由反物質所包圍的物質一樣，爆炸了!
它爆炸了，隨之發生的是讀者來信的激流滾滾而來，盡管這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接著便是報刊文章的激流衝過來了，但那激流是透過咬牙切齒聲、壓抑著憎恨和滿心不快衝過來的，這樣一些滿篇讚揚俗套的官樣文章委實令人厭惡。
當從前蹲過監獄的人們聽到所有報紙一齊發出的這片叫好聲，得知有一本關於勞改營的小說“問世並受到報界吹捧時，他們一致斷定：“這又是杜撰!難為他們想得出還要借這個題目來造謠!”的確，要說我們那些通常言過其實的報紙會突然熱心地讚揚起真理來，這確實無論如何也很難設想!有些人則對我的那本小說幹脆連看也不看一眼。
可是，當他們一旦開始談它的時候，卻不約而同地拚發出一片呻吟聲——那是喜悅的呻吟，也是痛苦的呻吟。於是，信件又像雪片一般飛來了。
這些來信我都保存著。我國同胞們是極少有機會說出自己對社會
問題的看法的，以前的囚犯尤其如此。要知道，他們曾經多少次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信念，曾經受過多少次欺騙啊!但是，這一次他們相信了：一個真理的紀元終於開始。現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說話，可以大膽地寫作了!
但是，當然，他們又一次受騙了。這已是第多少次了啊!……
“真理取得了勝利，但是遲了!”他們這樣寫道。
實際上甚至比這還要遲，因為它根本沒有取得勝利……
自然，確實有一些頭腦清醒的人，他們不肯在信尾署名(餘生無幾，我還要自已保重呢!”)，或者就在報紙上吹捧得最厲害的時候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很奇怪，沃爾科伏依怎麽會同意你發表這部小說的?我很不放心，你現在是否又被關進了加強管製工棚?請速回信。……”或者就幹脆問道：“怎麽搞的?怎麽還沒有把你和特瓦爾多夫斯基”關起來月
就是這樣。是他們的捕獸夾子卡住了，一時沒有發動起來。那麽.沃爾科伏依之流該怎麽辦呢?隻好也抄起筆來，也寫信，或者就給報紙寄反駁文章。他們中間有些人還確實有點文采呢!
從這第二種來信的洪流中，我們懂得了應該怎樣稱呼這些人，也就是知道了這些人自己是怎樣稱呼自己的。過去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恰當的詞，曾把他們叫做什麽“勞改營的統治者”、“勞改營主人”或“勞改營首長”。不，他們叫“實際工作者”!噢，這個詞可太漂亮，太妙了!要說是“契卡工作人員”吧，也不大貼切，於是他們自己找到了“實際工作者”這個詞。
文學界也有大告密者。埃爾斯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誰都了解這兩個人，可誰也不敢碰他們，曾經策劃過把他們趕出作家協會。白費力!更不必說撤銷他們的職務了。根本談不到開除出黨。
一九二六年製定我國刑法典時，就認為用誹謗殺人要比用刀殺人的罪責輕得多，應該寬恕，所以對這種罪的量刑隻相當於用刀殺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沒想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會有人利用“誹謗”這種資產階級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條規定：對於有意誣告，提供偽證，並有：1對嚴重罪行的指控;2抱有私利目的;3偽造罪證行為的人，處以……兩年以下的徒刑。也許就隻判六個月。
起草這一條文的人要麽是白癡，要麽就是非常有遠見的。
我認為他們是很有遠見的。
從那時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史達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羅希洛夫”大赦)都沒有忘記把這一條包括進去。他們當然關心自己那些積極分子們嘛!
另外，不是還有個“時效”問題嗎!如果說別人(根據第五十八條)誣告了你，那就不論“時效”了。而如果你誣告了別人，那麽可以應用“時效”這一條，我們要保護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爾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徹頭徹尾的假證詞製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親和她的兩個哥哥同時被捕，罪狀是什麽“殺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殺害。三個男人全在獄中被折磨死了(都沒有招供)，安娜在獄中被關了十年。而那個被“殺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無恙。安娜出獄後要求覆審並恢復名譽，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檢察長對她的答覆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確的。覆審沒有根據。”後來終於給安娜恢復了名譽。這時，不知疲倦的斯克裏普尼科娃替安娜寫了一份控訴狀，要求追究偽證者的法律責任。蘇聯檢察長格·捷列霍夫對此訴狀的答覆是：鑑於時效，此案無法追訴……
二十年代曾經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據沙皇法庭的判決處決過民意黨人的無知莊稼漢搜索出來，揪到法院，判處槍決。那些莊稼人不是自己人，對他們不必講“時效”。今天的告密者是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嘛!
囚犯們獲釋後來到的自由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多少眾所周知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沒有受到審判，沒有受到懲罰呀!歷史上難道能找到這種先例嗎?
既然如此，還有什麽好東西可期待呢?從這種惡臭中能生長出什麽東西來呢?
古拉格群島這個惡毒的主意結出了多麽豐碩的果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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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將來人們是會談起我們的。我們對此並沒有喪失希望。因為凡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其真相遲早總會為人們所知。但是，原來沒想此事絕不會很快發生，總要等到我們這些人大部分去世之後，而且將是在環境完全改觀的時候。我把自己看作古拉格群島史的編纂者，一直在寫啊，寫。可是，對於生前能看到它問世，我並沒有抱多大希望。
歷史的進程經常以其意外轉變使我們吃驚，就連最有洞察力的人也不例外。我們未能預見到這一切將會怎樣發生。並沒有覺察到有什麽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是，竟然一切都突然顫動起來，開始有所進展了。於是，剎那間，通向這個社會的深淵的門扉仿佛微微開了一道小縫兒，而且有兩三隻真理的小鳥居然趁著那門扉還沒有重新長久地關閉之前得以飛了出來。
我有多少前輩未能寫到底，寫出的東西未能保存下來啊!他們未能堅持到最後，未能攀登到上麵來!而這種幸福卻落到了我的頭上：我得以在鐵門扉重新關閉之前，從它的縫隙裏把極少的一點真相第一次傳遞到外麵去。
立刻，這點真相，好似由反物質所包圍的物質一樣，爆炸了!
它爆炸了，隨之發生的是讀者來信的激流滾滾而來，盡管這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接著便是報刊文章的激流衝過來了，但那激流是透過咬牙切齒聲、壓抑著憎恨和滿心不快衝過來的，這樣一些滿篇讚揚俗套的官樣文章委實令人厭惡。
當從前蹲過監獄的人們聽到所有報紙一齊發出的這片叫好聲，得知有一本關於勞改營的小說“問世並受到報界吹捧時，他們一致斷定：“這又是杜撰!難為他們想得出還要借這個題目來造謠!”的確，要說我們那些通常言過其實的報紙會突然熱心地讚揚起真理來，這確實無論如何也很難設想!有些人則對我的那本小說幹脆連看也不看一眼。
可是，當他們一旦開始談它的時候，卻不約而同地拚發出一片呻吟聲——那是喜悅的呻吟，也是痛苦的呻吟。於是，信件又像雪片一般飛來了。
這些來信我都保存著。我國同胞們是極少有機會說出自己對社會
問題的看法的，以前的囚犯尤其如此。要知道，他們曾經多少次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信念，曾經受過多少次欺騙啊!但是，這一次他們相信了：一個真理的紀元終於開始。現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說話，可以大膽地寫作了!
但是，當然，他們又一次受騙了。這已是第多少次了啊!……
“真理取得了勝利，但是遲了!”他們這樣寫道。
實際上甚至比這還要遲，因為它根本沒有取得勝利……
自然，確實有一些頭腦清醒的人，他們不肯在信尾署名(餘生無幾，我還要自已保重呢!”)，或者就在報紙上吹捧得最厲害的時候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很奇怪，沃爾科伏依怎麽會同意你發表這部小說的?我很不放心，你現在是否又被關進了加強管製工棚?請速回信。……”或者就幹脆問道：“怎麽搞的?怎麽還沒有把你和特瓦爾多夫斯基”關起來月
就是這樣。是他們的捕獸夾子卡住了，一時沒有發動起來。那麽.沃爾科伏依之流該怎麽辦呢?隻好也抄起筆來，也寫信，或者就給報紙寄反駁文章。他們中間有些人還確實有點文采呢!
從這第二種來信的洪流中，我們懂得了應該怎樣稱呼這些人，也就是知道了這些人自己是怎樣稱呼自己的。過去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恰當的詞，曾把他們叫做什麽“勞改營的統治者”、“勞改營主人”或“勞改營首長”。不，他們叫“實際工作者”!噢，這個詞可太漂亮，太妙了!要說是“契卡工作人員”吧，也不大貼切，於是他們自己找到了“實際工作者”這個詞。